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樊庶编东坡《海外集》版本考与价值论

明清海南本土对苏轼海外诗文选本的整理尤为重视,先后形成了《居儋录》《海外集》两个版本体系。清代临高县令樊庶自发编纂的《宋苏文忠公海外集》(康熙四十三年,1704)上承“居儋”,下启“海外”,是迄今所见唯一一部评批本《海外集》。其价值有二:一是樊庶本《海外集》在戴熺本《海外集》(万历四十七年,1619)域内失传的背景下,作为后世《海外集》的实际母本,在东坡海外诗文选本的编纂史上厥功至伟;二是樊庶本《海外集》对海南风物的注释、对东坡诗文(特别是和陶诗)的评点别出心裁,在清初诸多注苏、评苏选本中独树一帜。

基于ESP32和语音控制的智能风扇设计与实现

针对传统风扇无法联网和不能语音控制的不足,设计了一种可以无线连接和语音控制的智能风扇。该方案利用Lu-asr01芯片实现语音识别和控制功能,可以控制风扇的打开和关闭。同时,采用DHT11温湿度传感器获取数据,使用ESP32接入blinker平台显示温湿度数据,当温度超过设定的阈值时,会自动打开风扇,小于阈值时,会自动关闭风扇。并且在blinker的App中实现了对风扇的手动控制。最后进行了系统调试和实践,成功验证了上述设计方案的有效性,结果表明效果良好。

范成大《揽辔录》单行本与节录本探原

《揽辔录》是范成大使金时撰写的一部记述奉使行程及见闻的日记。其编撰根源于古代聘使活动中使臣撰写行记的传统,目的是满足统治者的政治需求。《揽辔录》在成书之初为二卷,但在流传中被缩减为一卷。《揽辔录》二卷本早已失传,但《三朝北盟会编》和《黄氏日抄》所节抄的内容均来自二卷全本,对传世本有补证作用。另外,《使金绝句七十二首》也是范成大使金记行的一种方式,可与《揽辔录》相参证。这些流传的版本都有一定的历史根源和内在联系,集中起来可基本认识《揽辔录》的全貌。

鲁迅的命运自审与抗命运观照——自传视野下的《范爱农》

自传主题表达的是与人格相关的个人历史,《范爱农》的悼亡主题下就隐藏着自传主题。从《哀范君三章》(1912)到《范爱农》(1926)的诗学转换暗示了鲁迅以自我表达为重心的写作动机,《范爱农》与《狗·猫·鼠》《尼采自传》的结构呼应则显示了鲁迅以自我命运与性格的自传性写作动机,厦门的写作语境则显示了以“坟”为核心意象的包含着死亡与新生的吊诡心理机制,而《范爱农》在“真实与诗”之间的互动显明了“性格即命运”的自传主题。围绕《范爱农》文本及其周边的考察,揭示了鲁迅将它作为《朝花夕拾》终篇的核心意图——思考性格、命运、抗命运等自传性问题。

时代群像与代际书写——《范爱农》手稿与初刊本对读及其研究意义

鲁迅在《范爱农》中重写了一位已经被哀悼了不止一次的友人;作品发表之后,鲁迅又在以后的生命中继续哀悼。现存《范爱农》手稿中的字句涂改,展现出鲁迅在反思辛亥革命过程中的思路分杈。手稿与初刊本的对读,揭示出印刷定本所呈现的内容,远没有作者思考的内容多。那些最终并没有被采用的修改留痕,构成了与定本平行的“亚文本”,可视作鲁迅有关范爱农主题的未尽之言与有机补充。《范爱农》聚焦于辛亥革命同时代人的命运肖像,对前后两代革命者进行观察与思考。鲁迅关注到了“中间代际”最容易被忽略的生存困境,又将这种特殊性上升为一种普遍性。辛亥革命“中间代际”知识分子的命运,映现了以后时代知识分子生存与精神的普遍困境,其历史性具有未来性。

元素与时空的文学史书写——南宋三峡行记文学探赜(上)

现代现象学的元素论关注元素组成的境域之间的强弱影响关系。南宋三峡行记中,土、水元素是最基本和最强烈的境域,塑造出浓厚的民族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不同于中原地区哲学化的虚景天元素思考,三峡行记中的天元素成为附属陪衬,通过实景展现生态,气元素则进一步丰富了行记创作的内容和审美体验。

