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周《孝经集传》中的爱敬情感漫议——兼及对阳明学爱敬关系的重订

黄道周《孝经集传》认为爱与敬是孝中重要情感,二者不可废偏:敬能明晰父子伦常而行合宜之道,爱能使家庭关系融洽亲睦;且依儒家情感推扩论,敬能尊重父母进而礼敬他人,爱能关怀父母进而亲近他人。在爱敬关系上黄道周以敬为本,认为敬引领并导顺了爱,且对他者的爱也可以从敬中推出。“敬本”得以可能,从人道维度看基于敬是礼乐教化之实,而礼是成德之径,因此以礼教培养美德离不开敬;从天道维度看孝源自人对天地生生之仁心的感通,而人对于超越者(天)的情感侧重敬而非爱。对于阳明学多言爱而罕言敬导致的晚明情欲恣肆之弊,黄道周从孝本论出发论证敬是本源情感,并主张从家庭场域中发现并培养敬。真敬的归位能在尊重人物自性基础上,使社会伦理秩序条理和谐。

论《孝经》在先唐家庭德育思想史上的意义——以《圣治章》注释为中心的考察

在现代学界,《孝经》或被视为肤廓的政治伦理,或被笼统地解读成个人德性。但若以父母职能为视角检视相关注本且将其置于先唐时期家庭德育思想史中考察则有若干新发现。在先秦两汉伦理中,父母之于子代人格生成的意义或抽象或支离或偏囿,而《圣治章》将其具体化、系统化、圆融化了,即来自母亲的爱与来自父亲的严依次熔铸到子代心性结构中,形塑出爱敬并重、自由与秩序兼备的中和人格。《圣治章》注释从“习得”“天性”两个面向呈证此点。魏晋人孝母不尊父的实践将由爱至敬的“习得”路径截断,且以个体所禀之“理”取代了敬父之“天性”,任诞士风因之形成。此可反证《孝经》在先唐家庭德育思想史乃至当下伦理建构上具有积极意义。

从《礼记·曲礼上》看“礼敬意识”与孝道思想

《礼记·曲礼上》蕴含着丰富的礼敬意识,这些礼敬意识贯穿历史,成为统治者推行政治伦理文化建设的重要文本。《礼记·曲礼上》还有深刻的孝道与人性相关阐述,表现了对“老”的尊重与回应。人的孝道培养有七种类型,说明了孝道培养是礼制建设的根本。

深度翻译:《孝经》误读的历史性纠正与重构

《孝经》的重译过程,也是对误读的不断纠正及重构的过程。译者的翻译意图及所处时代历史语境导致了对《孝经》中主要哲学概念的误读,遮蔽了《孝经》的哲学思想及哲学价值。罗思文、安乐哲利用深度翻译的方法,采用文本内外共同诠释的深度翻译模式,对《孝经》中的误读现象进行了历史性纠正和重构,还原了《孝经》的哲学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中国哲学话语应有的世界地位。

从《论语》和《孝经》看孔子“孝”思想的可能意蕴

从中国“孝”文化传统的主流来看,父权主义的主体原则、强势原则、血缘亲情的核心性原则、道德行动选择原则化的解释路向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从解释学的视野看,“孝”还可以是一个认识论的范畴,其伦理内容要靠其他道德范畴来补充说明;“孝”范畴主要功能在于构建社会纵向关系和天人关系的意义内涵,孔子对“孝”的行动指令的说明是服务于这一意义内涵的。

论日本传《古文孝经》决非“隋唐之际”由我国传入

清乾隆年间从日本传入我国的《古文孝经孔传》，其间有大量“古文”奇字，曾被近时学人用来论证日传《古文孝经》“系自我国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证据。本文通过考察北宋字形类工具书《汗简》、《古文四声韵》保存唐宋时期所传“古孝经”字形情况，证明日传“古文”与唐宋“古文”在文字上缺少同一性，不是同一传承系统，看不出系“由我国隋唐之际传入”的痕迹。

