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大学堂教师劳动关系的发轫与特征(1898-1911)

近现代大学教师劳动关系滥觞于清朝末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列作官职”的教师身份定位奠定了大学堂教师劳动关系的基础,形成了政府介入其中的劳、资、政三方互为作用的官学相结合的社会经济关系。在《奏定大学堂章程》等法规约束下,京师大学堂教师的法律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呈现出这一时期特有的表现形态。总体而言,这段时期确定了近现代大学教师劳动关系的雏形,并呈现出试图逃离官僚化、体制化、半殖民性等藩篱的特征。

晚清中俄边界族群与珲春边疆的治理——以《珲春档》及《珲牍偶存》为解析中心

晚清新的东北亚格局下,以图们江区域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较为典型的“边疆与周边”的国际区域;在晚清珲春境内的图们江区域,特殊时期、特殊地域形成了特殊而又颇具规模的中俄边界族群,其中的六类群体引发的中俄边务彰显边疆治理与周边地区的互动,此种历史场景下,珲春边疆的治理超越了边界而呈现出“涉外性”特征,从中展现边疆、边界、周边三个理论概念的因应关系。此说衍生于以图们江为中心的近代东北亚区域,是全球化带给人们对于历史认识的一种新思考,其重要启示在于建构中国边疆学的话语体系,既需要一种综合、系统与辩证的理论方法与视野,也需要全面、具体的实证研究与科学验证,否则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难以扎实推进。

清末满汉关系的变化与中华民族认同的诞生

在清末亡国灭种的阴霾下,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蓬勃兴起。而在对民族主义的解读上,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立宪派给出了"革命排满"与"满汉一体"两个看似截然对立却又彼此呼应的文本,二者在随后的发展中逐渐由对立转向趋同,并最终共同创造了"五族共和"这一具有明确中华民族认同特征的新文本。中华民族认同诞生的过程,恰恰反映了满汉关系的根本变化。

清末日本在福建活动述论

日本和福建的关系在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后发生了重要转折,日本试图多方面在福建渗透其势力。力量不足时,日本对福建的图谋常受到列强牵制。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日俄战争奠定了日本在中国与列强争夺的基础,日本又能利用诸如“清末新政”等时机,快速在福建扩张经济文化势力和政治影响力,这也是近代甲午战后一段时期日本在中国大陆扩张的一个缩影。

日本法学博士与清末新政——以交往、舆论与制度转型为视角

梳理庚子国变至辛亥革命十余年间的历史事实,中日两国关系呈现复杂的三重面相:第一,中日两国政府高层、精英人物之间有着十分频繁的、或公开或私密的交往;第二,国内各地报刊大量翻译和刊载日本政府高层、精英人物围绕清末各项改革事业的言论主张;第三,大量留日学生归国后进入政府各部院,参与地方事务,全面主导了中国社会的变革。特别是日本法学博士在清末新政中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和推动了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的转型。

晚清咸同之际税关间的关税纠葛及其调解

晚清咸同之际,由于筹饷权的下放,地方财政渐具形态,作为中央财政重要来源的关税收入,也被纳入以地方军务为中心的财政单元之中。由于地方利益的驱动,不同地区的税关在追逐关税资源过程中,产生如税源分割、税款支配方面的种种纠葛。这种带有地方本位意味的各地税关之间的利益对立,凸显出新的历史情境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进一步松动的迹象。

杨儒解决美国排华问题的实践与构想述论

杨儒是晚清时期著名的外交家,曾经担任过近四年的驻美公使。在此期间,杨儒一方面敦促美国政府废除排华法案、切实维护华工权益,并促成了1894年《中美华工条约》的签订,希望能部分解决美国的排华问题;另一方面又为该问题的根本解决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即从根治当地华人社会存在的恶习着手,提高华人自身素质,同时考虑转移部分华工到墨西哥。杨儒解决美国排华问题的实践和构想并未取得预想的成效,这与他的认知局限有关,同时也是清廷国力贫弱、无力对美国的排华进行有效的反击使然。

《清季外交史料》的成书历程及其价值、特色

《清季外交史料》由王彦威、王亮父子辑编,该书出版,使晚清外交的官方档案文献得以合成完璧。其成书,耗时近半个世纪,王氏父子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其内容主要为光绪、宣统两朝各种外交事件,另涉及相关的重要内政。其中尤为重视约章,扣住晚清外交最重要环节,反映了中外条约关系的变化和时代需要。所辑文件为官方档籍,不仅对当时外交起了资鉴作用,且对研究晚清中外关系史具有极高的文献史料价值。编纂体例上,既承袭了传统体裁,又有新创,增加了新的表述形式。作为一部史料汇编,该书亦有时代的局限,存在种种不足和不当之处。

浅析晚清清流派与各政治派系的关系

本文通过分析晚清清流派①与洋务派、顽固派及洋务派中的湘、淮系军阀的关系,说明清流派是封建统治阶级中比较开明、进步的政治派别,属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范畴,是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继承者。

晚清传教士与中国“资治”日本法律之简论

鸦片战争后,新教传教士采取多种途径,大力输入和传播日本等西方国家文明的法律思想,为清末法律改革提供了借鉴,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法律的近代转型,因而传教士是晚清时期"资治"日本法律文化的重要桥梁。

