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秩序重建:元末明初徽州防卫力量的变动

元末明初,徽州防卫力量经历了从宗族义兵到卫所军的变动。在此过程中,徽州义兵先被收编,继而被改造为卫所军;本地兵员被大量外调,外籍兵员调入补充。同时,朱元璋集团凭借不断聚集的政治军事资源,强化对徽州地方的控制,从而使双方由最初的合作关系转变为中央对地方的管辖关系。在朱元璋集团“化家为国”过程中,徽州防卫力量从“本地化”的宗族武装被改造为“国家化”的卫所军队,体现了中央集权的重构;徽州地方势力从防卫力量的主导者重归于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则体现了新旧政权交替后地方秩序的重建。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聚散分合之间:张謇与袁世凯关系考辨

张謇与袁世凯结识于登州庆军军营,份属师生。张謇曾举荐袁世凯,也曾负气断交。二人在甲午战争时期复交,清末立宪运动时期通力合作,建立政治同盟,促成清廷预备立宪。辛亥革命时期张謇极力拥护袁世凯攫取最高权力,并在1912—1915年的袁世凯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袁世凯复辟帝制,张謇断然弃袁而去,一心从事实业、教育。二人的交往合作长达36年,对清末民初的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兴野记》与明初河州史事考论

《明兴野记》是近年发现的与明初河洮岷地区历史有关的重要文献,可与《明实录》、《明史》及地方志等资料相互补充稽考,对河州史事记载尤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河洮岷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及明朝的民族政策,为研究元明两朝在河州地区的统治等问题提供了新的历史资料。

宋代的双季稻

宋代虽然有早稻和晚稻的名称 ,却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双季稻 ,但这并不能否定宋代有双季稻的存在。宋代存在再生、间作和连作三种形式的双季稻。再生稻 ,又名再熟稻、稻孙、二稻、传稻、孕稻、魏撩、再撩、再生禾、女禾等 ,分布于两浙、淮南、江南、福建和湖北等地。间作稻 ,又名寄生 ,主要分布在浙东一带。连作稻 ,在宋代虽然没有专门的名称 ,但却出现了许多连作稻的品种 ,如江苏的乌口稻、浙江的乌和第二遍、江西的黄穋禾、福建的和献台、岭南的月禾等等。另外 ,在宋代的稻品种中 ,还发现了有些品种既当早稻又充晚稻的现象 ,也应是双季连作的结果。宋代的连作双季稻分布虽广 ,但由于品种不佳、产量不高、季节和劳动力的矛盾、放牧的需要、肥水条件的限制、投入产出率低等等原因 ,双季稻总的种植面积并不大 ,在粮食生产中的作用如同凤毛麟角。宋代的双季稻大多都是在原有的品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与当时引进的早熟而耐旱的品种占城稻关系不大。

音乐的意义建构:以近现代体育歌曲为分析案例

体育歌曲如同体育运动一样,参与社会文化构建,它的作用是通过影响大众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形成一定的价值观。不同时期的体育歌曲都有其一定的历史文化意蕴。清末民初时期的体育歌曲表面看是一种践行操练身体的尚武之道,其实质则寄寓着一种爱国意识与精神内涵;五四运动时期的体育歌曲代表了新文化运动精英们的意愿,同样也表达出一种为中华崛起而努力的价值观追求。

唐宋词集“副文本”及其传播指向——以明末清初编刻的唐宋词集为讨论中心

法国学者热奈特的"副文本"理论,对理解明末清初编刻的唐宋词集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明末清初出现的唐宋词集副文本大致包括:封面、标题、牌记、序跋、题词、目录、正文、注释、插图、评语、附录等,这些副文本所包蕴的内涵各不相同,在文本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亦有所差别,因此,其传播指向也有区别,能从不同角度起到扩大正文本的传播效果、拓展正文意义空间的直接效果。

宋末元初唐宋诗之辨论析

唐诗宋诗孰优孰劣,无疑是宋代以来中国诗学批评史上焦点论题之一。历史上宗唐还是宗宋之论,显现出此消彼长、互不相服之态势。然论其发端,唐宋之辨当始于南北宋之际,魏泰、张戒、陈岩肖等堪为前驱,在宋末元初,更给人以热闹的印象,叶适、严羽、刘克庄等对此问题皆有深入的展开。宋末元初的唐宋之辨,有助于人们进一步审视诗歌的审美特征及价值低位,反思与总结宋诗的发展道路,从而建构新的诗歌发展走向。

元初对宋末空疏风气的反正

元初社会对宋末空谈性命、不务实政的风气,从教育方式、假道学的虚言惑众以及理学本身的缺陷等方面,进行批评和反省。以许衡、郝经、刘因为代表的学者,提倡践履笃实、务实用世的学风,强调返求六经、经史并重的治学路径。这些思想倾向推动了元代经世思潮的发展,符合元代社会进步的需要。

从《文苑英华》看李白诗在宋初的接受

《文苑英华》大量选入李白诗,却遗漏了许多名篇,体现出偏重闲适题材、缘情适意思想、平淡清远诗风、五古体裁等迥异于唐五代选本的独特视角。作为大型官修总集,它集中体现了宋初"白体"诗风笼罩下、以馆阁文臣为主导的诗坛对李白诗的接受状况;也促成了批评李白诗多言"妇人与酒"的思潮及李白诗风"清逸"论在宋代的流行,并深刻影响了其体裁、篇目的经典化进程,成为李白诗在宋代接受的重要开端。

