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传》传例的发展及刘师培对其的发明

我国早期图书没有凡例,需要读者去总结它文字背后的意义,有时要超越文本本身,进而推导出作者言外之意。《春秋》经“例”成为经学义理阐释最为显著与重要的内容。杜预明确提出《春秋》《左传》都为史记,否定所谓的时月日例,批评一字褒贬说,认为《左传》除日食、大夫卒而外别无他例,提出新凡旧凡说。在刘师培之前,对杜《注》的批评主要在训诂、章句与辑录汉说方面,而义例方面的成果很少,《左传》“例”学亟待突破。刘师培否定杜预的凡例说,同时将《左传》与《公羊传》《穀梁传》划分界限,系统地归纳总结《左传》传例。刘师培在解释《左传》与《春秋》关系和体例特色时体现出通变观念,但经学观念限制了他在古史研究方面进一步深入发展。

从《柳氏传》到《玉合记》的嬗变原因考察

唐代小说《柳氏传》在后世经历了多种形式的改编。其中,明代传奇《玉合记》是较为贴近原作且艺术成就较高的一种改编。从《柳氏传》到《玉合记》的嬗变受到文体特征、创作者心态以及时代风气等多方面影响。传奇的庞大体制促使《玉合记》增添人物、细化情节;为满足舞台表演需要,设计更丰满合理、极具巧合性的情节;改变人物性格、增加滑稽内容以适应市民阶层的审美取向。由于创作者身份和心态的转变,作品主题由政治反思转变为个人理想寄寓。《玉合记》强调忠义、贞节,歌颂自由恋爱,深受明代时代风气影响。

刘邦、项羽政治策略异同论

灭秦之际,刘邦、项羽政治意图相同;楚汉相争时,刘邦、项羽由于政治意图不同而采取的政治策略也不同,其结局自然不同。刘邦政治意图是一统天下,采取了多项政治策略:假怀王,号令诸侯亡楚;借舆论美化自己,丑化对手;用贿赂、反间瓦解项氏骨鲠之臣;用人不问出身品性,故逐步走向胜利。项羽政治意图是为诸侯王的霸主;他能征惯战,但不能借怀王号令天下,也不会造舆论、行诡计,只知道正面交锋;注重项氏人才,非项氏之人才逐渐走失,“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常常中诡计而不醒悟,以致逐渐走向败亡。刘邦、项羽的政治策略异同,是其成败的主要原因,具有借鉴意义。

柳宗元柳州事迹的历史叙述——以韩愈为中心

柳宗元去世后,韩愈先后写了3篇纪念文章,对柳宗元柳州事迹进行了相关描述,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柳宗元为官柳州时期的政绩;二是“死后为神”,柳州民众为其建庙祭祀;三是作为著名文学家来指导后学,对岭南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后世文人对柳宗元在柳州事迹的叙述有所增加,但仍以韩愈的叙述为基础。韩愈对柳宗元柳州事迹的历史叙述,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柳宗元的历史地位。

中日优秀女子高尔夫球员刘钰与畑冈奈纱一号木杆技术三维运动学对比分析

目的:对比分析刘钰与畑冈奈纱一号木技术动作,揭示二人的技术特点和存在问题,为我国女子高尔夫球员一号木杆技术的训练提供参考。研究方法:采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考察法、三维录像拍摄法、录像解析法和数理统计法,对二人的一号木技术进行对比分析。结果:①刘钰和畑冈奈纱的最快杆头速度分别为105.83 mph、105.78 mph,球速分别为147.28 mph、144.13 mph;二人的球落点分别为254.5码和241码、起飞角度分别为12.3°和11.6°,二人的停球距离均为269.5码。②上杆过程中,畑冈奈纱的髋转动角度、肩转动角度和肩髋相对转动角度均大于刘钰。③上杆过程中刘钰重心前移,而畑冈奈纱重心后移;下杆过程中,刘钰重心前后移动的幅度较畑冈奈纱大,而重心从右至左移动的幅度较小;在下杆第2阶段,刘钰的重心高度较稳定,而畑冈奈纱的重心向上移动距离较大。结论:①刘钰在上杆过程中过快的杆头速度,不利于保持上杆顶点身体的稳定性;在下杆过程中刘钰的平均加速过程较为一致,应进行优化训练。②刘钰在上杆过程中肩髋相对转动不足,下杆过程中髋转动较多,但肩转动较少,对其改进可能会提升杆头速度。③刘钰在上杆过程中的重心前移较多,下杆过程中前后移动幅度较大,可能会造成击球不稳定;下杆过程中从右至左的移动幅度较小,不利于杆头速度的提升;在下杆第2阶段刘钰的重心上下保持稳定,而畑冈奈纱利用重心升高来提升杆头速度,弥补了身高不足的劣势。