清末新政改革四论

清末新政是在外力催化下实施的一次社会变革,促成了晚清政制由传统走向近代的内在转型。新政的推行步骤,从预备立宪正式出台、化除满汉隔阂之努力,再到1908年前后的立法实践和改革努力,足以对新政的价值做出肯定的评价。与其说新政是一场假改革、反改革误国导致清廷加速灭亡之步骤,毋宁说地方势力的坐大离心误国作用更巨。晚清特别是同治之后地方势力的迅速崛起,央地关系的微妙变动,新兴权势在改革设计的制度化过程中成为难以控制的政治力量,致使内部呈现崩溃之势,加速了清廷的衰败与倾颓。

晚清科举革废进程中政学关系的变化

废科举与兴学堂是晚清教育改革相辅相成、同步运行的两大工程,也是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重要步骤。新式教育发展所带来的知识结构和教育管理体制的转变、办学主体和培养目标的多元化以及知识分子独立意识的觉醒等不仅直接或间接地促使"高度合一"的政学关系开始松动,而且也唤醒了现代教育的主体意识。全面考察科举革废这一历史进程是正确认识现代教育主体意识诞生的社会环境的重要基点。

清末日本对华新闻活动考察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日本在中国创办了大量报刊。以日俄战争为界,早期报刊在一定程度上同情中国革命,宣传维新改革,创办初期受到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欢迎;日俄战争后,伴随着日本对华军事扩张,大多数报纸以维护日本的在华利益,培植亲日势力,扩张日本国权为目的,成为日本政府宣传其大陆政策的御用报纸。考察清末日本在华创办的中文报刊,探讨日本早期对华新闻活动的实质,是日本侵华新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鲁迅与清末谴责小说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通过历史考证和文本分析,对清末谴责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进行了总体评价。观点是切中肯綮的,但对这些特点的形成原因论述尚不够充分。同时,鲁迅还对清末谴责小说中部分作品所体现出的特异性加以观照,在文学创作中用杂文和小说的形式诠释了文学史写作中的某些观点,锋芒直指社会现象,宣判了旧有制度解体的同时完成了对清末谴责小说的超越。

近十年来的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

晚清政治史起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迄于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既从属于断代史清史学科,也从属于中国近代史学科。随着传统革命史叙事体系在20世纪90年代大体臻于成熟,最近十年的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明显加强了对晚清政局与人物、晚清政局与列强关系、晚清满汉关系及晚清制度史的研究,呈现出回归清史学科的趋向。但另一方面晚清政治史研究也存在一些不平衡性,一个新的独立的晚清政治史学科体系尚有待建立,且任重道远。

从高旭的涉日诗歌看晚清中国人的日本观

南社诗人高旭,在20世纪初的留日潮中曾东渡日本留学,他在旅日期间创作了大量与日本相关的诗歌,这些诗歌记述了他在异国生活的见闻、感受,表达了他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也展现了其在晚清知识分子中相当典型的日本观。

清末民初时论中的道德与社会国家

清末民初时论围绕道德之于社会国家关系作了一定探讨。19世纪末,时论由最初对道德之于平天下重要性的关注发展到注重其对于国家政治的实际意义。降及20世纪初,它强调道德具有促进政治变革的积极价值,而道德之于挽救社会危机的作用仍受到时人青睐。迨至民国,道德对于民国政治的合理价值更受到时人推崇,关注程度有增无减,思想内涵异彩纷呈。如此历史推演,使道德概念形式虽未发生改变,但随其内涵增减而呈新陈代谢之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统道德与社会国家关系的近代转换。

朝鲜与女真、满族诸政权关系变迁研究综述

多年来,中韩学界对朝鲜与女真、满族及其建立政权的研究笔耕不辍。纵观相关研究成果,研究方向多集中在中朝两国关系史、朝鲜与女真、后金以及清朝的关系研究等方面,鲜有将朝鲜与女真、满族诸政权之间关系变迁一以贯之的系统性研究成果。对朝鲜与女真、满族诸政权关系变迁演变进行系统研究与论证,展示维系五百余年稳定统治的朝鲜王朝发展历程,再现女真、满族从一个落后民族的崛起到建立强大国家再走向没落的发展过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晚清政治变革中的议院与君臣之纲关系论——关于晚清政治变革之可能性探究

议院与君臣之纲从学理层面看势如水火。然而在中西政治文化交流的早期——晚清时期,西方议会在晚清士人囫囵吞枣式的误解下,只是议政机构而非权力机构,由此与君臣之纲有过短暂"蜜月"期。这种特定形式的历史性共存因为隐含着激发晚清政府由腐朽专制转向开明专制的强劲因子,为拯救晚清的厄运创造了一种历史可能。

“兴灭继绝”还是“固我边圉”:晚清中越关系新探

清代中越关系具有两个面相,一者体现为表达与实践中越南对清廷的"事大之诚"与清廷对越南的"字小之仁";一者体现为此等表达、运作与实际上相互间的猜疑甚至防范相背离。尤其是嘉道后法方的介入,使这一"背离"更为明显,相互间的猜忌不仅使双方未能结成"同心协力"的攻守同盟,相反却在法方压力下放弃了各自本职"义务"。光绪后中越之间虽曾有过共同抗法的努力,终因力量有限,各顾自身:越南没有对清廷发挥"做朕藩篱"的功能,清廷也不再对越南履行"兴灭继绝"的义务。清廷方面如此抉择更多是自我取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