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后期的“道”考略

北魏后期，国家开始设置“道”。这种“道”，实际上是为大使、征讨都督和行台规定的活动范围。因此，北魏后期“道”的设置是与大使、征讨都督和行台的任职联系在一起的。由这种设置特点所决定，“道”成为大使、征讨都督和行台活动的特殊区域；“道”的设置具有临时性，其存续时间与大使、征讨都督与行台的任职相联系；“道”规定的区域范围是不明确的。至北魏末年，行台的设置开始具有地方官化的趋势，其明显表现是多以州刺史和都督诸州军事兼任。因而，与这些行台的任职相联系的“道”不仅设置的时间延长，并且具有比较明确的区域范围，实际上成为一种不稳定的行台区。这种不稳定的行台区，正是东魏、北齐稳定行台区产生的前提。

山东北部北魏晚期至东魏的石刻佛像造型分析

本文以山东北部北魏晚期至东魏的佛教石刻造像为中心,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采用考古类型学与美术史样式论相结合的方法,对主尊佛立像造型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以下结论:洛阳地区的石刻技法与定州地区的金铜佛工艺应是山东北部北魏晚期石刻佛像的技术来源;北魏晚期至东魏初期佛像流行波状发髻和磨光发髻,但螺形发髻是东魏佛教造像的主流形式;山东北部北魏晚期至东魏的佛像以服饰为表现中心,四肢与躯体的空间关系比较模糊,因此这些造像体现了鲜明的地域和时代风格。

论北魏后期两代士人文学旨趣之异同

北魏后期两代士人由于文学思想之异趣,影响到他们的文学创作,北魏后期的文学状况可以依此划分为两个阶段。两代文人之异趣体现为对创作个性和藻饰的不同主张,这种区别由他们所受南朝文学影响之深浅程度不同所致。同时,尽管北魏后期两代士人之文学思想有所差异,但无论是实际创作还是理论探讨,北人显然又有一致的兴趣。这类共同兴趣取向实为北朝文人思想的核心特质,是影响其文学风貌的根本因素。

山西中南部北魏晚期至东魏石刻佛像造型分析

山西中南部指以长治为中心的太行山西麓,此地北魏晚期至东魏石刻佛像造型主要吸收了新都洛阳造像因素,也部分地继承了旧都平城佛像特征。这些实例存在多种袈裟形式,体现了浓厚的地域和民间色彩。占主导地位的双领下垂式袈裟佛像,根据袈裟微观表现形式的差异可分为四组,均不同程度受到龙门窟龛佛像造型样式影响。其他袈裟形式佛像在主要吸收洛阳造型因素的同时,还部分延用了大同云冈石窟佛像因素。佛像身高延续洛阳实例比例关系,人体造型均较为清瘦。这些造型特征,反映了该地区匠工倾注心力模仿洛阳造型新风尚的情形。

大同云冈北魏中晚期窟龛佛像造型分析——以双领下垂式袈裟佛像为中心

本文以大同云冈北魏中晚期窟龛着双领下垂式袈裟佛像为研究对象,根据袈裟形式的差异将其分为两类。第一类佛像大致流行于北魏太和十年至迁都洛阳之初(486-500),主要分布于云冈第二期后段窟龛,是在云冈旧有佛像造型基础上加入南朝因素发展而成,坐像悬裳从无到有并日益受到重视,立像袈裟由简洁质朴向繁缛华丽转变。第二类佛像出现于云冈第二期后段窟龛(始于490年前后),主要分布于云冈第三期窟龛(494年前后-524),造型再次吸收南朝因素,坐像侧重于覆座悬裳的表现,立像袈裟日趋短窄。北魏中晚期佛像磨光发髻占有多数,波形发髻主要集中于第6窟,坐像与立像分别维系在4头高和6头高左右,服饰成为造型的重心所在。

北朝晚期墓葬形制研究——以北魏洛阳时代至北齐都城地区的墓葬为例

北朝晚期,中国社会的发展出现了重大转变,这种转变也体现在了墓葬文化面貌上;而墓葬形制结构作为丧葬礼制的重要表现方面,对于墓葬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墓葬形制结构的角度出发,以区域为单位,对北魏洛阳时代和东魏、北齐时期都城地区的墓葬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在此基础之上,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记载与史学研究成果,进一步总结了墓葬形制结构方面等级制度的形成与变迁,并分析了相关的文化因素及其传承与变革的情况。

河南北部北魏晚期至东魏石刻佛像造型

以新乡为中心的河南北部北魏晚期至东魏石刻佛像,皆着条带式阶梯状双领下垂式袈裟,呈现一体化面貌。6世纪初至20年代,这些佛像在吸收故都平城造像因素基础上,形成躯体修长、头与颈部细高,且敷搭在立像左肘部袈裟似将滑落的浓厚地方特征。6世纪20年代中至30年代中,其兼受平城与新都洛阳造像因素影响,人体造型向适中发展,又呈现多样化特征。进入东魏则更多接受了相邻的东部和北部造型因素。特殊的社会与地理环境,促成了河南北部这个小佛教造像中心的形成。

陕西中部北魏晚期至西魏石刻佛像造型分析

陕西中部北魏晚期至西魏石刻佛像多依附于造像碑呈现,其中占据主流的双领下垂式袈裟佛像数量众多,造型样式多变,不同程度反映出来自大同、南朝和洛阳造像的影响。通肩式袈裟、垂领式袈裟和交领式袈裟佛像各占一定比例,前两者多吸收河西佛像造型特征,后者地域特征鲜明。该地区石刻造像人体造型先后受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造像影响,大体呈现由饱满壮实向瘦弱平板的趋势发展,西魏以后又渐与中原北方实例趋同,期间外在服饰表现是除头部之外的造型重点所在。这些佛像袈裟衣褶主要呈现线刻条带状和密实排线状两种形态,后种技法是关中及周边地区代表性雕刻样式。

论北魏后期的征讨行台

太和十六年(492年)孝文帝改革后,北魏除了延续前期的军事指挥制度外,又设置了征讨行台。征讨行台是北魏国家为征讨作战而由皇帝下诏设置的,属于尚书省的外设机构,该机构还设有僚佐官。北魏后期的征讨行台并不固定,临时性较强,其长官亦属兼领职,一般是由所任本官如中央职事官和地方都督诸军事、州刺史兼任。征讨行台长官职位的高低,是由所任"本官"的职位与品级高低决定的。征讨行台在应对复杂战争局面上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国家授予征讨行台长官的军事权力上,这是对当时军事征讨制度的改进,有益于保证讨伐战争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