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北坡经济带城乡聚落格局变化与影响因素分析

以天山北坡经济带城乡聚落为研究对象,采用景观格局指数、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位序-规模法等分析1980-2020年间城乡聚落格局的变化,结合地理探测器从自然、区位及社会经济因素探究城乡聚落格局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980-2020年间,城乡聚落数量、规模持续扩张且趋于集聚,前20 a扩张以耕地、草地为主,后20 a以未利用地为主;城乡聚落密度变化显著,高密度区主要集中在各绿洲呈现“多核集中分布”特征,中密度区沿高密度区周围扩张,低密度区沿绿洲边缘分布并在非绿洲区有扩张;首位聚落规模发展较好,趋于位序-规模曲线,中型聚落略微发育,小型聚落数量持续减少;交通等区位因素是天山北坡城乡聚落格局的首位影响因素,社会经济因素次之,自然地理因素影响较小,各影响因素差异显著。

长江经济带城乡地域功能融合发展的时空格局与响应过程

城乡地域功能融合发展是纾解国土空间冲突的关键路径。该研究运用熵权TOPSIS、核密度估计和融合发展度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130个城市的城镇、乡村地域功能水平,以及城乡地域功能融合发展的时空格局,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识别其响应过程。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各市城镇、乡村地域功能呈上升趋势,城镇地域功能形成“点-团-面”的分布格局,区域差异逐渐收窄;乡村地域功能呈“簇团”状分布格局,上中下游的地理梯度分异现象突出。②长江经济带各市城乡地域功能由融合过渡型向融合提升型突变发展,融合发展水平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特征,由以中心城市为节点向以核心城市群为组团的分布格局演进,东西部极化加剧、省域内部差异扩大。③长江经济带城镇与乡村地域功能相互促进发展作用显著增强,先后历经需求融合、引导融合和自发融合等阶段,融合发展过程呈现由融合过渡到融合提升再到融合优化的螺旋式上升规律。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①上游地区以政策引导发展为契机,吸引下游地区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上游地区转移,集中资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城镇、乡村地域功能双提升。②中游地区着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强化武汉、长沙和南昌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城镇地域功能的辐射带动效应,拉动乡村地域功能发育。③下游地区需促进城镇的生产、生活活动逐步向乡村转移,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化,助推城乡地域功能优质融合。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与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

新时代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是应对当前国际经济贸易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增加的必然要求,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为西部地区加快经济发展,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提供了战略机遇,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是扩大内需和畅通国内经济循环的重要内容,新时代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高度,不仅要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更要扩大内需,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能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为国内经济大循环提供动力。在构建经济“双循环”新格局宏观战略指引下,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的加快、产业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的转移、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等三个方面将会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西部大开发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经济格局变动研究

用人均GDP的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σ系数及经济增长率的标准差分别测算了1999年至2007年西部地区12省内部经济发展的总体差异,发现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内部差距逐渐拉大,这不但表现在西部12省(市、区)的总体差异,而且表现在地理位置相近的西南地区各省份之间、西北地区各省份之间,以及收入水平相当的高收入省份之间、低收入省份之间。借用马尔可夫链方法考察单个省份的经济发展行为变化,发现西部地区已经形成了两个分别向高水平和低水平演进的趋同集团,且稳定性很高。

城镇化机制创新与城乡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城乡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是城镇化发展战略在空间的体现,城镇化则是城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及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角,是从国情出发的内生型现代化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的火车头,是超越政策和体制障碍的根本出路,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城乡统筹解决社会根本矛盾的的重要途径。城乡区域政策地域框架可分为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及其功能区和问题区等三个不同层次,统筹并进,各有侧重。应扩大内需,构造城乡居民"均衡共享"发展模式,建立扩大城乡居民消费的政策制度保障机制。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阶段判识、战略意义及推进策略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优化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布局的一项战略举措。扎实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利于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尽早形成新格局、实现新突破;有利于筑牢国家经济政治稳定发展的“压舱石”;有利于提升成渝地区在国家区域经济布局中的战略位势;有利于更好地统筹解决成渝地区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建设需要切实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推进基础设施、对外开放、科技创新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的深度合作。

构建中国高层次大尺度城乡区域经济发展新体系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一系列促进我国城乡区域经济高质量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新战略,突出强调了以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镇群为主体,遵循自然区域性质和资源禀赋来划分空间经济区域,以形成优势互补、空间市场一体化的城乡区域经济新体系,成为未来构建"6+1"现代化经济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未来我国高层次大尺度城乡区域经济格局新体系的构建应以我国三大地形地貌台阶和以四大流域为自然基础,以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镇群辐射能力为依据,在此基础上,按照"中心—外围"理论,打造以上海都市圈为核心的,向北部、南部和西部有效辐射的一体化扇形城乡区域经济新体系,以适应全面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对我国城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要求。

