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大事记讲义》成书考论

认为淳祐七年刘实甫序本《大事记讲义》并非吕中所撰,其《大事记》应是渊源自蔡幼学《大事记》,而蔡幼学作《大事记》则是为继续其师陈傅良未竟的《皇朝大事记》。刘实甫序本《大事记讲义》以蔡幼学《大事记》为基础而作了“讲义”,并补充了部分《大事记》的内容。其后,吕中又在刘实甫序本《大事记讲义》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讲义”,所以诸本《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和《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都题为“吕中讲义”。陈傅良、蔡幼学作宋朝《大事记》,以及其后出现的《大事记讲义》,在体例上都受到吕祖谦《大事记》的影响。

吕本中诗歌的多重渊源及影响

吕本中继承吕氏家族"不名一师"的家法,对前代诗歌遗产博采众长,渊源较为复杂。吕本中诗歌既师承法度谨严的老杜、山谷诗,也有意仿效无法可依的太白、东坡诗;既模仿格调高古的汉魏古诗,又借鉴情调旖旎的乐府作品,然究其创作之初源并贯穿于创作始终的,则是一般性唐诗。因而,吕本中诗歌呈现出既有法可依,又不惟法是从;既流畅自然,又不汪洋恣肆的状态,代表了当时诗坛以苏济黄的整体倾向。其诗歌以宋诗为基调,但同时努力向汉魏古诗、乐府民歌尤其向唐诗复归,典型体现了当时诗坛基于宋调而向唐音复归的基本走向,对宋代中后期诗歌产生了重大影响。

吕大临的心性论及其与关学、洛学的融合

心性论是宋明理学重构时的重要切入点。吕大临兼传关学与洛学,他的心性论以"中"与"仁"为基点,将张载关学重视的"中"与心性思想相融合,以"大本之中"统摄心性,且在与程颐往复辩论后走向成熟;同时将张载关学的气本论与程颢的"万物一体为仁"相融合,开创出北宋道学思潮中颇具特质的心性论。

《吕氏春秋·应同》篇新论——兼论战国后期学术之演进问题

《吕氏春秋.应同》篇通常被今人视为引自邹衍五德终始思想的断片,这种流行已久的看法其实并不符合《应同》篇本意。从《应同》篇与邹衍、墨家之思想比较看,《应同》篇的五德终始学说可能是后期墨家根据吕不韦需要所改造的结果,讲五德终始的在战国后期也不止邹衍一家。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对五德终始说在战国后期发展的多向性问题以及后期墨家的思想发展性问题做出新的认识。

略论宋代“活法”理论的嬗变

吕本中提出的"活法"一说对江西诗派的发展,对南宋诗歌的变革,起到了先导性的作用。江西诗派自身的积弊是"活法"理论的产生的内部要求,"活法"理论的许多内容都可以溯源至黄庭坚的诗歌理论。吕本中先生明确提出"活法"、"悟入"理论,带来了江西诗派诗风的重大变化,有振起南宋诗风之功,并得到与其同时的曾几、曾季霾等人的践行与发展。而后,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创作了大量的"活法诗",并且从理论上丰富发展了"活法"的内涵。

因缘际会中的偶然:吕本中《江西宗派图》新论

吕本中的《江西宗派图》,确立了中国文学史上江西诗派的存在。然而吕本中创作宗派图的确切目的与动机,由于文献不可征,早已不复能确证。但其出现,无疑与北宋末年的政治、文化形势及诗坛传统有关。北宋有着代代相传的文坛盟主意识,由此构成欧阳修—苏轼—苏门四学士的传承脉络。而四学士中,黄庭坚诗歌艺术最为精湛,因此得与苏轼并称"苏黄"。于是社会上逐渐开始出现一种思潮,认为黄庭坚诗歌胜过苏轼,苏文黄诗,成为元祐时代的象征。吕本中《江西宗派图》的出现,正是这一思潮的反映。随着南北宋之际政治文化形势的变化,《江西宗派图》发生了极大影响,已非吕本中所能控制,江西诗派作为对苏黄有所简择的标志,成为了时代主流诗学。

