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蜀才子李远诗校补--以《夹注名贤十抄诗》为中心

邻国高丽朝文士编选《十抄诗》,收录晚唐蜀才子李远十首七律。其中六首为久佚之诗,包括为说唱文艺留下宝贵资料的《转变人》。其后,该国僧人子山旁征博引中土文献加以注释,遂以《夹注名贤十抄诗》之名传世。注文虽保存了同为散佚之书《十道志》《三秦记》中的吉光片羽,但诸多瑕疵引来后人旳讥评:“字颇舛错”“注多鱼鲁”。而今我们不揣浅陋,依据名物制度变化、历史地理因革、语言文字发展等因素综合考量,逐一给出是非优劣之按断。

李商隐诗技形成的社会文化考察

从社会文化视角考察李商隐诗技形成的原因,可以发现李商隐的历史处境与文学创作之间有更深层次的关联:其诗堆积典故,来自当时社会由上而下的“以知识为外饰”的好尚,李商隐以写作幕府公文为出路,亦有追随公共风气的必要,这也影响了他的诗作;其诗辞藻精美,是因为李商隐以结撰文辞的才华在幕府立足,有着钻研文字技巧性与游戏性的需求;而诗的曲折表意,和科举以诗取士“表意清晰”的创作要求相悖,体现着他在社会进取道路以外寻求的自我排遣。从社会文化视角考察诗人特定诗歌技艺的形成,可以关注到宏大历史中的个人境遇,进而对经典作品获得更加立体的认识。

唐后期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的军事管理--以募兵制为中心

唐后期募兵制取代府兵制成为全国的军事制度,唐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的军事管理亦依托节度使招募、训练军队,并组织使府军队戍边和作战。崔宁、韦皋、李德裕等剑南西川节度使不断改革军队体系,提高剑南军队的战斗力。经过历任节度使的整顿,唐后期西南地区的军队体系呈现出相当明显的混合型特征。更重要的是,西南地区使府军队承担着戍边与对外作战的军事职能,尤其是面对吐蕃、南诏屡次入寇,西南地区使府军队为巩固边陲发挥了重要作用。乾符以后,随着边疆威胁的解除,西南地区使府军队逐渐成为节度使争权夺利的工具,已基本丧失戍边和对外作战的功能。

唐代德政碑的景观效应与政治功用

仇鹿鸣是研究中古社会和士族文化的历史学者,他对石刻文献的征引和擅长使其能够从新史学的视域对中古帝国兴衰有所洞察。石刻文献与传世文献的融合令其行文善于以新文献发现新问题。《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是其诸篇论文的结集,内容涉及天文谶纬与政治的互动、基于墓志文本的个案研究、石碑的政治寄意等方面,单章节成文,难以用唯一线索串联。文章专以第四章《权力与观众:德政碑所见唐代的中央与地方》作为讨论部分,揭示石碑作为政治景观之一种所呈现的景观效应、政治意蕴与权力构型。

四川仁寿石佛湾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四川省仁寿县方家镇哨楼村石佛湾摩崖造像现存13龛,造像组合包括三佛、七佛、五十三佛、一弟子二胁侍、一佛二菩萨、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等,可辨题材有弥勒、僧伽、三世佛、过去七佛、五十三佛、一佛五十二菩萨等瑞像。根据造像题材及风格,可推断石佛湾摩崖造像开凿于8世纪晚期至9世纪上半叶。

晚唐至元初绘画作品中“单肩包”的样式、功能及其发展的社会因素

在中国服饰史上,与腰间悬挂系结的荷包、荷囊等小型包具相比,可供肩挎的、现代意义上的包则出现得较晚,元代之前几乎没有实物发现。文章基于晚唐至元初的绘画作品,从使用者身份的角度,探讨了这一时期的“单肩包”,具体又包括“单肩挎包”及“斜挎包”的样式及功能。在此基础上,我们分析了促使其发展的社会因素,认为其发展与传教之需求密切相关,同时也是丝路之宗教文化、胡汉文化交流的产物;除此,亦受到蒙元游牧民族服饰文化的影响。

