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观官制度与南宋建州理学文人群体

宫观官制度是宋代特有的一种制度。南宋时期的宫观官制度既是反道学的工具,又为理学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对当时理学家的学术思想、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南宋大多数士人拥有领任宫观官归乡里居的经历,这无疑促进了地域文学的发展。宫观官制度为建州地域文人聚合提供了契机和条件,促进了南宋建州理学文人群体的形成、发展和延续。冲佑观是建州地区唯一设置宫观官的道观,道教名山武夷山是理学重心南移的中转站和朱子理学诞生、发展、成熟的大本营。刘子翚生命的最后17年5次奉祠,闲居建州崇安,读书创作和讲学授徒成为他最重要的两项日常精神活动。朱熹一生长期领任宫观官,共计20余年。宫观官制度为朱熹的理学杰出地位与文学创作成就的取得提供了经济支撑和时间保障,他奉祠期间营建和书写的武夷精舍可视为二者发生联系的重要现实空间和精神圣地。南宋末期,奉祠归里的真德秀延续了建州的理学传统。

《聊斋志异》中再婚与继母现象——兼说《吕无病》和《细柳》

《聊斋志异》有三十余篇反映妇女再婚,可称是明清之际再婚问题的风俗画卷。站在男权和宗法的立场上,蒲松龄是那个时代的代言者,但在前房子女的教育问题上,蒲松龄表现了教育家特有的关注和视角。

柳宝诒辨治伏气温病经验浅析

晚清名医柳宝诒著有《温热逢源》《惜余医案》《柳选四家医案》等书,并提倡用养阴托邪一法治疗伏气温病,在温病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柳宝诒强调伏邪为病,认为“冬伤于寒”“冬不藏精”是导致伏气化温的原因。他驳斥其他医家“寒毒藏于肌肤”“鼎立三纲”等观点,引《黄帝内经》说明伏邪不伏别经而必伏少阴的合理性。辨证上柳宝诒以张仲景六经辨证为纲,兼参卫气营血,募原三焦等辨证方式。治疗上柳宝诒总以祛邪养阴为要,并根据肾气之亏虚分为三类:肾气始虚,泄热透邪;肾气虚甚,养阴托邪;肾阳虚馁,温托寒邪。

《杂病源流犀烛》论治痿证探析

《杂病源流犀烛》是一部中医证治源流探析著作,对于痿证的病因病机、治法方药等颇有考究。从经脉、脏腑求因,脉法、兼证等论治,配以导引运功、饮食同调,汇集历代诸家观点,求其本源,洞幽烛微,创立经验方、自制方为后世医家提供用药参考,书中的理论思想对当今中医临床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张载“六有”的历史传响与诠释理路

张载的“六有”是与其“四为”同等重要且相辅相成的经典名句。两宋至明清时期,中国、朝鲜理学学人或取“六有”以名斋,或将“六有”题之于壁,给“六有”以高度的评价,将“六有”作为修身的座右铭。在传述的诠释过程中,“六有”的内涵不断得以丰富深化,形成了以朱熹、吕柟、李颙、李德馨、李惟泰等人为代表的总说式,以叶采、韩邦奇、林象德等人为代表的分疏式,以王植、李玄逸、金谨行等人为代表的结构式三种诠释模式;并与“四为”“二铭”等文本相互贯通,构成了张载思想体系中实修工夫的经典文本和修身规范。考察“六有”在历史上的传述影响、诠释理路和丰富内涵,能为进一步发掘其思想内涵奠定基础。

流溪河流域景观空间特征与河流水质的关联分析

人类活动影响或改变流域景观空间结构,并有可能对河流水质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以流溪河流域为研究区,分析流域景观空间格局特征与水质指数之间的相关关系。将流域划分为27个子流域,采集水样分析水质状况,所选用的水质指标有氨氮(NH3-N)、硝态氮-亚硝态氮(NO3-N+NO2-N)、总磷(TP)、化学需氧量(CODCr)。结果表明:1)该流域土地利用结构与水质具有显著相关性,其中居住用地对水质的影响作用最强,林地对河流水质具有净化功能,与水质指标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负相关,园地与水质指标关系具有不确定性;2)流域景观特征从上游到下游之间表现为城市化增强的梯度,水质状况响应这个梯度变化表现为上游优于下游,人类活动及城市化发展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及土地管理方式对水质变化有显著影响;(3)景观破碎度与水质呈现显著正相关性,是影响水质的重要指标,景观聚集程度和斑块形状复杂程度与水质有负相关关系;子流域尺度和河岸带尺度景观空间特征对水质的影响差异不明显。

《艺概》风格论的阴阳辩证精神

对于《艺概》一书中的辩证精神,学术界一般习惯于用我们所掌握的辩证法去分析,而未注意中国自《易经》而来的辩证精神的特质。本文从成中英教授对中西辩证精神之差异的分析人手,以《艺概》中的风格论为主,对其中的“阴阳辩证法”作了一番讨究,意在指出;《艺概》中的辩证精神是自《易经》而来的“阴阳辩证法”的精神,而非西方自柏拉图始,完备于马克思的“冲突辩证法”的精神。

刘熙载《艺概·经义概》刍议

《经义概》是刘熙载《艺概》中专论八股文的一篇。刘熙载在论述时强调"文行并重",表现出卓越的批评眼光与研究方法,其中关于经义自身产生、发展的论述有较高的认识价值。《经义概》中还有很多关于经义写作的理论,对于文章写作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论刘熙载《艺概·文概》中的散文思想