士人、富民与近世慈善

从中西比较的视角看,与基于基督教文化而形成的具有显著宗教性特征的西方传统慈善文化不同,中国传统慈善文化因其根植于深厚的农耕文化土壤,自其产生之初即带有明显的世俗性特征。在经历了西周至战国时期的上古起源之后,秦汉至隋唐时期的中古演化加入了部分佛教因素,随后的三教合流使之重归于世俗性特征,而于宋朝形成一种新的世俗性慈善,其影响及于明清甚至民国。由于宋朝适逢唐宋变革期,宋朝即近世之开端。元代承接宋朝影响,下启明清。因此,发端于宋朝、递嬗于元代的这一慈善可以命名为近世慈善。对此,本文从宋朝国家-社会关系调整导致的社会自组织视角出发,将近世慈善的兴起视为民间社会实现自组织目标的集体行动,并紧扣这一时期慈善活动的两大主体——士人群体与富民群体的兴变转合过程,来观察这一时期慈善活动的宏观脉络。大体而言,随着士人群体与富民群体的兴起,北宋时期为近世慈善的兴起期;随着士人群体的地方性转变与富民群体的分化,南宋时期为近世慈善的活跃期;随着士人群体与富民群体的分合转化,元朝时期为近世慈善的递嬗期。

严实父子与金元之交的东平文化

金元之际，严实父子治理东平地区近50年，一面招致流亡文 士，复兴金源文化，一面兴学养士，为元朝培养了大批人才，也为散曲等多种文学样式的繁 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改朝换代之际文化恹恹不振的局面，起到了发轫 元朝自身文化的作用。

从多元历史视野宏观中国现代化问题:蒙古西征与人类文明

文章分析马克.尔文对于有关近代和近代早期中国现代化困难的各种理论的批驳,并指出11-12世纪以还中国人口的增长是中国本土"早期现代化/本土性的现代化"发展放缓的一个基本因素。与此同样重要但常被人忽略的是第13-14世纪蒙元政权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巨大冲击,引致两千多年来一直作为中国"文化-社会-政治精英"(儒生/士人)的领导阶层建构的整体结构性变化,以及相伴而来的儒学思想文化道义精神的变异与消沉,对明清政治、经济、道德和知识/文化的影响。文章比较分析(1)蒙古征服对中东地区阿拉伯-穆斯林人带来的冲击,(2)蒙古汗国对中世纪西欧(和日本)带来的恩惠,和(3)蒙古的征服和统治对以基辅和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地区不同的影响;以推论蒙古征服对在第10-15世纪处在早期近代化初阶(资本主义/民族主义萌芽)时期的中国的影响。

宋末元初江西爱国词人群体论略

宋末元初的江西爱国词人们在抗元爱国的旗帜下,通过互相酬唱结成群体。该群体通过他们爱国、伤国、思国的词作,关注现实的词论以及豪放与婉约共存的词风来表达对亡国的历史反思,张扬并怀念故国的爱国情怀。

金元之际诗人房皞探微

房是金末元初的重要诗人,"河汾诸老"之一。他追随元好问积极参与开创"以唐人为指归"的诗歌创作局面。史料散佚是其生平、思想、创作和地位长期以来隐而不显的主要原因。对有关史料的考稽辨析,对房文学思想、成就、贡献和地位的探赜发微,有助于从特定侧面揭示金末元初诗坛风尚和诗学思潮。

论宋初诗坛崇尚晚唐之原因

宋初诗坛为何崇尚晚唐,这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研究中的一个难点,究其原因,一是宋初诗人对晚唐这一概念的认定跟后人有所不同;二是对晚唐现实主义诗人对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发展,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三是没有从诗歌发展的自身规律上说明宋初与晚唐诗坛既相互承接又共同转折、完成唐诗向宋诗过渡的意义;四是忽视了宋初的社会政治现状和文化思想对宋诗创作的影响。

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教育述论

袁世凯作为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所提出的教育思想及进行的教育活动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其中包括的主要内容有: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改革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推行实业教育和社会教育,后又掀起复古主义教育逆流,向封建传统教育让步、妥协。他以不同方式作用于清末民初的教育,已成为教育转型或波折变动中不可忘却的重要因素。

元末明初水浒戏创作模式及其心态的嬗变

元末及由元入明的水浒戏作家处于元代统治政策的第二个大转变时期。仁宗继位后,再一次确定了兴汉法、重文治的统治政策,并抛出了科举选士这根橄榄枝,激活了元朝南北统一后实行钳制汉人政策所带来的文化冷漠气氛,使文人们看到了梦寐以求的积极进仕的希望,在整体上增强了汉族文人的认同感和社会向心趋势。原来致力于运用杂剧这一世俗模式进行文化斗争的汉族文人在一定程度上向传统复归;而理学正统思想的确立,又使得他们的创作内容呈现出迥异于元代的阶段性特质。元代前期水浒戏创作中"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市民视角在元末明初的水浒戏创作中已经基本不可见,戏中充斥了儒家伦理道德中的"三纲五常"之道,强调要以正直和尽忠之心来辅佐皇上,"替天行道显忠良"。

论元初散曲以俗为尚的审美追求

散曲是金元时期兴起于黄河流域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的新型乐歌 ,其所依托的音乐体系是以先后入主中原的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音乐为主干 ,并吸收、熔铸唐宋燕乐及其他汉民族民间乐曲交汇而成的北曲。北曲的通俗性和民间性 ,决定了与之配合的曲辞的俚俗性和大众化。金元易代之际 ,大批沦入社会底层的市井文人基于感情宣泄的需要 ,染指于此 ,遂使元初散曲呈现出以俗为尚的审美追求 ,并由此施积极影响于元杂剧剧曲代言体抒情体制的确立及其“本色”风格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