饮食·精神·和合:葛亮长篇小说《燕食记》的间性价值

葛亮的《燕食记》笔触深入近代岭南的聚散流徙,以饮食“间性”形象地彰显了国人的生存观念和生活哲学。小说上中下三阙分别以般若素筵、莲蓉月饼、粤沪合璧等岭南饮食和特色美食的他者形象,对话人间情谊、气节操守、孝亲礼数等主体精神和文化内容,实现个体本能、物质欲望和理想情怀的关联和平衡,指向和合共生的文化诉求与生活理想。岭南饮食叙事被赋予了形而下和形而上的双重意味,具有十分重要的当代文化建构价值和生活实践意义。

在“情”的层面对梁衡的阐释——从董岩《孤帆觅渡》一书谈起

梁衡对于读、对于写、对于研的情感反应,均已达到“痴”的程度,产生了诸多新闻名作、散文名作以及新闻、文学新的理论,被选入中小学课本与其他教材的《晋祠》《夏感》《青山不老》等达70多篇次。尤其在“政治散文”上独擎一帜,开创了散文创作的新渠道,《觅渡,觅渡,渡何处?》与理论之作《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兼谈文学与政治》等文引发了轰动。他待人以善、待人以诚的友情之健康、之纯净以及友情延伸到微观层面的职业情、乡土情,宏观层面的民众情、民族情、国家情等之浓郁,均有可赞的社会价值。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高素质农民培养:基于梁漱溟与晏阳初农民教育思想的比较及启示

梁漱溟与晏阳初作为近代乡村教育运动的典型代表,为农民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与践行措施,但两者在农民教育推进上有本质的区别。梁漱溟农民教育思想主要依托于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社会本位教育与古法改革式教育;晏阳初农民教育思想则主要以西方文化为参考,注重以人为本教育与西方现代式教育。通过比较梁漱溟与晏阳初农民教育思想,分析两者在农民教育方面的异同,可以为乡村振兴视域下的高素质农民培养提供现实启示:重视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坚持知识与技能教育并举,打造一支高素质师资队伍。

诸葛亮《答李严书》考析

《北堂书钞》收录有诸葛亮《答李严书》“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一信,学界对于“八十万斛”记载的真实性以及“妾无副服”的理解都存有争议。根据对书信撰写时代背景和文献的分析,“八十万斛”应为“八千斛”之误。“妾”应专指姬妾,“副”指多余的,“妾无副服”即是姬妾没有富余的衣服。同时,由于该书与诸葛亮《答李严(劝受九锡)书》的写作时间非常接近,且二书内容上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故二者或为同一封书信,均作于蜀汉建兴七年(229)。

西北至东北之间:前凉与代、前燕的政治互动

西晋末至十六国前期,前凉张氏割据西北,鲜卑拓跋代称雄塞外,慕容燕则由东北入主北方成为中原大国。通过考察发现,西北—塞外—东北诸地方政权之间存在跨越地域距离的政治联系。代、前燕两国与前凉关联程度较低,在前凉对外关系中仅处于边缘地位,且前凉与代国的政治联系多于前燕方面。凉、代交往前期,前凉与拓跋部修好主要是为减轻拓跋部对其北方的威胁,后期凉、代交好则与后赵、前秦这等强国在侧的形势有关。至于凉、燕交往最初是在东晋武昌地方主导下,分别与凉、燕组成对抗后赵的同盟,其后前燕越过东晋直接与前凉交通,欲共伐后赵,交涉失败后,凉、燕间的政治互动趋于停止。

政术 心术 学术——梁启超、严复评王安石之歧异探微

梁启超和严复可称晚清民初思想界双峰并峙的两位巨人,他们的学术和思想有许多相同点,但亦有明显差异。1908年,两人对改革家王安石的集中评论为我们认识其异同提供了极佳的视点。两人当时各自的处境不同,严复地位极高,而正值壮年的梁启超游亡海外,希望得到清廷重用,因此,他们对王的评议也就有所差异。在政术方面,梁启超对王安石新政以肯定为主,辅之以批评;严复对王安石的评议前后一贯,有肯定也有批评。在心术方面,梁启超对王安石称颂不已;严复对王安石有褒有贬,认为其理想本身就有问题。在学术方面,梁启超关注王安石的经学思想,强调"求大义以经世";严复则侧重于文学和哲学两方面,从哲学的高度来考察王安石的思想,故批评多于赞许。上述歧异不仅彰显了梁启超、严复思想的各自情状和不同内涵,也体现了两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与方法,折射出晚清思想界的复杂面相。

