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世纪之交日本两次遣美使团比较研究

日本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每当日本遭到外来民族的冲击时,它总能及时审时度势,全方位地实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德川幕府末期和明治初期,世界处于资本主义大发展时期,为了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免于淘汰,幕府将军和明治天皇都曾派遣使节赴美学习。经过比较分析发现,万延遣美使节团和岩仓使节团这两次遣美行动在背景与条件、目的与动力、结果与成效上存在差异,但在挽救国家命运和对外扩张意识的发展上又存在相似之处。日本通过向美派遣使节团,深入学习西方的技术和文化,迅速“脱亚入欧”,经济发展,军备增强,最终由一个封建小国一跃成为列强之一。

幕末与明治时期日本人的上海认识——从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到远山景直的《上海》

对于幕末与明治时期的日本人而言,上海首先是中国的上海;同时上海也是世界、尤其是西洋的上海,租界区域出现了与此前的中国本土迥然相异的新的样态;再次是与日本紧密相关的上海,19世纪末期以后,在虹口一带形成了以日本居留民为主体的日本人社会。这样一个多元组合、多重叠加、既相对分离又互相交融、同时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凸显的都市,对于正在走向东亚乃至世界舞台的近代日本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因此,这一时期日本人对于上海的认识,首先是对于以上海为媒介的中国的认识,其次是对于与上海相关的世界的认识,同时也是对于通过上海所体现出来的中日关系的认识。因此,近代上海对于这一时期的日本人,实际上具有三层意义:观察中国的现场;透视世界的窗口;反观日本本身的参照系。

幕府末期儒学思想助推西洋文明摄入小考——以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为中心

学术界普遍认为,幕末后的明治维新正是挣脱了传统儒学思想的束缚,才得以迅速且全方位地接受了西洋文明。然而,通过对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三位开明儒学者的文献考证发现,幕末的儒学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桎梏了日本文人接受西洋先进政教体制,但其"经世济民"的治世理论,以及儒学所具有的"穷理"精神,却为日本吸收西洋文明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土壤。儒学思想并未阻碍,而是助推了日本摄入西洋文明的进程。

幕末政治家河井继之助的思想与实践

河井继之助是日本幕末时期一名十分活跃的政治人物,其生平事迹、政治理念独具特色,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他于乱世应对强大外来压力,治理本地区手法独到,功绩卓著;其特立独行的政治主张和远见卓识虽因其功败垂成,湮没于历史长河中,但其所包含的公道开明的政治思想和国家观,对照明治时代的政治及之后的发展演化,对于审视日本近代化历程,研究日本近现代政治史具有独特的参考作用。

幕末至明治初唐通事对日本外交翻译的贡献

日本幕末长崎的唐通事是一群锐意进取、才华横溢的优秀华人后裔。他们高瞻远瞩,与时俱进,率先学习英语,在日本外交等领域发挥了聪明才智。幕末至明治初期,他们主要充任翻译官和书记官,尤其在此段中日外交关系史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迹。他们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虽然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这特殊的历史年代,多数情况下不知不觉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帮凶。

走向全球文学的东亚汉文学——基于幕末明治汉文中国行纪的考察

1827年,歌德在与他人交流时提倡“世界文学”,距今已有近200年,但目前世界文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除了过度关注欧洲主要文学外,就是类似于作为歌德当年提出此观念背景而存在的民族文学的叠加,有违其初衷。我们有必要打破世界文学概念的思维定式,拥抱全球文学。就此言之,强调国别地区间的彼此互动、侧重汉文化圈的整体性路径与视野的东亚汉文学研究,具有一定意义。幕末明治汉文中国行纪是日本士人撰写的汉文学作品,反映出他们的实际创作水平,属于东亚汉文学的一部分。其作者大多是素养颇为丰厚的汉学者,在典范承继和规划描摹方面受到中国文学的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其中包孕的经世之见在中国古代旅行文学作品中并不常见,显示出衍变创新的特点。对此加以研究能有效破除国别文学研究的纵向壁垒,强化汉文化圈文学研究的横向联系,也有助于激发其学术潜能,为构建中国话语和自主知识体系作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