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的散文思想相当丰富而独特。他论文宗奉“六经”,同时兼取陆、王心学;既强调文章的现实功用,又不忽视散文的审美特性;尊崇史传,却不排斥其他文章,主张文史兼济;对散文文体不作细分,详谈“叙事”、“论事”二法;提倡“法古”,同时重视文学的时代性与独创精神。

基于《杂病源流犀烛》编创的“肿瘤调治功法”阐释

肿瘤患者多为身心同病,发病率与病死率较高,预后较差,而当前针对身心同调的治疗方法较少。中医病名"积聚"涵盖了当今诸多肿瘤性疾病,文章在对《杂病源流犀烛》所载的积聚症导引法整理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其原文中与功法操作有关的术语加以解析,并结合积聚的致病特点,以舒展经络之气、通达脏腑气血、改善心理状态为目标,除预备式外,共整理了3种导引法,分别为举按转腰法、意念破气法、叩齿屏息法,并探讨其操作机理,从气功身心同调的角度加强对肿瘤的防治。

气体粘度测量的低频振动法研究

介绍了作者自行研制的低频振动粘度计，阐述了其工作原理和测量理论，并用其对６０～１００℃、２．

六步溪自然保护区大型真菌资源考察

通过考察,采集到六步溪自然保护区大型真菌标本500余份,共计184种,分别隶属于43科,81属,其中有湖南省内新记录种53种.经过分析,这些真菌中有食用真菌50种,药用及抗癌的真菌31种,有毒真菌22种,导致木材腐朽及有利于枯枝落叶分解腐败的真菌63种,与树木形成外生菌根的真菌39种.

在古典赋论与近代赋论之间——论清人刘熙载的赋学批评

刘熙载《艺概.赋概》在我国赋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刘熙载论赋往往能融会贯通,"阐前人所已发,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赋学批评集中体现在论赋之体、赋之创作、赋之风格、赋之鉴赏等几个方面。其赋学批评既有中国古典赋论以点评、启悟为主的特点,也表现出近代赋学批评的一些共同倾向。

刘熙载与齐学裘的交游

刘熙载是我国晚清时期著名的学者、文艺理论家和书法家,一生著述颇多,尤以《艺概》对后代影响巨大。齐学裘为著名诗人、画家、书法家。从同治六年(1867)到光绪五年(1879),他们在上海有长达10多年的交游。他们各自都有赠对方的诗词等,而尤以齐学裘为多。齐学裘的著作中还保存了刘熙载鲜为人知的三首诗及一些题跋。他们交游的相关作品为我们从动态角度研究刘熙载的思想性格和艺术追求提供了文献佐证。

论《艺概》的文艺批评方法

清朝刘熙载的《艺概》是我国古典文艺批评领域里的一部杰作 ,其文艺批评方法独具特色 :在哲学方法层上主要接受了儒家思想的指导 ,注重伦理式批评、知人论世和中庸辩证法 ;在学科方法层上注重阐发前人 ,概论方法和意象批评法。

坚贞·愤懑·豁达——刘禹锡朗州时期心态探析

“永贞革新”失败后 ,刘禹锡被贬谪朗州十年。他在朗州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诗文 ,表现了诗人贬谪后的种种心态。其中主要有三种 :坚贞 ,对理想的执着追求 ;愤懑 ,对造谣中伤 ,打击革新人士的权贵表现出极大的愤怒与不屈 ;豁达 ,在逆境中不消沉 。

刘熙载、王国维论词中情

词本艳科,在中国的文学道统里,要中心化就得将情感雅化。于是禀性与企图之间衍生了进退抉择———情的取向是雅? 是郑? 还是什么? 情与志、情与声、情与景的地位如何考量? 词学家们络绎相继,企图作答,其中就有刘熙载和王国维。

宋明理学中的道心人心问题——心学与朱熹的思想比较

朱熹的道心人心统一论是心学道心人心思想的一个主要观照对象。王阳明和湛若水提出了道心人心对立论,要点在于把人心人欲化,从而与朱熹的观点形成明显对立。刘宗周则提出了道心人心一体论,要点在于认定道心是人心的本心,从而与朱学有更多相近之处。心学家的道心人心论述在其思想体系中总的来说没有独立意义,而这与朱熹对道心人心的高度关注颇为不同。这些分析和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对余英时的相关观点构成了挑战。

宋元南戏的珍贵遗存——莆仙戏《王魁》、《刘锡》、《陈光蕊》考述

宋元南戏剧本流传于世者甚少,给今人的研究造成极大的不便。然而,在被誉为“宋元南戏活化石”的福建古老剧种莆仙戏中,却完整地保留了一批佚失已久的南戏剧目。比如《王魁》、《刘锡》、《陈光蕊》等剧目,与早期南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是研究南戏十分宝贵的资料。通过对其考察与辨析,将为南戏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材料,也可为南戏研究开拓一条新的途径。

明代名臣刘天和的“植柳六法”

该文认为明代名臣刘天和总理河道 ,面临的难题之一是堤岸屡建屡圮。他总结了历代植柳固堤丰富的、生动的经验 ,创始了“植柳六法”。此后明清治河名臣不断继承和发展 ,至今仍有实践意义。“植柳六法”是生物抗洪、水土保持、改善生态环境、营造优美景观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