中国农村教育改革的先声——对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乡村教育运动的再认识

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国 ,农村问题和农民教育的问题依然是影响并决定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2 0世纪 2 0年代至 3 0年代兴起的乡村教育运动是进行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一次可贵的探索 ,是把中国农村融入现代化轨道的一次伟大的尝试。黄炎培、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是乡村教育运动的代表人物 ,他们在从事乡村教育的目的、手段、理念及思想认识等方面有着诸多的相同和相异之处 。

早期自由主义视域中的平等——以梁启超、严复为中心的考察

在平等观念的古今嬗变中,梁启超、严复代表了早期自由主义的一翼。与同时代激进的平等主义一翼有诸多不同:他们主要依靠外来观念与对现代社会生活的直观体验获得平等意识的觉醒,同时借助传统观念的"变形"来建构新的社会规范;在现代性价值排序中以自由为中心,坚持自由对于平等的优先性,认为假如人们没有自由,甚至不能提出平等的主张,更没有实践平等的权利;不是将"平等"视为全盘性改造社会的激进方案,而主张听任服从进化规律的人类社会的自然演进,因为是自由竞争而不是理性设计,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在分配问题上,他们通常拒绝平均主义和结果平等,更多地关注政治平等和机会平等。这些基本的观点大多被后来的自由主义所继承,他们对于"平等"观念的哲学论证之薄弱后来也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明清刑讯的文学想象:一个新文化史的考察

明清时期流播广泛的通俗小说,可以作为我们体察民众思想情感的有效途径。其中,具有典范意义的白话小说"三言两拍"收录了大量的司法故事,不乏有关刑讯的描写。这些故事不仅描摹和反映了司法实践,同时也传递了当时民众对于司法实践的认知、态度和情感。"三言两拍"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拷讯故事反映出,尽管刑讯属于合法制度,然而是否实施刑讯,往往与司法官员的性格特征与道德信念有关,也与诉讼两造的身份和体貌特征有关。虽然拷讯可能成为导致冤狱的渊薮,但是如果没有拷讯,也会导致司法审判难以进行的困局。而传统中国社会的正义观认为,只要司法审判的结果正确,哪怕通过拷讯手段获得,也在所不惜;因而对于由此造成的冤狱,也必须被容忍。小说对于刑讯场景的刻画,特别着意于描写刑具和受刑对象的反应;所使用的词汇和修辞,细腻勾画出官员实施刑讯、嫌犯承受刑讯时的态度和情感。从微观角度来看,司法官员的信念和性格,是导致他们实施拷讯的基本原因,而审判经验之不足是他们过分依赖拷讯之法的关键原因;同时,原被两造之间的身份差异,也会影响司法官员是否实施刑讯的决策。从宏观角度来看,刑讯制度与其实践,与帝制中国专制权力的不断强化、汉代以降"儒法合流"的正统意识形态、明清时期的审判模式,破案和审案的程限要求、"报"的观念以及"棍棒"文化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闫良“分层”辨证论治男性不育症经验

闫良主任中医师提出"分层"辨证论治男性不育症,"分层"辨证论治包括:首要层次——注重阴阳辨证;第二层次——精确定位病变脏腑经络;第三层次——精准辨析致病因素。闫老师平素要求学生既要熟悉每一个脏腑经络的生理功能及其与男性不育症的关系,又要熟悉每一个致病因素的致病特点,这样在临床辨证时才能真正辨清患者的证情。男性不育症常见的致病因素有六淫、瘀、痰、郁、毒、虫等,对于这些致病因素,只有"除恶务尽",才能取得更好的疗效。

论梁启超与严复的相互评价

在戊戌启蒙四大家中,梁启超与严复的关系最为复杂。就相互评价来说,梁启超始终推崇严复,至少尊敬有加,而严复对梁启超的态度却在戊戌政变前后反差极大。与梁启超对严复始终如一的推崇相比,严复在戊戌政变后对梁启超的攻击显得格外令人瞩目。探究梁启超与严复的相互评价,不仅可以直观两人的思想异同,而且可以深切感受戊戌启蒙思想的内部分歧。

