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晋宋之际琅邪王氏家族代表人物的政治倾向

东晋立国过程中,王导、王敦等人贡献卓著,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琅邪王氏家族成为权势门第。东晋中期以后,琅邪王氏的这一地位有所下降,其子孙相继投靠门阀士族中的军事权势人物,甚至帮助桓温、桓玄父子谋篡。晋宋之际,以刘裕为代表的出自寒门的武将势力崛起,在击败门阀士族的军事力量后,逐步夺取统治权,这对于传统高门士族而言,其门第意识与文化观念受到了严峻的冲击和挑战。与那些轻视刘裕,或对寒门阶层及其政权持观望态度的众多士族人物相比,琅邪王氏代表人物则大多主动依附刘裕,积极参预其新王朝的创立活动,其中王谧、王弘、王昙首、王华等人最具代表性,他们也因此获得刘宋统治者的重用。对于琅邪王氏家族而言,在晋宋革命的关键时刻,其家族又恢复到权势门第的显赫地位,并在南朝得以长期维系。琅邪王氏子弟在晋宋之际社会变革中的政治抉择,体现出其家族崇尚实务的门风特征。

“永嘉之乱”前后之琅琊王氏政治

“永嘉之乱”给琅琊王氏政治带来了两个转折,一是其家族成员与朝廷政治之关系更加密切;二是西晋南渡后,琅琊王氏成为东晋政治的实际的操纵者。但琅琊王氏政治势力的急剧膨胀,不仅使其内部的部分成员比如王敦等人有了觊觎朝廷政权的野心,而且也引发了其他士族群体对琅琊王氏政治的猜忌与怀疑,这就使得琅琊王氏政治在朝廷裁限以及士族抵制的形势下艰难发展。但琅琊王氏政治之基础毕竟是根深蒂固,其家族政治统治在整个东晋政治进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家门氏族与刘宋文学区域差异

主要从文人里贯切入,对刘宋文学的地理分布进行研究,探讨了家门氏族与刘宋文学区域差异之间的关联。就区域文人群落而言,作者较多的群落,属于身份地位高且重视子弟文学、文化修为培养的家门氏族,主要以新兴士族彭城刘氏、长盛士族琅琊临沂王氏及没落士族吴郡"四姓"等家门为典型。

论王允之——琅琊王氏家族危机中的支柱

东晋一朝,门阀政治贯乎始终。其得以创建江左,尤端赖于琅琊王氏家族。王氏作为东晋门阀政治的发端者,其家族势力正是在王敦、王导手上达至鼎盛。后因王敦叛乱的失败,家族势力开始进入守成时期。晋明帝的有意疏远、庾氏家族的权遇日重,使得王氏家族危机四伏。其时的王氏家族子弟零落,王允之当时作为琅琊王氏家族后辈中的佼佼者,他凭借军事实力对家族所起的支撑作用不可忽视。

《兰亭集序》与琅邪王氏

魏晋第一大族琅邪王氏除了在经济、政治上拥有特权外,还通过主导文化来发挥其影响力。东晋时期,琅邪王氏经常参与或组织的上巳文人雅会,在士族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这是王羲之组织兰亭集会的家族文化背景。《兰亭集序》由乐而悲的感伤基调,既与魏晋文人雅会的传统主题有关,也与琅邪王氏家族的衰落和王羲之坎坷的仕途经历有关。

琅邪王氏书法艺术论

作为两晋南朝最大的文艺世家,琅邪王氏在书法方面具有极高造诣。其书家之多,成就之高,可谓书法史上的奇迹。他们对这一时期书法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他们在书法上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乃是内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文化视阈下家族政治与伦常婚姻——兼评《汉魏六朝琅琊王氏家族政治与婚姻文化研究》

从学术文化视角研究家族政治与伦常婚姻构成,对于家族政治与婚姻文化研究并不鲜见;但将家族文化承传和学术走向作为研究家族政治与伦常婚姻发展的内在机制,并通过家族学术特征和文化承传探讨家族政治和伦常婚姻发展存续的内外在特点,则表现出《汉魏六朝琅琊王氏家族政治与婚姻文化研究》一书独特的视角与思维。该书涉及范围广泛、触及问题众多、史论探讨详尽,无疑为此类课题研究做出了有价值的个案尝试。