“唐宋八大家”与《中庸》的升格

在《中庸》由《礼记》之一“篇”升格为“四书”之一“经”的过程中,中唐与北宋是两个关键阶段。在这两个阶段,涌现了中国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宋八大家”。他们或多或少对《中庸》都给予了一定的表章。中唐的韩愈与柳宗元,人称“韩柳”,他们主要关注并讨论了《中庸》的“诚明”思想。北宋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被称为“江右三杰”,欧阳修曾就《中庸》的性论批评过当时学界的空言高论之风;曾巩在继承欧阳修文论的同时,也引用《中庸》来解释《洪范》;王安石则很早就借《中庸》来论述过自己的人性论思想。“三苏”中的苏洵对《中庸》只有零星的关注,但苏轼则专门写过《中庸论》三篇,苏辙也曾以佛解儒,用《坛经》“不思善,不思恶”来解释《中庸》首章的“中和”思想。“唐宋八大家”因其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他们对《中庸》的关注与表章,在《中庸》升格过程中起到了强劲的助推作用。

《豫诚堂家训》的心学解读

朱柏庐是一位理学家,其《朱柏庐治家格言》主要在于言“礼”,而刘止唐的《豫诚堂家训》则重点在于言“心”,因为刘氏是阳明后学的馀绪。他以《中庸》为依据,提出了“天”“孝”“诚”“恕”的家训,借助于《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给其子子孙孙言明了进德修业、讲信和睦的行为标准。由于刘止唐在《下学梯航》中抄录了《朱柏庐治家格言》,所以,《豫诚堂家训》可以视为是接着朱柏庐的格言继续往前说。《豫诚堂家训》的整体结构有一个由天到人,又由人到天,下学上达的过程。这种结构或思维定式贯穿于它的始终。但是,与晚明学者空谈性情不同的是,它自始至终都落脚在人生进德修业、致良知的各个过程和各个侧面之中。它有三个重要的理念面向:忠恕之道、以诚待人以及注重人的行为。需要注意的是,这虽然是一篇意在培育当时社会精英的家训,但是它所体现的人才观念又不仅在于一家之得失,而在于倡导以兼济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儒家观念。

明代《刘瑀及妻杨氏合葬墓志铭》疏证

《刘瑀及妻杨氏合葬墓志铭》是明代督察院副都御史刘瑀及其夫人杨氏的墓志铭。志文记载了刘瑀的世系、姻亲交游、仕宦经历、子嗣情况等内容。志文记载刘瑀的仕宦经历弥补了史籍的缺失,是研究明代官场生活的重要新资料。志文中对其夫人杨氏的相关记载,对于明代女性日常生活的研究具有参考意义。该墓志记录的“赐祭葬”礼俗,也为进一步研究明代丧葬文化提供了真实可靠的文献资料。

范增“奇计”论

范增面对暴秦肆虐、反秦浪潮风起云涌的局势,即使是七十高龄,也毅然“出山”,投身到反对暴秦的行列中,为消灭暴秦贡献智慧和力量。他力劝项梁拥立楚王之后,以从民望;忠诚地辅佐项羽,数出奇计,为项羽的王霸事业呕心沥血。但他的计策不被采纳,自己又受到猜忌,被陈平的反间计一击而中,愤而离去,命丧归乡道,上演了一曲谋士的悲剧。尽管如此,对于范增的“奇计”以及他在秦汉之际所发挥的历史性作用,则是应当充分肯定,不能因为他的失败而埋没了他的重要谋略和重大贡献。

