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门巨族”中说话的女人们——凌叔华与曼斯菲尔德小说的比较研究

凌叔华是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有“新闺秀派”之称。曼斯菲尔德是英国著名女小说家,被视为心理写实派作家。两者间的比较研究,从现代文学时段到当下,连绵不绝。但这些比较大多强调两者具体艺术手法的相似性,而笔者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发现,两者笔下都有一个“高门巨族中说话的女人”的人物谱系。通过这一谱系,一向被禁闭的女人发出了声音,这其实是曼斯菲尔德给凌叔华最大的影响,而不同社会文化语境,又使得各自的人物谱系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艺术个性。

性别与叙事——凌叔华小说创作论

论文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了凌叔华小说的叙事风格。凌叔华笔下的人物多为小姐、太太、婆婆,内容多为日常生活场景;小说的人物聚焦和叙事结构对于故事的展开以及突出人物的命运,彰显凌叔华对于妇女解放以及女性革命的思考起到积极作用。

凌叔华小说的女性意识

凌叔华描写了旧式、新式两类女性,她从关注女性意识对外的索取和认同,转向对女性自身意识进行反思和内省,对女性深层传统意识进行了剥露和批判,从而对妇女解放、个性解放的实质进行了新的探询和反思,使其关于女性的作品具有了更深厚的历史感和文化蕴涵。

凌叔华小说的叙事艺术

凌叔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专注于小说叙事的作家之一。她的小说结构精巧,叙述视角灵活,在叙事艺术方面的积极探索,为中国现代女性小说的充实与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论凌叔华笔下的女性叙事

凌叔华是20世纪20、30年代一位重要的女性文学作家,她的创作往往囿于家庭生活的小圈子,缺乏广阔的视野和大手笔的结构布局,然而她却通过家庭这个小小的窗口泄露出了中国女性尤其是中上层女性生存的真相,那是被许多男作家和女作家所合力谋杀和遮蔽了的,她是当之无愧的女性文学的前驱者。

凌叔华小说女性人物描写新论

凌叔华《花之寺》、《女人》小说集女性人物描写中所建立的客观写实的艺术品格,体现了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和审美情趣,它与其他形式的小说创作相比有着显著不同:一是强化作者对人物心灵和命运的认知和感受,使作者成为人物遭遇的代言人。二是剖析作为资产阶级女性们的病态心理。三采取客观的第三人称限制叙事。

赵谦著述考

赵谦一生著述丰富,其著作多涉及文字、音韵,属浙江道学学系,学术影响很大。以前认为赵氏的著作多已散失,只存《六书本义》《声音文字通》《学范》三种,研究发现其存世著作多达七种,其中《考古续集》藏于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均不记载。该馆在记录赵氏著作时,混淆了实为一人的赵谦和赵古则。文章对赵氏存的这七种著作进行了考述。

《古韵》作为传记文学的抒情传统与现代性

《古韵》写作和成书出版的这20年,对于作家凌叔华来说是人生中极为艰难的20年,《古韵》因此集中体现了凌叔华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与生活道路中的选择与尝试。本文以《古韵》的写作过程为对象,深入分析凌叔华的创作动机、影响因素、写作策略和文化取向,探讨其中的抒情传统与现代性。

论凌叔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

凌叔华是新文学初期活跃于文坛的少数女作家之一,其小说创作成就主要集中在20世纪20、30年代。关注女性生存、审视女性弱点,揭露军阀罪恶、谴责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和老少皆宜的儿童小说是其三大主题。细腻的女性观察,柔美、幽深的诗的意境和精巧的现代小说结构布局形成了凌叔华小说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凌叔华20世纪20、30年代的小说创作以不容忽视的成就垂名中国现代文学史。

踯躅于“叛道”与“守道”之间——试论二三十年代闺阁文学

本文针对二三十年代女作家冰心、庐隐、苏雪林、凌叔华、林徽因等反映上层社会中青年女性家庭生活及其心理变化的 “闺阁文学”， 揭示它们在 “五四”历史背景下， 由于作者自身的 “叛道”与 “守道”的两重人格的冲突， 使闺阁文学发生了 “人”与 “女人”的错位， 导致了按男性审美标准塑造女性角色， 以 “自赏意识”审视女主人公命运的特点； 虽然它们以其独特的艺术风范， 让读者洞见其所展示的 “世态的一角， 高门巨族的精魂”， 但毕竟只能凭栏唱晚，