《孝经》“移孝为忠”说的困境与超越——以明末大儒黄道周为个案

《孝经》提出"移孝为忠",孝与忠紧密联系,但其间又存在矛盾。以"孝子"、"忠臣"著称的黄道周深受《孝经》影响,但他的孝道观倾向于先秦儒家的孝道派,在孝与忠发生矛盾时主张忠服从于孝,这一点与"夺情"执政的杨嗣昌截然不同。黄道周在完成《孝经》"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的人生设计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事亲与事君、辱亲与忠君的两难抉择,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对"移孝为忠"作了深刻的注解,孝与忠的裂痕也在他身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合;而《孝经》"移孝为忠"说则在明清易代之际得到了一种新的诠释与超越。

西夏文草书《孝经传序》译释

西夏文草书《孝经传》全书最重要也最难解的部分是吕惠卿的序言。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以专文的形式对西夏文《孝经传序》重新作出译释,译释工作包括楷书转写、校勘、对译、汉译、注释等,使这篇序言的主要内容首次向学界展现出来。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吕惠卿编写《孝经传》的缘起,编写过程及其政治目的等,为研究北宋新经学派及破解西夏文草书提供一份不可多得的新资料。

解析《孝经》与《孝论》孝亲观的差异

《孝经》论述了世俗之孝;《孝论》不仅论述世俗之孝,而且论述了出世之孝。《孝经》遵循礼的规范,主张孝有差等;《孝论》要求众生平等,主张孝无差等。《孝经》将孝从社会伦理发展为政治伦理,主张"移忠于孝";《孝论》则把孝与戒结合起来,认为孝与戒为一体,主张"移孝于戒"。《孝经》的孝侧重在确立人的立身之道,怎样才能显亲扬名;《孝论》的孝则侧重在告诉人们守身之道,怎样才不违戒,怎样才能积善。

追寻六经之本——曹元弼的《孝经》学

在晚清民国经学中,曹元弼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曹元弼遍注群经,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学术体系。而在他的经学思想中,他通过注解《孝经》,为其经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他继承郑玄的思想,认为《孝经》是六经之道的总汇。在曹元弼看来,六经之道,在于人伦,而《孝经》恰恰提供了这一人伦思想的核心。同时,他认为通过《孝经》中的"爱"与"敬",可以贯通百王之道,六经之法。

论《孝经》在大学德育中的价值

《孝经》为大学德育提供可供参考的目标和内容,即通过宣扬博爱、德义、敬让和礼乐,使人达到至善至德;也为大学德育提供可供借鉴的原则和方法,即循序渐进、因材施教以及启发式灌输。

唐玄宗以孝驭官动因及实践探析

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地缘和血缘紧密结合为特征的政治生态环境之下,孝成为中国古代最原始、最稳定的文化基因之一,既是伦理道德范畴的价值准则,又是社会政治领域的行为规范。胡汉混血的特殊家族背景和登基为帝的庶子身份,又使唐玄宗对其尤为推崇。他亲为《孝经》作注阐释孝理,把“孝治”思想上升为重要的治国原则,以孝驭官。通过对官僚阶层进行孝道规范教育,维护和传递以忠孝节义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文化,实现和巩固政治秩序的和谐和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

美国汉学界对孝及《孝经》的研究——兼论海外汉学的研究范式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孝占有显要位置。孝及总其大成的《孝经》一直是美国汉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1996年,戴梅可发表《汉代中国的儒孝和个人主义》,从中国文化内部出发,提出儒孝地位的上升、涵盖面的扩大最终导致汉代政权的衰落;1998年,侯思孟发表《孝在古代中国的地位》,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考察孝,以文献分析的方法论证了孝在中国早期历史(商至两汉)中的演变,力图就中西文化进行对比。海外汉学的学科背景、问题意识、理论手段等,完完全全是西方的。研究海外汉学应当从西方学术文化的内部出发,对比比较文化的研究理路,审视海外汉学在外国学术体系中的发展历程,对西方学术史进行"外国学"研究。