东晋南朝望族辞赋创作研究——谈琅邪王氏之辞赋

东晋南朝望族琅邪王氏作家大多博学能文、多才多艺,善于运用辞赋的形式表现作家的艺术体验;受家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少作家具有主动献赋、润色鸿业的赋颂意识;琅邪王氏辞赋创作具有渐趋整炼、益事妍华、丽而不淫的发展趋向。琅邪王氏的辞赋创作显示出东晋南朝时期望族心目中对辞赋文学正宗地位的重视及对辞赋文学唯美之风的追求。

祖先神话与六朝士族精神的建立——以两晋南朝的琅琊王氏家族为例

门阀政治鼎盛的两晋南朝时期,谱牒学开始兴盛。在编缀姓祖神话的同时,高门士族也在无意识中进行着家族精神和自我价值观的逐步建构与完善。这个过程,会从家族成员不同历史时期的文艺创作中以不同方式曲折地投射出来,成为后世读者眼中独具风采的家族特征。本文以南朝高门琅琊王氏家族为切入点,对上述现象尝试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王汝涛先生与琅邪文化研究

王汝涛先生在琅邪文化的研究上做出过重要贡献。其研究特点,一是对材料的广泛搜集与精心鉴别;二是严格遵循"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的原则;三是既立论稳妥又新见迭出;四是史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的结合。王汝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态度也体现出琅邪文化的鲜明特征,如淳厚质朴的气质,认真求实的作风,学术上的兼容与综合,以及谨慎、执着的精神。

永嘉乱后琅邪王氏家族对齐鲁文化的传承

永嘉乱后琅邪王氏家族追随司马睿南下,积极兴建新朝,恢复儒学,促进南北文化融合,成为东晋立国的主要支柱。在两晋之际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该族群将鲁文化中崇儒守礼、务实重功和齐文化中因俗而变的传统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不仅使其家族门第高显,冠冕不绝,保存并延续了齐鲁文化,同时也促进了齐鲁文化与中原、荆楚等地域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共同发展了江南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产生深远影响。

论东晋门阀政治斗争中芜湖的地位——以琅琊王氏、颍川庾氏家族为例

东晋的建立应放在“八王之乱”和五胡入侵的延长线上来认识,而东晋一朝得以偏居江左百余年,则要从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门阀政治中来看待。在东晋的门阀政治斗争中,士族之间既有因共同利益产生的合作,亦有因家族矛盾产生的倾轧。在王、庾家族的政治斗争中,芜湖以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为两者所看重,成为双方的一个焦点。

魏晋时期琅邪王氏崛起原因初探

魏晋时期,琅邪王氏凭借其深厚的儒学根基和重孝悌的门风而博得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以多玄学清谈名士而为时人所宗,再加上他们善于趋福避祸,在乱世中保全家族利益,这一切使得琅邪王氏家族在士族形成的关键时刻迅速崛起,成功地晋身于高门士族的行列,为琅邪王氏日后数百年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军权与琅琊王氏门阀地位的升降

军权,历来是政权的核心,掌握军权是控制政权的关键。终晋之世,琅琊王氏未改变其在东晋政坛的门阀地位,但其显然经历了一个由琅琊王氏一门独大到先后为庾、桓、谢、太原王氏分享门阀政治特权的过程,即由"王与马,共天下"转变为与其他门阀与皇权共治天下,这种政治格局的转变与琅琊王氏对军权掌控力的强弱有密切关系。