十六至十七世纪前期蒙藏互动关系与明朝应对

十六世纪初期,右翼蒙古势力进入西番地区,打破了明初以来以甘肃镇为军事枢纽,“北拒蒙古,南悍诸番,俾不得相合”的战略格局,也揭开了继蒙元之后蒙藏两族新的历史性互动关系的序幕。右翼蒙古势力深入西番地区建立游牧区,并将大量明朝属番收为己用,“番达合势”,严重冲击明朝在西番地区建立的羁縻统治体系,西北边防也承受巨大压力。“洮河事变”爆发,迫使明朝采取强硬的军事和政治措施,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遏制蒙古势力在西番地区的扩张势头,缓解西北边防压力的目的,但已无力改变蒙古势力在西番地区作为重要政治存在的既成事实。而伴随着蒙古各部皈信藏传佛教,蒙藏间结成更为紧密的具有融合性的互动关系。基于彻底解决来自蒙古方面政治军事威胁的政治期待,明朝对于蒙古皈信藏传佛教则持积极推助的态度,试图以此来化解北部边疆问题,这可视为后来清朝统治者“兴黄教所以安蒙古”国策的先声。

帝国的政治哲学——《春秋繁露》的思想结构与历史意义

以往对董仲舒政治哲学的研究主要以儒学与权力的关系为中心,以民主—专制为价值预设,虽有其根据与意义,但并不足以揭示董氏著述的问题意识、逻辑结构和历史作用。面对汉帝国初期所面临的文化断裂、国家社会对峙这两大问题,董仲舒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以儒教之天为信仰支撑,以圣为体天制度者、王为循制治事者的等边三角式理论体系。这不仅塑造了汉帝国的政治架构,对整个中华文明也有某种程度的奠基性作用。

庚子救援:成功背后的无奈与辛酸——陆树藩及其中国救济善会人道行动述论

1900年＂庚子之变＂,使京畿之地惨遭蹂躏。为救助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的伤兵难民,浙江著名绅商陆树藩等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救济善会＂,遵照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精神,北上救援,历尽艰辛,取得令人瞩目的业绩,先后救回难民6000人左右,不仅赢得社会各界的盛赞,而且也得到朝廷褒奖。但救援行动也有不能尽如人意之处,一方面,从外部环境而言,陆树藩和中国救济善会受到济急善会的排挤;另一方面,从内部管理方面来说,中国救济善会本身也存在漏洞,尤其在善款的筹集与使用方面,更是问题多多,终致陆树藩负债累累,深陷泥潭,最后不得不将＂？宋楼＂藏书出售日本静嘉堂文库,代价之沉重,难以想象。表面上看中国救济善会与传统善会别无二致,但运作方式在经陆树藩＂植入＂红十字＂元素＂后已大不相同,也决定了中国救济善会的＂红十字＂性质。这是中国人自办红十字会的开端,唱响了中国创建红十字会的＂先声＂,具有深远的影响,陆树藩因此成为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先驱。

陆凯《赠范晔诗》本事旁证及折梅母题

陆凯《赠范晔诗》一诗的本事历来有众多不同的解读,然诸说皆有值得商榷之处。文章辨析诸说,提出诗歌本事中的"长安",当是当时的"小长安"之误。文章结合范晔的生平仕历,对该诗的写作年代、创作背景、后世误读的原因、后世接受的过程,结合时代的审美风气和地域意识进行探讨,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以礼经世述考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通过注解《春秋繁露》本义 ,企图扶正过去被维新变法扭曲的《公羊》学说。他质疑康有为认定的《春秋》口说的可信性 ,申明《春秋》非改制之书 ,认为董仲舒和何休的《公羊》学说并非如康有为所言“绝无迥异”并辩别出了二者之异。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中通过“存天理”“灭人欲”来阐明《春秋》济世之用 ,又审定当时的政治环境 ,分辨华夷关系 ,驳斥西方平等观念 ,这反映出苏舆的《公羊》学说与湖湘学派有着深厚的渊源 ,加上他以礼印证《春秋》经世大义 ,凸显出他治经的个人特色。

