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西土兵(俍兵)征调制度与明代军事制度协变研究

明朝廷对桂西土兵的征调可概括为听调(额调)、轮戍和屯戍三类,之所以有不同类型是因应明代不同时期的军事制度变化的需要而进行的调整。从明代军事制度变化如何引起土兵(俍兵)征调制度变化的角度切入讨论土兵(俍兵)的征调与轮戍的情况,以及最后向耕兵制的演变;并指出明代文献中出现的土兵、目兵、耕兵、俍兵的不同概念背后有着制度性的差别。

韩愈《毛颖传》与明代假传文新论

明代假传文创作兴盛,在韩愈《毛颖传》基础上渐成一种新文体,相较于《毛颖传》的托讽意味,明代假传文强调虚、实与真、幻的“幻笔”特征,以及在表达上呈现世俗教化之趋向。而于目录分类上,明代假传文选本由集部向子部转变,由散文选本发展为类书体式,并在小说琐语、日用类书之间承担不同功能。因此,明代假传文又在创作上进一步开拓对文化、医药、博物等知识与文字技巧的运用,展示出明代士人的日常生活空间,其背后亦隐含明代知识系统的构建。

从仇英《清明上河图》窥明代服饰色彩

文章通过对明代仇英《清明上河图》中不同阶级人物服饰色彩的分析与来源的表述,展现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服饰色彩的阶级性。通过对明代文献进行研究,发现洪武三年(1370年),明政府初步定出冠服之制,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对原定的冠服制度又重新进行的调整,更制范围加入了服饰绣线配色及鞋袜的规制。两次制度制定后只是在服饰色彩及其禁制等方面加入了一些如色彩禁制方面的规定。并根据研究了解部分明代的服饰色彩的来源及基本获取方式,传统色彩的印染工艺在当代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续。

狼兵狼人刍议

狼兵之称的来历大体有三说 :族称说、族落群体说和官称说。“狼”可能是某种译音 ,但不可能是“郎火”

仇英版《清明上河图》中的明式家具浅析

本文以反映了明代苏州繁荣生活的巨制画卷仇英版《清明上河图》为蓝本,简要阐述了画卷中所绘家具的种类与数量,通过选取画卷中的几个典型场景,简要地分析了城郊乡间品戏、乡绅住宅、寺院、商贩店铺、木工作坊和士大夫住宅里的家具特色,为研究明代中后期的家具提供了有力图证。

道不同不相为谋——论余英时与现代新儒家

余英时认为,儒家“道统”包括“内圣”、“外王”两方面,新儒家所谓“心性”,只不过是从“道学”中抽离出来的“道体”;宋明理学中虽然增添了“内圣”的向度,但“行道”依然是宋明理学家“第一义”的愿望,“内圣外王连续体”才是宋明理学的本义。余英时认为,儒学的批判是从内部开始的,反对用西方的哲学观念来阐述儒家学说。余英时不相信中国今天能够重建一个全面性的儒家文化,但余英时又认为儒学将在私领域继续发挥直接的效用。无论从狭义的还是广义的新儒家定义看,余英时都不是现代新儒家。

论胡应麟的“史有别才”观

"史有别才"是胡应麟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是由前后相继、内外相承、有着内在逻辑发展理路的三个方面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第二个方面即强调史才之业有专门是其核心内容;第一个方面即时代性和第三个方面即史家成果,则分别是这一核心内容的外部环境和客观表现。时代性限定了史才得以发挥的程度,史家成果则具体展示了史才的内在要求。胡应麟之所以提出"史有别才"这一范畴,无疑是对其史家难得、须"三长二善"五者兼之这一表述的进一步衍申,同时也是对刘知几"史学三长"中史才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思考和探讨,其中心就是推崇史才之专和史才之高。明代史学虽总体上处于衰退之中,但在史学思想方面也取得了一些发展。