先秦“孝道”的本来面目及其当代价值

在中国文化中,孝是一切道德原则的核心,被奉为人伦之至理;孝道是教化民众、化德成俗、理家治政的重要手段。先秦"孝道"的基本内容包括:尊敬父母,敬重老人;移孝于忠,事君治国。孝道在推行过程中,经历了"从双向的情感交流到单向的义务付出,从理家治政的手段到束缚人性的桎梏"的嬗变过程。今天,我们应摒弃封建孝道中"愚孝"、"愚忠"、扼杀人性的成分,构建新时代的"忠孝观",将"孝道"作为今天道德建设的契入点,使基于人性基础上的孝道为构建当代和谐家庭与和谐社会发挥积极的功用。

夏译本《论语全解》、《孝经传》中的避讳字

西夏仁宗仁孝时期,重视儒学,发展教育,确立了以儒治国、以孝治天下的统治思想。在这一时期,翻译、刊印了一批儒家经典著作,其中有《论语全解》、《孝经传》等。在夏译本《论语全解》和《孝经传》中,初步发现了9个避讳字,有的避讳年号、尊号,有的避其名讳和皇姓。在皇姓中既避"嵬名",又避"李"姓,这对研究夏国史和思想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西夏文避讳字的出现,增加了文字的品种,丰富了语言文字的思想内涵。

《万叶集》中的亲情与孝道

愿文中的孝道观念对日本奈良时代和歌的影响 ,是中日文学交流史研究尚未触及的问题。《敦煌愿文集》中的“亡男文”等与《万叶集》中山上忆良的《熊凝歌》结构用语的惊人相似 ,吐露了奈良时代歌人接受愿文的秘密。山上忆良在作品中展现的 ,是从《诗经》以及佛教文学中接受的民间对亲情的推崇。在东亚文学中 ,歌唱父子或母子亲情的诗歌散文 ,是仍具生命力的遗产。

《周易》对传统孝道文化的影响

孝道是中国传统专制文化的现实与历史基础,孝是忠的前提,忠是孝的延伸。而《周易》则建构了孝道的理论基础,《易传》彻底改造了《易经》中的先天平等思想,由所谓"先天不平等"(天尊地卑)的虚构逻辑前提出发,推演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妇卑"的理论主张。后代的统治者与御用文人,在理论上把这种专制性的孝道观加以细化,在实践中加以制度化、法律化、典范化,导致了奴性化、反科学性、反人性的严重后果。只有彻底抛弃专制基础,对传统孝道观加以扬弃,才能真正古为今用。

“异化”为主,“归化”为辅——文化全球化视域下《孝经》典籍译介策略

从文化全球化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孝经》典籍译介的意义,从遣词造句、句意传达、文风把握、翻译策略四个方面论述了《孝经》五个译本的成就与不足,并剖析其根源,提出了"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译介策略。

《孝经》中的孝道思想初探

儒家重要经典《孝经》详尽地记载了关于孝道的思想和言论,内容涉及孝道在道德规范中的重要地位,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的"五等之孝"及孝道的基本原则、孝治思想等。《孝经》中将孝奉为德之本,要求子女诚心诚意孝敬父母,在父母年迈、困难时竭尽孝心,这些合理内核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但对于其中存在的"天地神灵"、"因果报应"等唯心主义思想,"三日而食"、"服三年之丧"的陈腐观念,人分五等的等级观念,"事君"、"忠君"的专制主义思想等封建性的糟粕要予以批判和抛弃。

《孝经》的孝道思想探析

《孝经》作为传统孝道的经典,其孝道思想蕴含着丰富的伦理精神,在历史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思维和行为实践,无疑也是当前重建孝道的重要理论资源。《孝经》的孝道思想主要由孝道理论依据、孝道宗旨、孝道规范等三大方面构成。关于孝道的理论依据,《孝经》不仅论证了孝道是一切道德的根本,是天经地义的人伦规范,而且还从人性的方面对孝道根据进行了论证;关于孝道宗旨,"孝治天下"是《孝经》孝道思想的宗旨,是贯穿全书的核心思想,而以孝治国的政治主张是以孝道教化为基础的,并且提出以刑罚来维护孝道的推行,从而真正达到"孝治天下"的目的;《孝经》的孝道规范,分为"事亲"的基本规范与"事君"、"立身"的泛化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