中国省际城乡流动人口空间格局演变及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城镇化中后期,中国人口流动的城乡结构出现重要转变,将对人口再分布和城镇化及区域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基于2010年和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划分了省际城—城、乡—城、城—乡和乡—乡4类流动人口,在识别其主流类型的基础上,通过流动率指标和计量模型考察了10年间流动人口主流类型的空间格局演变及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1)省际城乡流动人口规模大、增长快速的同时,乡—城流动占主导、城—城流动快速上升,这两类人口已成为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主流类型。(2)城—城净流动格局中净流入区进一步向沿海三大中心集中,辽宁、新疆和云南也维持一定的净流入率,而绝大多数省份都属净流出区的结果塑造了沿海各具特色的三大流动圈以及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内部联系的增强;乡—城净流动格局表现出沿海不同净流入区的“此消彼长”,以及新疆、辽宁净流入率上升引发其邻近省份净流出率下降的特征,该变化刻画了沿海流动圈连绵成带与变动各异的双重特性以及新疆、辽宁流动圈的发育。(3)区域经济发展对城—城和乡—城人口流动的影响都显著为正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增强,当加入流动存量后其对两类人口流动的促进作用出现分异;城—城和乡—城人口流动对全国经济发展、净流入对流入地经济发展有正向作用。

中原城市群镇域经济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在大数据背景下,基于百度检索量指标分析了中原城市群镇域经济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并探索了其与实体经济空间格局的差异。研究发现:①从空间分异格局看,高值区呈现出"两个核心集聚区、一个相对集中片区和广布的斑点式扩散区"格局,低值区主要集中在"沿太行山脉的西北部和以驻马店、信阳、周口为核心的东南部"两大片区。与实体经济格局对比发现,高值、低值的分布范围有类似之处但程度远不及实体格局,破碎化、斑块状分布现象明显。②从空间关联格局看,显著HH区、LL区的分布格局与空间分异格局有类似之处但范围有所变化。与实体经济格局对比发现,显著HH区、显著LL区的分布范围和集聚程度明显较实体经济格局缩小、弱化,连绵分布态势下降很多,但整体的空间自相关指数差距不大。③从影响因素看,基于百度检索量的虚拟经济空间格局虽受乡镇经济实力影响但解释力仅有20%~30%,而更多受人们关注主题的影响。其中高水平区乡镇在经济发展的引领下表现出与企业宣传、政府报道、社会民生、资源禀赋、热点事件等相结合的链式搜索效应;低水平区乡镇受乡镇经济实力的影响不大,而更多地体现出社会民生事件,反映出低水平区乡镇亟需提升经济实力和增强社会保障服务等方面的需求。

中国镇域经济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影响因素——基于31755个乡镇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

基于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搜集2016年中国31755个镇域研究单元的数据,运用变异系数、空间分类、空间插值、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了中国镇域经济的空间格局,进而基于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讨了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从内部差异看,四大分区大小依次为东北>西部>东部>中部;省域层次呈现出西北省区最大,中部、东北部省份相对较大,东部沿海省区次之,西南部省区差异最小;市域层次高、较高值区呈现出"两个核心高水平集聚区+一个相对集中片区+斑点式散布"特征,较低、低值区连绵分布;县域层次的内部差异格局较市域层次进一步细化,高值区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②从空间分布格局看,与已有研究结论类似但内部细化、破碎化特征明显。高、较高值区主要以江浙一带的核心城市和新疆、内蒙古沿边的城市较为突出,在中部地区零星分布;低值区在中部、西部、西南及东北地区连绵分布。分区层次看,四大分区的分布格局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减的趋势;省域层次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沿边地区,低值区主要分布在甘、陕、云、贵、川5省,其余地区处于居中水平;市域、县域层次高值区在北部"新—内—黑"沿边分布、山东半岛—长三角沿海分布、沿京广线周围呈线状分布格局。③从空间关联格局来看存在明显空间集聚现象,其中显著LL区大范围分布在各省欠发达地区,显著HH区主要在东部沿海、沿江连绵分布,在北部零星分布。④基于GWR模型看,回归系数绝对值排名由大到小为建成区常住人口>高程>工业产值>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人均工业产值>人口密度>建成区面积/行政区域面积,表明只有当镇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和水平,其与工业实力、乡村城镇化工业化水平才具有较好的解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