柳宝诒辨治伏气温病经验浅析

晚清名医柳宝诒著有《温热逢源》《惜余医案》《柳选四家医案》等书,并提倡用养阴托邪一法治疗伏气温病,在温病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柳宝诒强调伏邪为病,认为“冬伤于寒”“冬不藏精”是导致伏气化温的原因。他驳斥其他医家“寒毒藏于肌肤”“鼎立三纲”等观点,引《黄帝内经》说明伏邪不伏别经而必伏少阴的合理性。辨证上柳宝诒以张仲景六经辨证为纲,兼参卫气营血,募原三焦等辨证方式。治疗上柳宝诒总以祛邪养阴为要,并根据肾气之亏虚分为三类:肾气始虚,泄热透邪;肾气虚甚,养阴托邪;肾阳虚馁,温托寒邪。

关羽之死非蜀汉政权借刀杀人所致

明末以来,一些文史巨匠认为蜀汉中央政权与荆州守将关羽关系不睦,所以不惜丢掉荆州,借助东吴之手除掉关羽。关羽之死,非刘备、孔明借刀杀人所致。其一,刘备与关羽情同手足,彼此信任;其二,关羽积极执行“隆中对”的联吴抗曹战略,为蜀国出兵关中、进取中原创造条件;其三,关羽败走麦城,刘封和孟达拒绝救援导致关羽被擒杀。

柳永《■海歌》考论

柳永名下有一首诗,或作《■海歌》,或《煮海歌》,或《鬻海歌》。《■海歌》最早见于元代大德戊戌(1298)《昌国州图志》。比勘各种相关文献,“鬻”实乃“■”之误,而“■”“煮”形异而音、义同,柳永在任晓峰盐场官时所作应该是《■海歌》。钱锺书易《■海歌》为《煮海歌》,利于广大人民阅读,其要言不烦的解题和注释揭橥《煮海歌》的独特认识价值,扩大了《煮海歌》的社会影响。将柳永相关诗词对读,柳诗与柳词,虽体面不同,然自有其内在组织结构的互文性,皆讲究声韵格律。《■海歌》是一首自具“柳氏家法”独创性的七言歌行体叙事诗,拓展了中国古代诗歌的表现领域,我们理应维护柳永对《■海歌》的著作权。

刘宋皇族之“本无术学”及其行为粗鄙化之表现

刘宋皇族出自寒门,在文化上与士族社会不同。刘裕"本无术学",其为人"轻狡无行",缺乏士族名士的风雅。其子孙虽有个别人趋于名士化,但大多依然如故,在学术上庸鄙粗陋,在行为上无视礼法,亵渎伦理。究其根源,正在于其寒门家风的延续。

坚贞·愤懑·豁达——刘禹锡朗州时期心态探析

“永贞革新”失败后 ,刘禹锡被贬谪朗州十年。他在朗州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诗文 ,表现了诗人贬谪后的种种心态。其中主要有三种 :坚贞 ,对理想的执着追求 ;愤懑 ,对造谣中伤 ,打击革新人士的权贵表现出极大的愤怒与不屈 ;豁达 ,在逆境中不消沉 。

宋武帝刘裕对节俭的倡导及影响

宋武帝刘裕倡导节俭,首先表现在个人生活上"节俭过人",自晋末执政以至称帝,其起居、器物皆体现出朴素的作风,甚至与普通百姓无异。不仅如此,他还"以俭正率下",对后宫、子弟及官员皆以节俭相期,并以有相关制度相约束,一再拒绝地方进献奢侈物品,"严整有法度"。刘裕倡俭,对当时吏治风气、施政方式的改善,产生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刘裕之所以能够倡导节俭并一度形成了节俭风气,既与其早年的贫困生活经历有关,也与其所代表的寒门阶层与集团的整体文化倾向有关。