兴趣与音节:略谈严羽诗学中复古倾向的真谛及其影响

严羽《沧浪诗话》所言学诗"妙悟"的途径是"熟参",即对历代诗歌作品反复地"吟咏"或"讽咏",由此获得对汉魏晋盛唐诗歌"高古本色"的感性认识,而其"高古本色"内涵主要在于情感性(兴趣)和音乐性(音节)的统一。严羽关于诗歌"吟咏情性"的定义,即隐含"感动激发人意"的趣味和"一唱三叹之音"的音韵两方面。严羽《沧浪集》中大量拟古的作品为《沧浪诗话》的诗学旨趣提供了强有力的旁证。而在严羽诗学影响下的明代前后七子,其复古思潮也明显表现出恢复诗歌音乐性的倾向。

内外兼治:明代壮族土官岑瑛的施治方略及其影响

明代壮族土官岑瑛在思恩司域履职期间,强勇有谋,励志有为,内外兼治,使思恩由土州上升为思恩府,最后又改为思恩军民府,成为广西境内疆域广袤的重要府镇,其自身官职亦屡得升迁。这对思恩司域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乃至王朝中央在桂西地区的封建统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岑瑛堪称中国土司史上杰出人物的典型代表之一,其内外兼治的治理方略,积极作用要大于消极影响,应实事求是地加以论评。

明代学者郎瑛生平与学术述略

仁和郎瑛是明代学术史上的一位重要学者,在考据学方面贡献至大。但他同时也是一位被长期忽视的历史人物。通过郎瑛的生平家世、交游以及学术著述与贡献等情况,我们可见这位明代学者一生的概貌。

明代仇英绘画中庭院空间景观设计理念研究

明代庭院空间景观与同期界画作品艺术表达是互渗与交融共生的关系。通过归纳仇英绘画作品庭院空间类型,可解析明代庭院景观空间设计方式与营造特征。对仇英画作庭院图像资料与历史文献进行比较,阅读分析明代建筑章法,可直观地再现宫廷礼制、商业市井、郊野风光、河滩景观等不同设计方式。为中国古代建筑空间设计理念提供历史性图像解析,也可为当下庭院空间设计提供借鉴。

顾应祥(1483—1565)的土地自由流动论及其思想史意义

明代中叶常州人顾应祥提出的土地应该被允许自由流动的思想及与之相关的德治政府论是明代思想史界的一股清流。顾应祥认为,人之本性彼此各异,在生产劳动上的投入与产出所得也必然不同。对此,国家不该用制度限制或政策约束,强求百姓财产均平。为此,他既反对明初恢复井田制的呼声,也不同意丘濬的"配丁田法"。结合明代中叶田土兼并的情状可知,顾应祥之说,实质是面对田土受强权左右而无法正常流动的现实,精于儒学之道的士大夫为了安定社会、保障民生,而设计的一种改善思路。这一设计,因为本诸人性,既以之为保障民有的理论之源,又以之为施治于民的制度基础,故能缓解国家与百姓之间的对立,减少因财产转移而引发的社会矛盾。

接受与传达:仇英画作与朝鲜半岛题画诗文

明代画家仇英的作品朝鲜朝中期传入朝鲜半岛,继而朝鲜文人创作出一系列与其画作相关的题画诗文。仇英画作的东传不仅是朝鲜文人对异国文化的简单接受,更是朝鲜朝题画诗文的一次“艺术事件”。借此不仅能够在“文化场域”中重新看待朝鲜文人在“诗画一体”价值观念下对仇英绘画作品的本土化接受,也进而可以揭示出他们在崇明排清的文化心理和藩属关系更迭的忧患意识下,渴望在绘画审美之外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

胡应麟《诗薮》与乐府批评论

胡应麟《诗薮》是明代乐府诗批评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其中的"乐府批评论"重点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关于歌行与乐府的关系问题,二是近体乐府中之"绝句乐府"论,三是对历代乐府诗人诗作的比论,四是对乐府创作经验的归纳与总结。乐府批评论"不仅扩大了明代乐府诗批评的领域,丰富了其批评的理论体系,而且对于时人与后人进行乐府诗创作也具有极积的作用。