吕本中诗学思想及其影响浅论

吕本中是江西诗派的重要诗论家,其理论主张出于江西又超越江西。其早年所作《江西诗社宗派图》为江西诗派立名,虽有偏颇但影响深远。他融合黄庭坚和苏轼的诗学思想又加以深化、创新,提出"悟入"和"活法"两大主张,为江西诗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在他的影响下,南宋诗歌创作摆脱了江西陈规的束缚,自成一路。严羽的《沧浪诗话》虽致力于批评江西诗派和苏黄风气,但其诗论主张与吕本中也多有相通之处。

浅议妇人热入血室证

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热入血室证指经期、产后或施行人工流产、引产术后,在血室(子宫)空虚之际,病原微生物感染所致,临床表现为发热恶寒,胸胁下胀满疼痛,重者白天清醒,入暮则神志异常,谵语妄言。常见疾病有盆腔炎性疾病、产褥期发热和部分经行发热疾病。《伤寒论》有关热入血室证的治疗仅有针刺期门穴和小柴胡汤,后世医家多有发挥,治疗方法有疏畅气机,调和气血,透邪泻热等。《金匮要略》提出"热入血室证"的治疗禁忌为"勿犯胃气及上二焦",故治疗时慎用汗、吐、下三法,当用和解表里之法。另外,热与血结易致瘀血,用药时应酌加活血化瘀药物。

论我国古代重粟思想及其影响

自管仲以来,重粟思想就开始作为一种基本治国理念,影响早期华夏文明的政治治理。汉代贾谊和晁错的重粟思想为文、景时期的富国安民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后,重粟思想以其对国家政策的引领作用影响了两宋、清朝乃至当今中国。

陈师道与吕本中诗学观之比较--以《后山诗话》和《童蒙诗训》为视角

诗话是中国古代诗学理论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而宋代诗话在中国诗话发展史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陈师道和吕本中作为江西诗派的重要作家,都对宋代诗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深刻反思,主要体现在他们各自所作的《后山诗话》与《童蒙诗训》之中。他们的诗学观有许多相合之处:如推崇诗骚、汉魏,称道杜甫;强调作诗的“悟”“意”;注重诗歌的“新”“变”。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如对苏、黄诗歌的态度不同;对诗歌创作法则的要求不同;对唐宋诗人的取法态度不同。通过比较二人的诗学观,可以观照他们对宋代诗学的不同价值取向。

《吕氏春秋》的管仲形象书写及其价值研究

管仲是吕不韦心目中的良相楷模,《吕氏春秋》有13则与管仲相关的历史故事,书写了管仲深谋远虑的智相、以民为本的仁相、知人善任的贤相、治国理政的能相形象,带有一定的传奇性、典范性与赞誉性。分析发现,《吕氏春秋》推崇管仲,与吕不韦、管仲等的政治思想、个人经历、撰书初衷相似有关。《吕氏春秋》的管仲形象书写,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在管仲接受史、管学研究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吕大临的《中庸》阐释--兼论与张载、二程的《中庸》诠释之异同

张载提出了“太虚即气”的气本论思想。吕大临受其影响也非常注重气,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气构成的,并认为世界之所以能生成、运动的关键在于气本身具有内在的动力。虽然在此观点上吕氏同于张载而不同于二程,但在理气关系上,他明显背离了张载而趋同于二程。中庸是《中庸》极为重要的概念。小程从体用关系上对“中”进行了分析,认为“中”从体上说,为“在中”;从用上说,为“时中”。虽然,吕氏也是从体用上来界定“中庸”,但在“中”与“心”的关系上两人的看法有较大的不同。正因有异,故而他们所主张的修养工夫亦有所不同。

《大清律例》盗行为之阶段论

《大清律例》盗律体系中,有类似于现代刑法学中关于"犯罪的特殊形态"的划分,区分"未成盗"与"已成盗",律典对"未成盗"处罚的前提是"已行",但实践中对"已行"之前的"预备"阶段也可能进行处罚。盗行为导致的事主失足身死及窘迫自尽会加重对行为人的处罚,但不能用现代刑法学中的结果加重犯理论简单比拟。发冢行为虽较普通盗行为特殊,在处罚上亦是行为程度愈深而愈重。古今法律具体规则不尽相同,但均符合"罪行越大,绞架越高"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