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日LT贸易实施的政治因素

20世纪60年代,中日双方经过共同努力签订了具有半民间半官方性质的LT贸易协定,打破了两国外交的僵局,为两国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LT贸易的签订,引起了台湾当局的不满和反对。为维护日台关系,日本政府对LT贸易的态度发生转变,同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得LT贸易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第二次吉田书简对LT贸易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经过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签订了具有半民间半官方性质的LT贸易协定,中日关系得到极大改善。这引起了台湾的极大担忧和不满,日本亲台势力也积极游说修复日台关系。在此背景下吉田茂访问台湾,促成第二次吉田书简,对LT贸易和中日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

LT贸易前中日民间贸易的发展历程

LT贸易之前,中日间的贸易往来由于受到美国对华全面贸易禁运政策的影响,贸易关系陷入僵局。为打破僵局,新中国采取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半官半民"的外交思路,加强中日民间交往,并在50年代形成了中日间的4次民间贸易协定,为最终形成具有半民半官性质的LT贸易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LT贸易协定成立过程中日本自民党内“亲华派”的作用与影响

1958年5月,中日贸易全面中断。1962年11月,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签署了LT贸易协定,中日贸易又逐渐走上了正轨。在LT贸易协定成立过程中,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等日本自民党内"亲华派"发挥了疏通两国政府政治意图的管道作用。在"亲华派"的积极努力,以及中日两国政府对重开贸易达成共识的形势下,LT贸易协定得以签署。"亲华派"之所以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其管道作用,是由于与中国政府之间的相互信任。也正是由于这种相互信赖的关系,使自民党内这一中日交流的管道维系下来,并在之后中日关系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池田内阁对华贸易中的“两个中国”政策以及中国的应对

1960年代初,池田内阁预谋实施“两个中国”新政策以恢复对华贸易,设想既维持同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又承认中国政府为“事实上”的国家政权,并在否认中方所述“政治三原则”的前提下对华订立政府间贸易协定。同时,池田方面隐藏真实意图,并运用欺瞒、安抚和拉拢等策略与美、台、欧三方协调,取得成效后遣人访华。谈判期间,中方鉴于日方不承认政治原则的情况,虽同意恢复两国贸易,但明确规定新贸易体制为民间属性,贸易协议在法律上仍为非官方性质并重新阐释贸易三原则,以此抵制池田“两个中国”企图。

第二次“吉田书简”与佐藤内阁的对华政策

第二次"吉田书简"1是为解决1964年日台危机、由前首相吉田茂向台湾方面发出的一封私人信件。它虽肇始于池田内阁,却在佐藤执政时期发挥了极大的消极作用,令LT贸易遭受损害。同时,作为观察佐藤内阁对华政策的一项重要指标,第二次"吉田书简"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融资问题,而是有台湾因素夹杂其中、涉及中国主权的复杂问题。佐藤对"吉田书简"的积极承认,事实上是在大陆和台湾当局的政治博弈中选择了后者,标志着佐藤内阁由标榜的"政经不可分"积极对华政策向"政经分离"支配下的消极对华政策的彻底转向。

基于LT-TVP-VAR模型的中美贸易战对航运市场的时变影响研究

航运是全球经济贸易的生命线,研究中美贸易战对航运市场的时变影响,对于全球经济走势的研判、航运市场风险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时变和结构性突变的视角,构建中美贸易冲突对航运市场影响的LT-TVP-VAR模型,对中美贸易战下的航运市场动态时变反应机制进行分析,从脉冲响应幅度与响应持续期这两个维度刻画政策贸易变化对航运市场的时变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航运市场对美方净出口额的响应强度大于中方净进口额,对中方外商直接投资的响应强度大于美方外商直接投资,二手船价格指数、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运价指数的响应强度均大于新造船价格指数和全球海运贸易。(2)中美双边进出口额和中美外商直接投资对航运市场变量的影响均在3年以上,滞后3年的脉冲响应强度最大,中美双边关税对航运市场的影响更多体现为短期。(3)美方外商直接投资、中美双边关税对新造船价格指数影响具有周期性特征,中美双边进出口额、中美外商直接投资和中美双边关税对集装箱吞吐量影响呈现周期性波动。

中日“LT贸易协定”的效应分析

“LT贸易”作为一种特殊背景下的特殊贸易方式,是无邦交时代中日交往中的一项创新,其有力地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两国关系的发展。中日两国签订“LT贸易协定”的经济背景是中日两国在国家经济利益上的相互吸引,在经济上两国都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根本目标。而“LT贸易协定”的签订反过来又成为两国交往的助推器,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产生了政治效应、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

经济不确定性冲击与货币政策的时变反馈——基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数据的研究

本文使用抓取《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关键词大数据的方法构建Baker不确定性指数,并运用LT-TVP-VAR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对经济不确定性冲击的反应。分析显示,中国经济和贸易不确定性整体呈现出逆周期性,对经济发展具有负向冲击,且近两年出现明显上升。美国政府的行为和决策是造成不确定性的最主要因素,现阶段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是不确定性的主因。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对经济和贸易不确定性的反应十分迅速,不确定性引致宽松的货币政策,呈现出明显的"相机抉择"特征。在经济平稳时期,货币政策对经济和贸易不确定性冲击的反应程度最低,金融危机时期反映程度加大,贸易摩擦时期的反应程度最大,显示出中美贸易摩擦的复杂性、艰巨性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力度。对此,应实时监测预警经济不确定性提升货币政策前瞻性,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提升调控有效性,通过预期引导和多种政策组合对冲不确定性的负向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