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与明治时期日本人的上海认识——从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到远山景直的《上海》

对于幕末与明治时期的日本人而言,上海首先是中国的上海;同时上海也是世界、尤其是西洋的上海,租界区域出现了与此前的中国本土迥然相异的新的样态;再次是与日本紧密相关的上海,19世纪末期以后,在虹口一带形成了以日本居留民为主体的日本人社会。这样一个多元组合、多重叠加、既相对分离又互相交融、同时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凸显的都市,对于正在走向东亚乃至世界舞台的近代日本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因此,这一时期日本人对于上海的认识,首先是对于以上海为媒介的中国的认识,其次是对于与上海相关的世界的认识,同时也是对于通过上海所体现出来的中日关系的认识。因此,近代上海对于这一时期的日本人,实际上具有三层意义:观察中国的现场;透视世界的窗口;反观日本本身的参照系。

幕末日本的海洋国家论

确切地说,幕末日本海洋国家思想的发展以1778年俄国商船来蝦夷要求通商为契机。与幕府的锁国海防相对,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等思想家也纷纷提出了海防思想及海洋国家论,其特点以开国海防与开拓海防为主。锁国海防、开国海防与开拓海防,成为幕末海洋国家论的有机构成。

幕府末期儒学思想助推西洋文明摄入小考——以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为中心

学术界普遍认为,幕末后的明治维新正是挣脱了传统儒学思想的束缚,才得以迅速且全方位地接受了西洋文明。然而,通过对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三位开明儒学者的文献考证发现,幕末的儒学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桎梏了日本文人接受西洋先进政教体制,但其"经世济民"的治世理论,以及儒学所具有的"穷理"精神,却为日本吸收西洋文明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土壤。儒学思想并未阻碍,而是助推了日本摄入西洋文明的进程。

试论“黑船来航”事件与日本开国的必然性

1853年,美国海军司令佩里率舰队扣关日本,迫使日本仓皇开国并签订条约,结束了长达200年的“闭关锁国”政策。通过对“黑船来航”事件始末、幕府朝廷和有志大名对来航预告情报的动向进行梳理,分析发现日本开国看似偶然实则有其必然性。其主要原因在于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外扩张,日本被卷入正在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可避免;日本幕藩体制的松散性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升级影响了德川幕府统治的权威性和稳定性;面对外来势力日本早有危机意识,“黑船来航”之前具有开国倾向性的言论也已萌芽;日本“边缘”性的传统文化利于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尤其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吸收使得日本知识分子进行了反思与觉醒,催生了冲破封建牢笼的意识。

走向全球文学的东亚汉文学——基于幕末明治汉文中国行纪的考察

1827年,歌德在与他人交流时提倡“世界文学”,距今已有近200年,但目前世界文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除了过度关注欧洲主要文学外,就是类似于作为歌德当年提出此观念背景而存在的民族文学的叠加,有违其初衷。我们有必要打破世界文学概念的思维定式,拥抱全球文学。就此言之,强调国别地区间的彼此互动、侧重汉文化圈的整体性路径与视野的东亚汉文学研究,具有一定意义。幕末明治汉文中国行纪是日本士人撰写的汉文学作品,反映出他们的实际创作水平,属于东亚汉文学的一部分。其作者大多是素养颇为丰厚的汉学者,在典范承继和规划描摹方面受到中国文学的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其中包孕的经世之见在中国古代旅行文学作品中并不常见,显示出衍变创新的特点。对此加以研究能有效破除国别文学研究的纵向壁垒,强化汉文化圈文学研究的横向联系,也有助于激发其学术潜能,为构建中国话语和自主知识体系作出应有贡献。

日本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构造及其局限性——以幕末日本内忧外患的危机背景为视角

日本近代民族国家意识是在幕末时期内忧外患的环境下产生的,幕末思想家的思想启蒙以及倒幕志士的革命实践对这一意识的产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这一国家意识在向近代民族国家意识靠拢的过程中又逐渐转向了天皇中心主义的国体论,从而使得日本近代国家意识在顺应日本近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