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与致用:清末《人镜画报》中的社会与文化

《人镜画报》是一份以营利和传播艺术为辅、以启迪民众和推动政治与社会改革为主的清末报刊。该报从政治、社会、文化三个层面让民众认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社会改良的急切以及西方博物学和我国传统文化。为了更好地传播画报图像,体现新学的本质,该报参考了中国传统绘画、西方写实版画以及津派画风,建构出一种区别于《点石斋画报》的图像风格。

启蒙的顿挫:晚清天津半日学堂的兴衰历程述论

晚清天津士绅因应启蒙思潮,率先在津创办半日学堂,揭开了清季全国兴办半日学堂的序幕。但在实际办学中,天津兴学士绅严格限定半日学堂的招生对象,致使启蒙范围大幅缩小。同时,各半日学堂还面临风气不开的挑战,学生流动率高、生不足额客观上影响了半日学堂的启蒙效果。更为关键的是,“癸卯学制”颁行后,兴学士绅根据学制增设了多门课程,这无疑加重了半日学堂的办学负担,最终导致大多数半日学堂在开办后不久便停办或归并,下层启蒙就此失去了宿身的重要机体。可见,天津士绅在半日学堂上寄托的下层启蒙理想,在复杂的实践中遭遇了顿挫。

从强身健体到维护地方治安:近代天津体育社的活动探析

天津体育社是近代社会中为挽救国家危亡,变革社会风气而建立的民间社会团体.其积极开展军事操练、维护地区治安和防灾救灾等活动,并制定一系列相关章程,为改良社会风气,教化民众作出了积极贡献.但地方政府对天津体育社始终保持高度警觉,不仅派遣警务负责人长期兼任社长,把控体育社的相关活动,还通过减免或取消体育社的财政支持,对其开展的社会性活动持消极乃至压制的态度,使天津体育社虽为民间社团,却从未脱离政府的控制和干预,达到相当程度的独立性.最终,天津体育社因其中心任务发生改变,过多地承担警察的职责,有别于其他民间社团,导致角色转变,划归警局管辖.

晚清中国外交困局的回顾与反思——以天津教案为例

在近代诸多教案中,曾国藩亲自处理的有两起,其中以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为典型。该起教案最终以惩凶赔款的方式结束,一向被作为屈辱外交的案例写进历史。但从更宏大的视野来看,天津教案不仅说明了曾国藩个人在中外交涉事件中的能力局限性,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晚清中国外交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局。只有对这些困局进行深入的挖掘,才能对天津教案以及整个晚清外交有更完整和深刻的了解,同时也为当代中国外交事务的处理提供启示。

袁世凯与清末天津地方自治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 ,积极在天津举办地方自治。天津地方自治的兴办 ,对清末全国各地自治的开办与宪政风气的养成具有一定的意义。

晚清(1840-1911年)天津小说的兴起与繁荣

目前较少有人关注晚清的天津小说,学界多认为晚清天津的小说比较贫瘠。实际上晚清天津的小说有着鲜明的发展阶段和健康的发展趋势,经历了从寂寥到繁盛、从模仿到创新、从传统到现代、从质量一般到质量上乘的过程,渐渐形成自己的作家群,产生了数量和质量都颇为可观的作品,为晚清的小说增添了新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技巧,促进了小说界革命的开展,促进了白话长篇和短篇小说的发展,促进了京、冀地区乃至北方小说的繁荣。

清末《大公报》诗歌与诗界革命运动

清末《大公报》响应诗界革命的号召,刊发了数以千计的诗歌,其主流符合梁启超倡导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标准,成为诗界革命运动延伸到华北地区的报刊重镇。关怀时局,围绕"救亡"与"启蒙"主旋律,是清末《大公报》诗歌最为集中的主题意向。1907年之后,作为时代思潮的诗界革命运动已经消歇,而光宣之际的《大公报》依然刊发了大量符合诗界革命创作标准的诗歌,延续了诗界革命的余脉与意绪。

诗词中的明末清初天津水稻品种

天津葛沽一带,种稻历史悠久。明末清初,"天津葛沽稻"已负盛名。但诸多天津地方史志及有关文献中,确无使用栽培品种介绍,故只能从当时艺文诗歌中挖掘只言片语。本文结合唐宋诗词、外地史志及有关文献等,以勾画出天津水稻品种的大致轮廓。

帝国斜阳下的亲密接触:论朝鲜官员金允植的天津领选

1882年,朝鲜官员金允植受命出任"领选使",率领一支包括三十八名朝鲜学徒和工匠在内的大规模使团来到中国天津,在天津机器制造局展开为期一年的军工制造技术学习活动。在津期间,他作为朝鲜的联络官员,与李鸿章等清朝大员就朝美缔约及朝鲜开港问题多次进行密谈,还亲眼目睹了当时中国机器制造工业的发展状况。其所著《领选日记》、《阴晴史》、《天津谈草》等文献,为这段历史留下了详尽的记载。本文在重新回顾和检讨这段历史的同时,还将侧重以"从周边看中国"的视角,关注和探讨两个问题:一是晚清政府对东亚局势的判断及应对,二是朝鲜使者眼中的清朝机器制造业发展实态。

工商演说:清末天津工商业知识的启蒙与传播

清末“新政”的举措之一是兴办实业,重振商务。天津工商演说会的制度化演说,既是“新政”期间的一种特殊现象,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因素合力作用于北方金融中心的产物,并为清末民初的演说和社会启蒙抹上了浓重的振兴实业及抵制洋货等色彩。同时,借助宣讲所等公共空间,按照预设的时间,由专业人士完成的工商业知识启蒙与传播活动,不仅促成了知识和技能从少数人的专业化转换为部分程度上的公共化,还形成了中国近代知识转型的一条重要脉络。