四川资阳中和镇菩萨岩、临江镇佛尔岩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资阳市中和镇菩萨岩与临江镇佛尔岩摩崖造像均为沱江流域中晚唐时期的典型造像点,二者在龛形、题材和造像风格等方面皆有相似之处。前者雕刻较精美但纪年缺失,后者虽被盗损却有明确纪年题记,可互为参照。综合崖面布局、纪年题记以及其他参考因素,初步判断两处造像集中开凿于8世纪下半叶到9世纪初期,晚唐及以后有补凿、搭建建筑和妆彩活动。两处造像题材有一佛、三佛与多身胁侍(含天龙八部)的组像、五十三佛、舍利塔等。

藩镇割据对古代港城营建的影响探析——以五代泉州为例

唐末至五代十国藩镇割据的背景下,中央集权式微,地方经济区域重新划分,从而促进了海港城的崛起。泉州作为古代海港城的代表,在五代割据中得到了充分经营,可以探讨藩镇割据如何影响其发展。对现有史料、考古记录分析发现,古代藩镇割据分割了原有的经济区域,为新城市节点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割据统治者不得不改变原有的城市营建理念,使之满足新情况的要求,也让城市的职能从“政治营国”转变到“商贸港城”,而对工商的倚重需求又改变了原有的规划格局,为后世港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家国之间:唐元和时期进奉的二重性解读

唐元和时期,宪宗对官员进奉采取了既限制又纵容的双重态度。宪宗通过敕令多次强调禁止无名进奉、税外加征,同时,又以家财、羡余等名义给官员进奉以合理的解释。从助军钱分析可见,朝廷即便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也没有公开加税,对挪用地方财物助军的行为采取了严格管理,从形式上维护了“不征于人”的形象。这就使得进奉在法令的模糊边缘游走,皇帝和臣子从为国积财、舍家为国出发,赋予了进奉伸缩性的解释。这种家国之间的二重性,再加上出于弥补财政不足及维护政治秩序的现实需要,使得中晚唐的进奉在既调和又冲突中发展。

论中晚唐长安仙幻小说的空间书写

长安仙幻小说作为中晚唐传奇中形式独特的一类,繁复的空间书写是其突出特征。中晚唐长安仙幻小说中建构了三种不同的空间,分别是长安城、仙幻异界及“庙堂”文化影响下所展现出来的社会空间。特殊的空间书写形式导致小说中的空间表现出三个特点,即在空间跨越上具有灵活性、在文化交流上具有包容性、在情感基调上具有悲剧性。从整体来看,中晚唐长安仙幻小说中的空间书写既是对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继承,也丰富了唐传奇的题材类别,对后世小说创作影响深远。

西安白杨寨晚唐墓M1373“备茶图”研究

墓葬壁画中“备茶图”题材多流行于宋、辽、金时期,唐墓中则较为罕见,分布地域以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北方地区为主。西安东郊白杨寨晚唐墓M1373发现有“备茶图”题材壁画一幅,为目前所见最早,在西安地区更是首次发现。本文以新发现的“备茶图”壁画为例,通过对其内涵的分析,对墓葬中“备茶图”出现的社会背景、早期发展脉络、后期的变化与影响等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中晚唐辽代天德军史事考释

唐贞元以降,天德军防御使治西受降城,兼任丰州刺史,这与唐代方镇例兼治州刺史的情形不同,却是在军事防御中有效统筹军、民的地方惯例。元和年间,为协调河套平原东部振武镇与西部天德镇的防御体系,天德军防御使、天德军移治天德军故城。五代初,河东李晋政权控制该地。辽朝攻占天德军节度使辖区后,将丰州东迁。丰州军额为天德军,在丰州之外并不存在一个名为天德军的政区,《辽史·地理志》的相关记载有误。

中晚唐私修类书与律赋关系略论

作为文学体裁的赋与作为书籍体式的类书,虽然分属于不同领域,产生于不同时代,但两者在功能、题材、体例等方面有着天然联系。中晚唐时期的私修类书与律赋,在上述联系的基础上,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两者在科举考试这一相同的背景下出现,有着相似的生成机制和政治教化功能,也正因为如此,此期的私修类书对律赋的体制特点、理论主张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建中年间岭南“撙节送上都”银铤考释

