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日LT贸易实施的政治因素

20世纪60年代,中日双方经过共同努力签订了具有半民间半官方性质的LT贸易协定,打破了两国外交的僵局,为两国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LT贸易的签订,引起了台湾当局的不满和反对。为维护日台关系,日本政府对LT贸易的态度发生转变,同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得LT贸易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第二次吉田书简对LT贸易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经过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签订了具有半民间半官方性质的LT贸易协定,中日关系得到极大改善。这引起了台湾的极大担忧和不满,日本亲台势力也积极游说修复日台关系。在此背景下吉田茂访问台湾,促成第二次吉田书简,对LT贸易和中日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

“政治弹性”在促进中日关系中的作用——以“LT贸易”为例

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中日双方的经济诉求为两国政府和政治家发挥"政治弹性"创造了空间。中日两国政治家采取灵活的外交策略和手段,有力地促成了半官方贸易形式———"LT贸易"的产生和发展。"LT贸易"不仅有力地促进了中日双边贸易的发展,同时也搭建起中日政治交流的平台,为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当前的中日关系,研究"政治弹性"在促进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作用,依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LT贸易前中日民间贸易的发展历程

LT贸易之前,中日间的贸易往来由于受到美国对华全面贸易禁运政策的影响,贸易关系陷入僵局。为打破僵局,新中国采取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半官半民"的外交思路,加强中日民间交往,并在50年代形成了中日间的4次民间贸易协定,为最终形成具有半民半官性质的LT贸易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LT贸易建立始末及意义分析

中日两国邦交恢复之前，两国的交往由民间外交所主导。两国民间经济活动日益活跃，民间贸易成为了中日民间外交的主要形式。六十年代，中日LT贸易建立并逐渐成为两国民间贸易往来的主要内容之一。LT贸易的建立、执行拓宽了两国民间贸易交往的范围，为1972年中日两国邦交恢复准备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为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LT贸易协定成立过程中日本自民党内“亲华派”的作用与影响

1958年5月,中日贸易全面中断。1962年11月,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签署了LT贸易协定,中日贸易又逐渐走上了正轨。在LT贸易协定成立过程中,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等日本自民党内"亲华派"发挥了疏通两国政府政治意图的管道作用。在"亲华派"的积极努力,以及中日两国政府对重开贸易达成共识的形势下,LT贸易协定得以签署。"亲华派"之所以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其管道作用,是由于与中国政府之间的相互信任。也正是由于这种相互信赖的关系,使自民党内这一中日交流的管道维系下来,并在之后中日关系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LT贸易对中日民间贸易的影响

二战后,中国和日本在正式外交关系断绝的情况下,艰难地发展起了民间贸易。LT貿易就是这一时期民间贸易的高潮。被认为"不仅使日中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是恢复中日邦交的巨大纽带"。

中日“LT贸易协定”的效应分析

“LT贸易”作为一种特殊背景下的特殊贸易方式,是无邦交时代中日交往中的一项创新,其有力地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两国关系的发展。中日两国签订“LT贸易协定”的经济背景是中日两国在国家经济利益上的相互吸引,在经济上两国都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根本目标。而“LT贸易协定”的签订反过来又成为两国交往的助推器,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产生了政治效应、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

“LT贸易”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

值此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本文拟以战后国际关系的演变为背景,以中日民间往来为主线,对在中日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LT贸易”的形成、发展作一分析,以纪念为中日复交作出历史贡献的“掘井人”。

池田内阁对华贸易中的“两个中国”政策以及中国的应对

1960年代初,池田内阁预谋实施“两个中国”新政策以恢复对华贸易,设想既维持同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又承认中国政府为“事实上”的国家政权,并在否认中方所述“政治三原则”的前提下对华订立政府间贸易协定。同时,池田方面隐藏真实意图,并运用欺瞒、安抚和拉拢等策略与美、台、欧三方协调,取得成效后遣人访华。谈判期间,中方鉴于日方不承认政治原则的情况,虽同意恢复两国贸易,但明确规定新贸易体制为民间属性,贸易协议在法律上仍为非官方性质并重新阐释贸易三原则,以此抵制池田“两个中国”企图。

第二次“吉田书简”与佐藤内阁的对华政策

第二次"吉田书简"1是为解决1964年日台危机、由前首相吉田茂向台湾方面发出的一封私人信件。它虽肇始于池田内阁,却在佐藤执政时期发挥了极大的消极作用,令LT贸易遭受损害。同时,作为观察佐藤内阁对华政策的一项重要指标,第二次"吉田书简"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融资问题,而是有台湾因素夹杂其中、涉及中国主权的复杂问题。佐藤对"吉田书简"的积极承认,事实上是在大陆和台湾当局的政治博弈中选择了后者,标志着佐藤内阁由标榜的"政经不可分"积极对华政策向"政经分离"支配下的消极对华政策的彻底转向。

复交前中日经济交往中的台湾因素分析(1951—1972)

中日民间经济交往,作为复交前两国接触的主要渠道,对于加深双方国民对对方的认知与理解,以及中日建交的最终实现,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宝岛"台湾,这一占据特殊重要地缘位置的海岛,在处于冷战的特殊国际环境下,成为各方利益博弈的一个焦点。在这场由美苏主导的冷战中,处于"风口浪尖"位置的中日两国,自然成为这场"博弈"主要参加者。探索台湾因素在作为当时中日之间主要交往方式——民间经济往来中的作用,对于理解当时的中日关系现状以及国际环境局势都是不无裨益的,同时,对于正确评价中日两国的民间经济人士对于中日复交的实现,所作出的努力以及发挥的巨大作用,也是非常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