三口通商大臣裁撤原因探析

三口通商大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适应对外情势变化而在天津设立的专门负责管理北方三口通商、交涉事务的官职。天津教案爆发后,该职旋被裁撤。关于裁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官僚体制的冲突、对外交涉体制的缺陷以及中外矛盾的尖锐化等方面分析了该职裁撤的深层次原因。

晚清时期教育博物馆的引入与发展——以天津教育品陈列馆为例

晚清时期，伴随着以改革科举制度、发展新式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教育近代化进程，教育博物馆被引入中国，并发展成为中国早期博物馆二元格局中的重要一元。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直隶工艺总局开办的天津教育品陈列馆即为中国最早的教育博物馆之一，也被学界认为是中国博物馆事业初步建立的重要标志。通过厘清天津教育品陈列馆开办的历史背景、过程以及该馆各项业务工作的开展情况，可以加深对20世纪初以博物馆为主体的科学教育的认识，管窥清末教育博物馆乃至中国早期博物馆的引入、建设及发展情况。

晚清民国时期天津租界餐饮文化的历史记录——天津租界饮食业档案研究

本文通过系统梳理现存天津档案馆的租界档案资料,对晚清至民国时期百余年间奥、意、俄、比、日、法、英、德、美九国在天津租界地内餐饮业的情态与影响做了初步研究。天津租界餐饮业服务了社会需求,对稳定城市经济、促进中西饮食文化交流产生了重要的社会作用与积极的历史影响。可以说天津租界的餐饮业是天津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及地域文化相融合的承载体。

由日本对清交涉看晚清外交二重性——以1885年《天津条约》事前交涉为中心

在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的事前交涉中,一方面,日本使臣竭力想要利用晚清外交体制问题在谈判中取得有利地位。另一方面,甲申易枢后中央人事的变动影响到了对外交涉中中央与地方的合作,因此事前交涉中也暴露出清廷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的权力博弈。这两者皆与晚清外交体制的二重性密切相关。

近代绅商阶层与地方治理--以清末天津县自治为中心的考察

自1906年起,袁世凯开始在天津县试办地方自治,天津绅商逐渐摆脱商人"在商言商"的传统,开始参与到区域政治的实际操作中。在天津县自治的筹备、组建和具体实施过程中,天津绅商始终担任重要角色,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然而,由于"亦官亦商"双重身份以及商人传统意识的约束,绅商在地方自治的进程中仍暴露出自身的诸多局限。

1900—1928年天津戏曲音乐生活初探

1900年至1928年,天津因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社会环境,成为国内最发达的城市之一。这一时期天津戏曲演出场所的增多和扩大、观众社会观念上对戏曲音乐的认可以及社会舆论给予戏曲音乐教化功能的高度肯定,使得河北梆子、京剧和评剧的传播和发展达到了顶峰,昆曲、粤剧和文明戏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天津戏曲音乐生活上呈现曲折发展的态势,其特征表现为:戏曲音乐商业化程度加深、戏曲音乐的社会功能得到重视、演员性别的女性化倾向以及“名角”逐渐占据演出重心等。

清末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引入——基于《天津府属试办审判厅章程》的考察

学界对中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发生史语焉不详,本文依据学界鲜有关注的史料提出,该制度发端于1906年12月草成、1907年3月颁行的《天津府属试办审判厅章程》第99条。该章程的起草者、时任直隶州试用知州王仁铎在《天津府属试办审判厅章程理由书》中详述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设立理由。作为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第二班的毕业生,王仁铎引入该制度的理论来源是其留日时刑事诉讼法教员板仓松太郎的授课内容。《天津府属试办审判厅章程》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引入,是清末诉讼制度改革方向由英美法系转向大陆法系的标志之一,此后中国历次刑事诉讼法的编纂,均设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论清末的地方审判机构改革——以天津审判厅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的地方审判机构改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颁布一系列法规为各级审判厅的设立提供制度保障;二是在各直省设立审判厅,实现了行政和司法的分立。通过对天津审判厅改革实践的考察,表明改革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近代司法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司法理念的传播。但审判厅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末司法改革的复杂面相。既有传统法律观念与近代司法理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有清末复杂政局对司法改革的诸多掣肘。虽然,清末的地方审判机构改革实践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但改革所取得的成效,对于当时的法律改革乃至清末新政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清末京津庸医问题初探

在西医冲击、媒体宣扬、中医自责之下,清末京津庸医问题的严重性被夸大了,时人对庸医现象的认识经历了由批判庸医个体到抨击中医全体,并由对中医的不信任逐渐演化为质疑中医学本身的过程。为缓解庸医问题,京津地方政府及社会采取了考试医生、组织医学研究团体、兴办医学堂等一系列举措,清末京津庸医现象及相应缓解措施折射出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轨迹。

起起伏伏:清末民初天津社团活动蠡测

在清末新政的各项措施在天津得以推行的背景下,天津民间社团纷纷建立并积极开展社会改良活动。武昌起义爆发后,天津社会生活受到辛亥革命的冲击,民间社团的活动多陷于停顿。南北统一于中华民国后,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天津社团纷纷恢复活动并有一些新的社团建立。但由于民初政局动荡不已,社会纷乱,民初天津的社团活动很快重趋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