中国人民银行所藏“唐代岭南观察使建中四年巡内州及当使撙节送上都”银铤铭文的关键词“撙节”,即节俭支费之意,与“方圆”分别代表节流与开源两种理财方式。此银铤铭文中的“巡内州”“当使”及“送上都”涉及唐后期的两税三分制,岭南将撙节银送上都,体现了两税法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政治关系。这笏银铤的进献者是岭南节度、观察使元琇。建中时期德宗与藩镇频繁战争,国家财政难支,岭南献撙节银是为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兴元元年,元琇升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应与其撙节进银之功有很大关系。

从崔致远交游看其旅唐之生存状态

崔致远与各阶层士人的交游方式体现出了一定区别。其与高位者的来往,大多出于干谒的需求,交游行为官方性质较强。与平级、寒士的交游,尤其后者,由于其异国身份与寒门子弟在当时仕途境遇的相似性,更能产生较为真挚的情感。崔致远在与这些士人交游时,无时无刻不体现出其对自身异国士人身份的清醒认知、对儒家价值体系的向往与遵循,以及努力融入士人风俗圈的尝试。

进士“浮薄”词义流变与中晚唐士人的科举认知

唐代“浮薄”一词常与“进士”相关联,但该词最早并非运用在科举领域。安史之乱以后,其惯用语境发生迁移,从六朝品评之用转入科举视域,并在中晚唐时期关于科举改革的多次讨论中得到频繁使用,从品评人物声名到评价考生之德行与政治实践能力,以及作为空疏之学的代名词来唤起朝堂上下对“实学”的重视。在此过程中,“浮薄”逐渐成为“进士”的典型标签,其词语内涵也不断被注入新的要素,呈现出一种逐渐堆叠、累积并最终糅合的状态。通过梳理该词内涵逐步丰富化的情况,可以揭示中晚唐时期科举文化的两点事实:其一是考生长期所受的教育、备考模式与唐王朝后期真正的人才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其二是中晚唐士人曾力图从改革科举入手重振国势,虽未能成功,但这种努力仍可反映出唐人对科举的认识存在反思与深入的过程。

论晚唐文人的普遍流寓现象

晚唐时代是文人普遍流寓的时代,出现了普遍流寓现象。当时文人主要流寓方式以贬谪、入幕、避乱与在京师蹭蹬科举为主。而因为僖宗、昭宗或曾出奔蜀中或曾为军阀劫迁,故出现了从龙流寓与扈从不及而被迫流寓这两种特殊的流寓方式。这一时期文人流寓的主要地域集中在江南、闽粤和巴蜀等南方地区,亦有少数流寓北方者。随着陇西的重新归附,这一时期出现了以张球为代表的流寓陇西乃至西域的文人。长期处于流寓这一生存状态中,文人们较为普遍地形成浓重的流寓意识,并深度融入其流寓创作中。

晚唐离别诗的盛唐余韵

“盛唐气象”是指盛唐诗歌呈现出的整体风貌。晚唐的许多离别诗延续了盛唐气韵,其意境或宏阔壮大或自然清新,其情感或昂扬健朗或冲淡平和,其气韵浑然流转,这些都鲜明地折射出盛唐气象。出现这一情形的原因包括:儒家思想的影响,诗赋取士和军功制的影响,诗人性情及人生经历,诗人主动追求盛唐的审美风格。

韩愈古文文统及其在唐代的继承和发展

韩愈作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首,不仅提出了道统和文统的观念,还以其突出的创作成就确立了“平易”和“奇崛”两种古文风格和传统。这对韩门弟子和后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更促进了宋元明清的文章理论和创作实践。在唐代韩愈之后和宋代之前这段时间,韩愈及其古文文统建构的直接成效,不仅表现在李翱、皇甫湜、孙樵、柳宗元、皮日休等人古文创作艺术方面,还体现在他们对韩愈古文理论和文统观念的继承和发展方面。

中国语境下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中“现代情绪”的书写

采用英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以及比较互参的方法,分析了现代派诗人对晚唐诗风的现代性重释、现代派诗人在非线性时间观中完成了自我主体的确证、现代派诗人对中国式“荒原”的书写等问题,着眼于当时的历史场域以及晚于西方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社会层面,试图窥见一批知识分子在中国语境下传达出的不同于西方的、繁复的现代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