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晋宋之际琅邪王氏家族代表人物的政治倾向

东晋立国过程中,王导、王敦等人贡献卓著,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琅邪王氏家族成为权势门第。东晋中期以后,琅邪王氏的这一地位有所下降,其子孙相继投靠门阀士族中的军事权势人物,甚至帮助桓温、桓玄父子谋篡。晋宋之际,以刘裕为代表的出自寒门的武将势力崛起,在击败门阀士族的军事力量后,逐步夺取统治权,这对于传统高门士族而言,其门第意识与文化观念受到了严峻的冲击和挑战。与那些轻视刘裕,或对寒门阶层及其政权持观望态度的众多士族人物相比,琅邪王氏代表人物则大多主动依附刘裕,积极参预其新王朝的创立活动,其中王谧、王弘、王昙首、王华等人最具代表性,他们也因此获得刘宋统治者的重用。对于琅邪王氏家族而言,在晋宋革命的关键时刻,其家族又恢复到权势门第的显赫地位,并在南朝得以长期维系。琅邪王氏子弟在晋宋之际社会变革中的政治抉择,体现出其家族崇尚实务的门风特征。

清代广西临桂王氏家族的文学创作——“清代广西文学家族”研究之二

清代后期,广西临桂出现了一个以王必达、王必蕃、王鹏运为代表的文学家族,三人的文学创作都有一定的成就,其中王鹏运的成就最为突出,为"晚清四大词人"之一。三人同出一家,但又各具特色;差异明显,同时又有其相似性。王鹏运在词学上的成就,与其家世、家族爱好文学创作的传统、家族所特有的性格气质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王阳明黔中再传弟子马廷锡及其家族考证

马廷锡是王阳明在贵州著名的黔中王门再传弟子,其心学之传得于当年王阳明在黔中的及门弟子蒋信。马廷锡的心学活动涉及贵州、四川、湖南三省,早年问学求道、任官行道,中晚年广交王门后学,在贵阳讲学长达三十余年之久,继王阳明、蒋信之后,在贵州掀起第三次心学讲学高潮,将黔中王门推进到成熟阶段。马廷锡及其子、孙三辈均有功于阳明心学。马氏家族不愧是黔中王门著名的心学世家。

琅邪王氏书法艺术论

作为两晋南朝最大的文艺世家,琅邪王氏在书法方面具有极高造诣。其书家之多,成就之高,可谓书法史上的奇迹。他们对这一时期书法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他们在书法上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乃是内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文化视阈下家族政治与伦常婚姻——兼评《汉魏六朝琅琊王氏家族政治与婚姻文化研究》

从学术文化视角研究家族政治与伦常婚姻构成,对于家族政治与婚姻文化研究并不鲜见;但将家族文化承传和学术走向作为研究家族政治与伦常婚姻发展的内在机制,并通过家族学术特征和文化承传探讨家族政治和伦常婚姻发展存续的内外在特点,则表现出《汉魏六朝琅琊王氏家族政治与婚姻文化研究》一书独特的视角与思维。该书涉及范围广泛、触及问题众多、史论探讨详尽,无疑为此类课题研究做出了有价值的个案尝试。

祖先神话与六朝士族精神的建立——以两晋南朝的琅琊王氏家族为例

门阀政治鼎盛的两晋南朝时期,谱牒学开始兴盛。在编缀姓祖神话的同时,高门士族也在无意识中进行着家族精神和自我价值观的逐步建构与完善。这个过程,会从家族成员不同历史时期的文艺创作中以不同方式曲折地投射出来,成为后世读者眼中独具风采的家族特征。本文以南朝高门琅琊王氏家族为切入点,对上述现象尝试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兰亭集序》与琅邪王氏

魏晋第一大族琅邪王氏除了在经济、政治上拥有特权外,还通过主导文化来发挥其影响力。东晋时期,琅邪王氏经常参与或组织的上巳文人雅会,在士族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这是王羲之组织兰亭集会的家族文化背景。《兰亭集序》由乐而悲的感伤基调,既与魏晋文人雅会的传统主题有关,也与琅邪王氏家族的衰落和王羲之坎坷的仕途经历有关。

论东晋门阀政治斗争中芜湖的地位——以琅琊王氏、颍川庾氏家族为例

东晋的建立应放在“八王之乱”和五胡入侵的延长线上来认识,而东晋一朝得以偏居江左百余年,则要从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门阀政治中来看待。在东晋的门阀政治斗争中,士族之间既有因共同利益产生的合作,亦有因家族矛盾产生的倾轧。在王、庾家族的政治斗争中,芜湖以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为两者所看重,成为双方的一个焦点。

永嘉乱后琅邪王氏家族对齐鲁文化的传承

永嘉乱后琅邪王氏家族追随司马睿南下,积极兴建新朝,恢复儒学,促进南北文化融合,成为东晋立国的主要支柱。在两晋之际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该族群将鲁文化中崇儒守礼、务实重功和齐文化中因俗而变的传统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不仅使其家族门第高显,冠冕不绝,保存并延续了齐鲁文化,同时也促进了齐鲁文化与中原、荆楚等地域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共同发展了江南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产生深远影响。