罗蕙锡与凌淑华小说的女性意识比较研究

罗蕙锡和凌淑华分别是20世纪20年代韩中两国颇具影响力的女作家及画家。她们通过小说表现了对封建思想和男权社会制度的批判,对自由恋爱和婚姻自主的追求,对女性独立的自我意识等共同的女性意识。但罗蕙锡着重从启蒙性质的女性主义立场出发暴露女性受到的社会压迫,而凌淑华则从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出发,揭示了男权社会制度下资产阶级女性生活以及她们的病态和渴求。在创作手法上,她们分别以中国传统绘画的余白之美和写意手法及西方绘画中的光线和色彩搭配描绘环境和背景,使作品审美价值倍增。

《一件喜事》和《妻妾成群》的创作特色之对比研究

同样是描写封建社会大家庭里悲哀愁苦的妇女形象,凌叔华和苏童却展示了他们各自的语言特色。文章通过对比的手法,从叙述风格和语言特色两方面来分析宋元水墨画和晚唐唯美诗是怎样影响到《一件喜事》和《妻妾成群》的创作特色的,同时得出凌叔华的写作较多地受到宋元山水画境的影响,她把绘画的技巧带到小说中,简单的对话、儿童的视角、恬淡的叙述、巧妙地细节,使文章散发着一种清淡幽远的余韵,吸引着大片读者。相比起来苏童则更多地受到晚唐诗风的熏陶,唯美感伤的文字、柔软飘逸的风格、凄清幽怨的意象,使得《妻妾成群》以小说的方式再现晚唐诗歌的魅力,读者在阅读时感官得到最大的享受,但在沉醉之余却又压抑感伤。

凌叔华小说:与时代精魂异构而同质

中国的女性自古就受到男性话语的塑造,她们自身也认同并自觉担起了这种强加在她们身上的霸权话语。直到五四时期,在西方女权思潮的吹拂下,女性才意识到了自身的主体性和独特性。凌叔华小说以其细腻、平和、不动声色的女性叙事视角,异于同时代女作家的叙事策略,为我们展现了那一时代女性如何被塑造为"女人"的事实和她们部分人的觉醒、困顿和挣扎,呈现出与五四时代精魂异构而同质的个性。

“真觉醒”的伪装与“假觉醒”的真相——凌叔华小说叙述特点探析

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思想的涌入,深刻影响了中国女性的命运。当时,中国女性一方面仍受到封建思想的禁锢,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新思想的冲击。遗憾的是,面对新旧思想的交锋,中国女性表面上收获了解放的巨大成果,实际上,在时代变革的夹缝中生存艰难。凌叔华小说中表现出的独特叙述,就是五四时期女性真实境况的最好例证。小说中对"真觉醒"的揭露与"假觉醒"的清醒认识,表明中国女性意识觉醒之路,仍然面临巨大困难与挑战。

男性形象建构下的身份危机——析凌叔华小说中的男性观兼谈创作特点

从凌叔华小说中可以发现,在人物形象设置方面,对男性形象的描写,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来看,都比较薄弱。因此,男性形象在凌叔华小说中,成为一道极易被忽视的风景。大致可以概括为,作为主角出现与作为＂他者＂出现的两类形象。与小说中突出的女性形象相比,可以发现男性形象几乎是处在被隐藏的位置。一方面表现了凌叔华的独特书写,以弱化男性形象的方式,凸显和反衬女性形象的丰满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为女性作家的凌叔华,她的创作心理与动因。表现了这些男性形象,不论以何种方式存在,都对女性生活的喜怒哀乐产生深刻影响,甚至与女性的命运息息相关,从而又成为不容忽视的存在。

爱情、婚姻与事业——凌叔华作品中女性问题探索

女性问题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通过对“五四”时期女作家凌叔华作品的分析 ,可以看到她从两个方面对女性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索。一、事业与家庭的矛盾。事业与家庭就女性而言比男性更加难以处理 ,但却是无法回避的。二、如何永葆婚姻生活的鲜活。这虽然是个家庭问题 ,但也是女性彻底解放的社会问题。凌叔华的探索为女性问题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