汉代经学走向管窥——以《春秋繁露》与《白虎通》的对比分析为视角

汉代经学是中国学术史上一大盛事,其发展也有其独特的内在理路。本文从分析汉代经学发展中的两部代表性著作《春秋繁露》与《白虎通》入手,通过对二者的对比研究,分别对汉代的天道观、阴阳五行说、儒家纲常伦理进行了阐释,分析了汉代经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点,探讨汉代经学从今文经学独大走向今、古文经学的融合,以及经学对谶纬之学的吸纳,以期勾勒出汉代经学的走向。

教狱相顺 正谊明道——《春秋繁露》的修己治人之道

董仲舒是汉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之一,哲学家和教育家,有"汉代孔子"之称。在先秦儒学向汉代经学的转变过程中,董仲舒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主张"独尊儒术"使儒学神学化、经学化、社会化上。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着重从重德教、辅刑罚,万民之性、待教而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必仁且智以及教师观等方面,来分析董仲舒的修己治人之道,可以使高教管理者对古代儒家伦理管理思想有更深的理解。

天人感应的发生机理与运行过程——以《春秋繁露》、“天人三策”为文本依据

董仲舒是中国古代感应思想的集大成者,提出了"天道类动""阴阳性情""人副天数""因五行而用事"系列的概念、观念,论述了感应的一般性原则,既有诸多命题的逻辑推演,也有"求雨""止雨"的实际应用,因而为天人感应的观念与信仰建构出一套完整的认知系统。在董仲舒这里,感应思想被推向了成熟的形态。文章揭示和呈现了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发生机理与运行过程,以消除人们长期以来所作的神秘化误读,并克服学界研究对感应、天人感应只流于泛泛而说、停在表皮而不能深入内里的弊端。

北宋三相与东台西溪

范仲淹在西溪做盐官的时间,众说纷纭;在西溪留下的诗作,传抄略异。修筑捍海堰的时地,说法亦有不同;吕夷简在西溪做盐官的事,或有所疑;晏殊是否在西溪做过盐官,争议更大。本文主要就上述问题进行了考证。

《吴船录》所见四川旅游资源

以都江堰、青城山、乐山、峨眉山、青神中岩五大景区为重点,可以考察范成大《吴船录》及其《西征小集》、《东征小集》所见四川旅游资源,以期对这些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增添这些旅游景区的文化意蕴和人文内涵。

《春秋繁露》与儒学臣道观的形成——兼谈儒士政治的演进

:《春秋繁露》的臣道观在肯定君尊臣卑的前提下 ,以“君道无为 ,臣道有为”为理论中介 ,摆脱了以荀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学对“圣君”的严重依赖 ,比较重视充分发挥臣子的主观能动性 ,并认为只有儒士才是充任朝廷各级官吏的合格人选 ,从而完成了儒学臣道观的构建 ,也奠定了西汉中叶至两宋时期儒士政治的基本框架 。

新媒体时代粉丝群体认同的生成机制研究--以鹿晗效应为例

新媒体时代的粉丝为偶像带来了不容小觑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而在追星的过程中,粉丝们收获了满足感、群体归属感,以及自我意识的实现。本文以鹿晗的粉丝"鹿饭"为例,从仪式观角度分析了新媒体传播语境下"鹿饭"交往活动模式的特征以及粉丝群体认同的生成机制,从而在一般意义上解读其亚文化的传播特征。

明代监察御史范辂编年事迹考

明代监察御史范辂的生平活动与当时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多有关涉,而目前学界所据研究的《明史》、《郴州志》及《范氏宗谱》对范辂事迹多有不详。关于范辂生平事迹较为翔实的史料,除了吕柟所撰之《范公墓志铭》与《何氏墓志铭》外,还有散见于如《明实录》等诸多可信史籍中的记载,以及许多与范辂有过交往之人文集中的奏疏诗文等。以两通墓志文字为主线,旁征部分其他文献记载,对范辂的生平事迹进行编年梳理,可为史学界提供一份翔实可靠的基本资料。

《春秋繁露》引《诗经》特点初探

董仲舒《春秋繁露》20多篇称引《诗经》,篇目主要涉及《大雅》、《小雅》、《邶风》、《卫风》、《魏风》、《周颂》、《商颂》、逸诗;多引用《诗经》原来诗句,带有较强的哲理性而少描述性与抒情性,注重《诗经》的"志"与"质";改易引用《诗经》部分字词或句序,为释文所用;引用《诗经》的一些诗句,进行阴阳灾异观点的阐释;客观上使严肃的论说文章增加了诗意和文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