军权与琅琊王氏门阀地位的升降

军权,历来是政权的核心,掌握军权是控制政权的关键。终晋之世,琅琊王氏未改变其在东晋政坛的门阀地位,但其显然经历了一个由琅琊王氏一门独大到先后为庾、桓、谢、太原王氏分享门阀政治特权的过程,即由"王与马,共天下"转变为与其他门阀与皇权共治天下,这种政治格局的转变与琅琊王氏对军权掌控力的强弱有密切关系。

宋琬墓志考

宋琬病逝后,其学生王熙曾为其撰写墓志铭,详述宋琬生平事迹。新发现的这块由王熙之子王景曾撰写的墓志,着重描述了宋琬死后家庭状况的演变,补充了第一块墓志所没有的内容,通过对新墓志的考证,纠正了历史文献中的错误,增加了新的史料内容。

汉晋之际江南艺术世家的形成及特色——以琅邪王氏、陈郡谢氏为视域

汉晋之际是艺术极度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艺术摆脱了对政治、社会的依附,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展现出独立的精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永嘉南渡后,东晋门阀政治确立,庄园经济的发展,人的觉醒,艺术的自觉,使得魏晋名士成为最早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人,这都推动着江南艺术世家的形成,琅邪王氏、陈郡谢氏是其典型代表。汉晋之际江南艺术世家有着鲜明的特色,其家族成员具有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艺术才能,秉承家族式的艺术传承方式,深受道家美学思想的影响,不仅山水审美意识贯穿着艺术实践的始终,而且接受了道家的人生哲学,以"恬淡"、"清和"的心境来面对社会和人生。

重新评估《古镜记》的思想价值

《古镜记》在思想内容上隐含着"正"与"邪"这样两个重要的封建政治伦理概念或范畴,是一篇以正克邪的故事。宝镜的形制、特性和传承表明它是人臣辅弼王者的道与器,功能是治天下和使天下治;宝镜在现实中发挥着正名、正祭、正言和正人伦的作用;宝镜代表的是以周公孔子提倡的以礼乐治天下为核心的政治主张和措施。在朝移代易之际为再无缘实施以"礼""仁"等正统儒家思想治天下和使天下治的政治主张而痛惜,是这篇小说的思想主题。其思想价值一是表达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而不以王朝为宗主,与封建社会绝大多数文士官员迥然不同的独特而进步的政治理念;二是反映了作者对旧政权不留恋,对新政权也不期待,悲观绝望的情绪和思想;三是提出的"百姓有罪,天与之疾"的观点深刻影响了中国后世文学艺术创作的思想内容。

东晋琅琊王氏近佛事迹考--以《世说新语》为中心

在两晋南北朝诸多士族高门中,琅琊王氏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家族。其影响之大,历时之长,都是其它士族高门难以比拟的。《世说新语》中,琅琊王氏与佛教有涉的人物主要有:第四代王导,第五代王冾、王羲之,第六代王珣、王珉兄弟。王导是东晋政权的奠基者,也是元、明、成三朝辅佐重臣。王导与僧人交游的目的是利用佛教为朝廷的统治服务,这是其朝廷重臣的身份决定的。王洽较之于父亲王导,对佛教的感情和信奉的程度都要深一些。受祖父和父亲影响,王珣王珉兄弟则是著名的佛教信徒。王羲之为天师道信徒,然而其亦崇佛。

太原、琅玡两王氏在北朝的殊途

太原王氏与琅玡王氏均是中古时期著名的大族,在北魏中叶,两个家族先后都有支系流寓于北方。但相同的境遇,却没有相同的归宿。太原王氏北归支在南方主支覆灭的情况下,最终跻身于山东士族顶级门户,而琅玡王氏北归支则在短暂辉煌后,迅速归于寂寥。对于两王氏在北朝的殊途,前贤多有讨论,但在历史的迷雾下,仍有关键的节点值得探索。

董其昌与太仓琅琊王氏交游考

晚明重要的文人画领袖董其昌,一生交游广泛。从青年时期开始,他就与江南地区诸多文化名流、官员及书画鉴藏家往来密切。这些交游不仅对其科举仕途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为其最终成为一代文人画理论家与旗手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关于董其昌为诸生时期的交游活动,学界通常认为他与晚明著名的文坛领袖、学者、显宦、书画鉴藏家王世贞相识并交好,而本文经过梳理与考析有关史料,认为这一说法缺乏可靠的依据。实际上,董其昌不仅与王世贞之间缺少直接交游的史料证据,而且与太仓琅琊王氏家族的其他成员(除了王世贞曾孙王鉴之外)之间,也殊少密切往来的情形。

南京出土南齐王珪之墓志考释

2013年4月在南京市栖霞区燕子矶新城下庙社区上坊庄发现一座南齐墓葬,据出土墓志判断墓主为王珪之,属六朝著名的琅琊王氏家族。王珪之在礼学上有较高的造诣,但其墓志寥寥数十字,有别于同时代的其他墓志。该墓志的发现,对于研究南朝墓葬的断代分期、六朝士族家族墓地的分布、琅琊王氏家族在南朝的活动等都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