汉晋之际江南艺术世家的形成及特色——以琅邪王氏、陈郡谢氏为视域

汉晋之际是艺术极度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艺术摆脱了对政治、社会的依附,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展现出独立的精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永嘉南渡后,东晋门阀政治确立,庄园经济的发展,人的觉醒,艺术的自觉,使得魏晋名士成为最早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人,这都推动着江南艺术世家的形成,琅邪王氏、陈郡谢氏是其典型代表。汉晋之际江南艺术世家有着鲜明的特色,其家族成员具有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艺术才能,秉承家族式的艺术传承方式,深受道家美学思想的影响,不仅山水审美意识贯穿着艺术实践的始终,而且接受了道家的人生哲学,以"恬淡"、"清和"的心境来面对社会和人生。

东晋琅琊王氏近佛事迹考--以《世说新语》为中心

在两晋南北朝诸多士族高门中,琅琊王氏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家族。其影响之大,历时之长,都是其它士族高门难以比拟的。《世说新语》中,琅琊王氏与佛教有涉的人物主要有:第四代王导,第五代王冾、王羲之,第六代王珣、王珉兄弟。王导是东晋政权的奠基者,也是元、明、成三朝辅佐重臣。王导与僧人交游的目的是利用佛教为朝廷的统治服务,这是其朝廷重臣的身份决定的。王洽较之于父亲王导,对佛教的感情和信奉的程度都要深一些。受祖父和父亲影响,王珣王珉兄弟则是著名的佛教信徒。王羲之为天师道信徒,然而其亦崇佛。

徽州历溪琅琊王氏述略——以清代《历溪琅琊王氏宗谱》为中心

徽州历史上经历过三次大规模的迁入活动。中原世家大族的迁入为徽州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琅琊王氏宗族于唐末迁入徽州,祁门历溪琅琊王氏是迁徽琅琊王氏的一个分支。本文试图以清代祁门《历溪琅琊王氏宗谱》为中心探讨琅琊王氏迁徽纪略。

太原、琅玡两王氏在北朝的殊途

太原王氏与琅玡王氏均是中古时期著名的大族,在北魏中叶,两个家族先后都有支系流寓于北方。但相同的境遇,却没有相同的归宿。太原王氏北归支在南方主支覆灭的情况下,最终跻身于山东士族顶级门户,而琅玡王氏北归支则在短暂辉煌后,迅速归于寂寥。对于两王氏在北朝的殊途,前贤多有讨论,但在历史的迷雾下,仍有关键的节点值得探索。

北魏墓誌文獻所見入北琅琊王氏——兼論宣武、孝明帝時期對待入北南人態度的轉變

北魏宣武、孝明二帝統治時期,雖然與南朝始終處於戰爭狀態,但是北魏内部對於南朝入北士族的態度,卻較孝文帝時期,發生了相當明顯的變化。這使得入北南朝士人得以更加深入地參與北魏的文化建設與文學活動,爲北魏後期乃至東魏北齊時期北方士人熱切學習南朝文學的風氣打下基礎。但是歸根到底,造成這種態度轉變的原因,並不在於南朝文化處於絶對優勢,而是北魏政權正統性的確立,政治文化局面的變化,以及北魏上層因此進行的自主選擇。本文選取入北瑯琊王氏成員群體作爲個案,通過研究其居處與葬地、婚姻仕宦、參與文化活動的情況以及墓誌文本,對琅琊王氏融入北魏社會的過程進行探討,從而進一步分析這一群體入北後對於北方文化進程的影響,以及從中體現出的,北魏上層對待入北南人,乃至南朝文化的態度變化。

董其昌与太仓琅琊王氏交游考

晚明重要的文人画领袖董其昌,一生交游广泛。从青年时期开始,他就与江南地区诸多文化名流、官员及书画鉴藏家往来密切。这些交游不仅对其科举仕途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为其最终成为一代文人画理论家与旗手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关于董其昌为诸生时期的交游活动,学界通常认为他与晚明著名的文坛领袖、学者、显宦、书画鉴藏家王世贞相识并交好,而本文经过梳理与考析有关史料,认为这一说法缺乏可靠的依据。实际上,董其昌不仅与王世贞之间缺少直接交游的史料证据,而且与太仓琅琊王氏家族的其他成员(除了王世贞曾孙王鉴之外)之间,也殊少密切往来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