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学者劳思光的清代学术思想研究

劳思光于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台湾出版的《新编中国哲学史》,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之后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该书曾作为台湾地区许多高校的教材使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相较于梁启超、胡适、钱穆、侯外庐等人的相关研究,劳思光重点揭示了清代学术在“求是”的追求之外,坚持儒家“通经”信仰的保守一面;厘清了清代学术思想因“致用”而强调“通经”,因“通经”而从事“考古”的发展脉络;在肯定清代学术宗师戴震治学合乎科学精神的同时,亦分析了戴震学术思想在论证与逻辑上的缺漏。在反思清代学术思想得失的基础上,劳思光主张对传统文化采取一种扬弃的态度,就是摒弃其“封闭成分”,吸收其“开放成分”。他的这些学术观点,对于当下的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及两岸学术文化互动均不无借鉴意义。

劳思光自我境界“设准”之“情意我”析探——兼谈其对老庄思想的诠释效力

劳思光先生提出各类“设准”来诠释哲学史上各家学说,其中自我境界之“设准”中的“情意我(aesthetic self)”确切意指颇为难明,直接描述不易将其完整展现,而鉴于劳思光先生认为老庄思想皆是对“情意我”的彰显,而庄子论述较老子更为详实,故通过其对庄子思想的解读可发现“情意我”之境的四个维度,即“离形”“去知”“轻德”“胜物而不伤”,整合来看其义即可明了。明了此义后即可反观“情意我”这一境界概念对老庄思想的诠释效力,从而对劳思光先生的此种诠释方法之效力作一评价。

“道礼宪而一制度”——荀子礼论与客观化的一种理解

许多学者认为,相对于孟子主仁义内在的理论而言,荀子隆礼义、一制度的主张明显地表现出将儒家的仁义理想给予客观化之努力的倾向,代表着一种客观精神之寻求。不过,劳思光持论不同,认为此一看法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成立。通过对劳思光先生相关观念的梳理,可以进一步检讨荀子的礼论与客观化的关系问题。理论上,毕竟如何了解荀子之礼论与客观化之间的关系,至少尚存进一步讨论的空间。若就着现代意义的"政道"而言客观化,则荀子之措思用力多在"治道"一边;若就着一理想之观念求其客观之落实,并进而化之于社会的现实组织、政治制度之中而言,荀子之礼论确具有自觉寻求客观化的努力。

论《南齐书·文学传论》与齐梁文学新变

南朝文学批评家萧子显是连接沈约与萧纲的桥梁,他继承沈约的新变观,进而启发了萧纲与萧绎的新变思想,其著《南齐书·文学传论》便是他文学新变观的宣言书。在齐梁文学从永明体到宫体的过渡中,萧子显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应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辩证地看待齐梁文学新变,齐梁文学对形式美的追求促进了文学的精进,也为唐诗的崛起作好了准备。

从一元到多元:劳思光与唐君毅文化观比较

劳思光与唐君毅对于文化的概念以及文化发展的方法均有不同的理解。唐君毅认为文化是人类实现内心理想的客观化成果,不同文化的发展是为了往同一个理想目标迈进,达至“天下国家”的理想境界。劳思光则认为文化领域与客观中立的自然领域是两层独立的结构,不同文化之间的发展目标并不一致,但依然具有形式的定向性。同时劳思光对于文化的发展除了唐君毅所提及的文化成长之外,还有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学习的变迁维度。比较二人的文化观,可以发现劳思光已经走出了“五四”以来以形上学的绝对语言解释文化概念与文化发展的模式,同时“成长”与“变迁”的双重发展维度相对唐君毅的理论更具解释效力。

劳思光对知行问题的探析

面对20世纪的思想与价值危机,劳思光认识到中国哲学思维传统存在一种弊端,那是因为中国古代文化精神一直致力于建立一种道德秩序而忽视探涉经验世界中的实践,重德轻智,由此不利于其现代化进程。劳思光以现代的视角对知行关系进行阐释与调和,提出了知行的先后、难易、分合状况成立的条件和困境,为消解传统思维与现实实践分离的理论,以及探索其现代性意义提供了更多有益的借鉴。

劳思光的老学研究

劳思光的老学研究是当代老学研究和道家哲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种范式。他对老子其人其书这一具有争议性的问题进行了系统考辨,并通过“常”“道”“反”、“无为”“无不为”和“守柔”“不争”“小国寡民”三组哲学观念为诠释框架对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要义作了创新阐发。同时,他从哲学史书写的“理论设准”出发,总结和归纳了老子哲学的理论指向和基源问题,展现了其哲学史研究与书写的鲜明特点。

由中国哲学史论著探讨中国哲学起源议题

随着近代大学成立,哲学成为中国文科领域的专业学科,自然得有中、西哲学史之论著。考察现今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论著对中国哲学内容的认定,并未完全脱离传统学术,范围涵括传统的经学、子学,但不免受西洋哲学史的影响。对中国哲学的起源的认定,主要分为最早的哲学与哲学正式出现前的思想两种认识。学界大抵认定孔子是中国哲学的开端,且认为应交待孔子之前的上古思想。中国哲学史论著对上古思想与孔子哲学的关联多采取在孔子思想前先谈上古思想的形式。至于上古思想的论述,尤关注殷、周对"天"的信仰,透过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亦藉用卜辞、金文这些古文字作为依据,认为殷、周皆存在对"天"的信仰,将天视为客观的形上实体,为宇宙的最高主宰,并顺此谈天命,即透过民意向背谈政权转移。至于天人关系,从神人沟通到绝地天之通,为西周时期的观念,但未必与萨满信仰有关。关于中国哲学的起源,无论是直接论述上古思想,或径由孔子思想指出思想渊源,皆可展现中国哲学由孔子开端,在孔子之前已对天人关系进行思考的发展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