“元嘉之治”局面的形成原因

"元嘉之治"局面的形成,是刘裕东晋末年以来改革和宋文帝元嘉年间改革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父子的改革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的大规模土断和严格检籍,节省了行政开支,增加了服役纳税人口;打击士族豪强、禁止封山占水、减轻剥削和赈恤穷困等政策措施,改善了百姓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劝课农桑、提倡节俭,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加强皇权、整顿吏治和平理狱讼等政策措施,保持了政局稳定。

古代文论“养气”说之流变

“养气”说源于儒、道哲学上的“养气”论 ,是古代文论的重要学说之一。古代文论“养气”说的发展可以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六朝、唐宋元、明清等四个历史阶段。在历史发展中 ,“养气”说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涉及到作家道德人格之修养、创作心态之培养、艺术才能之习练、艺术个性之发扬、人生阅历之增广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

永贞“革新”与中唐文人刘禹锡、柳宗元及韩愈

发生在中唐顺宗时期的王叔文、韦执谊的短期执政,一直被当代史学界美化为"革新",然依据史实,王、韦的所谓"革新",实则有名无实,其政治眼光既缺乏远见,执政粗莽,且个人品质亦甚低下,其"暴起"领事,失败在不旋踵之间,是意料中事。中唐文人刘禹锡、柳宗元固锐于进取,但终因遇人不淑,且个人较少把持,年少轻狂、未识几微,一味盲从,终为其所累。柳一贬不起,郁郁而终;刘虽获永年,仕进道途亦从此一蹶不振。皆令人为之洒一掬同情之泪。反映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则是浓厚的王、韦"情结"和或激愤、或感伤的色彩。中唐另一文人韩愈因撰写《顺宗实录》,对王、韦新政及刘、柳多所批评,又长期被视作政治上的保守派。"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社会学";明乎此,我们方可对刘柳作品作出深刻解读,对韩愈《顺宗实录》作出正确评价。

伪齐刘豫被废原因考辨

关于刘豫被废原因,史书论述不一,有人认为刘豫被废是“宋人施行反间”的结果;有人认为是宋人以向金称臣为条件与金人所达成的“幕后交易”;有人认为是刘豫对金已经无用因而被废,等等。实际上,上述三种说法都不是刘豫被废的主要原因。刘豫被废,主要是因为刘豫被金人拥立为伪齐皇帝以后,卷入金朝派系斗争之中,得罪了宗翰一派以外的大臣,特别是得罪了完颜昌、宗磐一派人物,等到宗翰一派失势,宗磐、完颜昌一派掌握了朝中主要大权的时候,刘豫灭亡的命运就无法避免了。至于“刘豫对金无用”的说法,不过是金人废弃刘豫的一种借口而已。如果说金人的这一借口在金人废弃刘豫的问题上也起到一点作用的话,那也是与“宋人施行反间说”和“宋金幕后交易说”一样,最多不过起到一些加速的作用而已,绝对不会起到决定作用。

北洋初期司法界与湖北军政当局的矛盾与抗争——以刘豫瑶案为例

自清末实施司法改革以来,司法独立原则被正式引入中国。北洋政府初期,虽然政局扰攘不安、社会经济紊乱,但在一定时期内司法独立原则仍保有形式上的尊崇。而1919年冬,湖北督军王占元、省长何佩瑢藉口本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刘豫瑶徇私枉法,竟擅自委任督军署军法课长程定远暂代厅长,并派兵拘押原代理厅长陈长簇,劫夺厅印,开民国以来地方最高军政长官联手干涉司法行政的嚆矢。由于该案性质极其恶劣,随即招致中央司法部与湖北高等审判厅的群体反击。双方围绕司法行政等问题往复申辩,最终以中央政府介入调停和司法独立原则获得重申而告结。该案中反映的各种认知冲突及各方的行为模式,折射出北洋军阀时期军政关系的多元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