明代太常乐官考

太常是我国古代负责宗庙祭祀等礼乐活动的重要部门,其前身是周礼的春官宗伯,其官制设置、架构内容因各朝代礼乐需求不同而有所增减,但其掌管邦国宗庙祭祀礼乐的职能从未改变,直到清末封建社会结束。太常的乐官专门负责王朝雅乐,其发展经历了从专掌祭祀雅乐到兼领俗乐再到只掌雅乐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到了明代,太常乐官的职能非常集中,并且不同于前朝,废除了太乐、鼓吹等乐署,新建神乐观,以道士承应祭祀典礼。

从明刻本《秋水庵花影集》的特点看施绍莘的心态

《秋水庵花影集》是晚明著名散曲家施绍莘的作品集。作为一部词曲集,《秋水庵花影集》的明刻本呈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秋水庵花影集》之所以以现在的面貌流传下来,正是施绍莘精心安排的结果,是与他的留名心态有着密切联系的。

清代雍乾官窑视野下的唐英

唐英从雍正六年(1728)奉命任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因病辞职止,督理御窑厂烧造前后达28年之久,先后为雍正和乾隆两朝皇帝烧制瓷器,由他主持烧制的瓷器无不精美。清代雍乾时期官窑瓷的烧造达到鼎盛,唐英其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本文在清代雍乾官窑视野下,阐述了唐英的功绩,以及其料理景德镇御器厂所取得的成就,还介绍了他的助手老格全力辅佐唐英;其次,列举了数件雍乾时期唐英款瓷器,对其中的典型器物进行了深入地阐述;最后,整理了唐英监造的雍乾时期流行的部分官窑瓷器品种,并对其中典型器物进行重点阐述。

明代车营初探

明代,由于火器的大量运用及传统步骑兵战斗力的下降,为抵御边疆游牧民族的侵扰,在明军的编制中出现了一种具有合成部队性质与特点的新军种——车营。它主要由步、骑、车、辎重等兵种组成,具有与以往部队不同的编成方式,对明军的训练方式、内容及战术方法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龙膺古体诗用韵看明代武陵方音的特点

明代湖广武陵诗人龙膺的古体诗用韵,入声韵消失,阳声韵尾[-n]、[-m]、[-]混并,尤侯韵与虞模韵混押、之微韵与虞模韵混押。这一方面是由古体诗韵放宽所致,另一方面应当是受诗人乡音武陵方言影响。龙膺古体诗用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武陵方言的一些语音特点。

明清时期运河水利人格神的建构及传播——以宋礼、白英为中心

明清时期漕运成为封建国家的经济命脉,作为漕运的载体,运道治理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宋礼、白英因治理会通河有功,在明清时期不断被统治者褒奖和加封。白英由于人物形象模糊,更易为民众所改造,再加上统治者对民间精英人物的肯定,故其成神时间较早,过程也较为顺利。相比白英,宋礼成神时间较晚,过程亦极为曲折,充满了复杂的权力斗争。由于在现实社会中,更易找到神灵的“化身”,故白英的信仰地域远远超过宋礼。作为同一时代的治河功臣,宋礼、白英死后的境遇和经历却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别,无疑是官方和民间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其中,官方的看法和态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民间力量所扮演的角色同样不容忽视。神灵信仰在民间的影响力,是官方决定是否将其纳入国家正祀的重要因素。在信仰发展过程中,民众大都会根据自己的口味和需要,对官方信仰进行“本土化”或“地方化”改造。这种“本土化”或“地方化”改造是否成功,直接决定了神灵信仰在官方的支持消失之后,能否继续在地方社会得以传承和发展。宋礼、白英成神的背后是复杂的权力斗争和频繁的官民互动,反映了这一时期水利人格神信仰形成及发展的普遍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