论梁启超在中国西学传播史上的贡献

从戊戌变法前传教士和中国学人与其后的赴日学者传播西学的比较看,梁启超的西学传播在中国的西学传播史上创造了许多"第一"。然而,提及西学传播的重要贡献者,大家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严复。当然,仅从西学传播的"第一时刻",严复当之无愧为"第一"。但若从西学传播(特别是哲学)的时限、数量和影响度上比较,梁启超却不逊于严复。因此,梁启超与严复同样拥有"启蒙大师"的盛誉,是当之无愧的。

民国时期三大乡村建设模式:比较与借鉴

晏阳初创造的“平民教育——乡村科学化”模式、梁漱溟创造的“文化复兴——乡村学校化”模式和卢作孚创造的“实业民生——乡村现代化”模式,为民国时期的三大乡村建设模式。三位先生的生平及文化思想背景不同,其有关乡村建设的使命、步骤、内容及动力的基本理论和主张也各具特色。但他们的乡村建设思想都为解决当代中国“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金泽荣和中国文化名人的诗文交往

1905年朝鲜李朝王廷弘文馆纂辑所正三品通政大夫金泽荣流亡中国,在张謇的帮助下寓居南通,任翰墨林书局编校。金泽荣在南通出版了30余部著作,为保存祖国文化,同时也为翰墨林书局出版事业的发展繁荣作出了杰出贡献。案牍之余,金氏广泛结交中国文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人中有被胡适列举应该作传记的中国文化名人俞樾、张謇、严复、梁启超,屠寄、郑孝胥等。他们意气相投,诗文酬唱,书信往返,雅集宴饮,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值得纪念的篇章。

闫良治疗男性不育症经验

闫良,男,毕业于安徽中医学院,主任中医师,亳州市人民医院副院长,享受亳州市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亳州市科协兼职副主席,安徽省医学会中医学会理事,亳州市医学会中医学会副会长。从事中医临床工作数十年,擅长中医内科及男科疾病的诊治。笔者有幸跟师学习,现将其治疗男性不育症经验初步总结如下。详查病因,明晰病性男性不育症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

“孔颜之乐”的现代转型：论梁漱溟的新儒家幸福观

梁漱溟先生以传统儒家的“孔颜之乐”为根基,凭借深刻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开启了现代儒家幸福观的哲学建构。其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开放性视野,鲜明的“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意识,为现代儒家幸福观的建构提供了崭新的理论框架。生活儒学的主旨转向,道德视域中对儒家精神的现代阐释,重新确立了“乐的生活”在儒学中的价值与地位。西方现代生命哲学的融入,“个性伸展”的向上创造,“自然浑融”的生活态度,诸多对于经典人生理论的重新诠释,使儒家德性幸福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新式进路与现代转型。

从托孤看诸葛亮集权治蜀

刘备托孤之言实际上是对诸葛亮的放权与扩权的表现,是授予诸葛亮比李严更大的权力。作为托孤大臣之一的李严淡出政局,有其主客观方面的因素。刘禅即位后,诸葛亮开府治事且领益州牧,整合蜀汉政权多方政治力量,团结、协调政权内部结构关系,凝聚物质力量和精神意志全力兴师北伐,是其集权治蜀的需要和体现。

《文选》不录张融之作的历史考察——兼论萧衍的忌刻个性及其在萧子良集团中的实际地位

张融是南齐著名文学家,一生创作甚丰,质量亦高,却无任何作品入选《文选》,主要原因有二:首先,萧衍在萧子良集团中实际地位很低,一系列的恩怨使他对后者产生了仇恨。其忌刻的个性,又使这种仇恨兼及了与萧子良关系亲密的张融,这导致《文选》编纂者不敢擅自选入张融之作。其次,张融个人的文学审美趣味与《文选》的选文标准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背离,导致《文选》编者主动摈弃张融之作。

严复苛锐评骘梁启超原因分析

严复在私人场合对梁启超有着十分尖锐的批评。本文分析了内中原因及由此所展现出来的严、梁个性、思想上的歧异。严复苛锐评骘梁启超的主要原因是认为他学养不足而轻率妄发,根本原因在于双方政治理念与实际政治态度的不同。

严复与梁启超的公民教育思想比较

甲午战败后,以严复和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对学校公民课程的诞生进行了舆论层面的开拓和思想文化层面的启蒙。严复通过翻译国外政治哲学和社会学名著宣扬社会进化论和群学思想,梁启超则在政论文章中建构了国家主义与国民的概念。严复与梁启超宣扬国民教育的手段和侧重点虽有不同,但他们的公民教育思想都可归为"相对的国家主义",自由主义则是其共同的思想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