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刑衔接视角下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建设路径分析

随着企业合规制度建设的不断推进,行政合规的重要性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由于目前行政机关尚无配合刑事机关参与合规案件的法定义务,导致行刑衔接不畅成为合规建设完善过程中不可逃避的问题之一。对合规建设之路的有效探析,仅靠检察机关合规前移的努力显然独木难支。从行刑衔接的视角出发,利用公安机关的双重属性,通过适度延伸参与行政合规,立足公安机关与企业、行政机关、社会及其自身队伍建设四个方面,进而探寻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的有效路径,以适度参与行政合规举措完善刑事合规建设,实现行刑衔接机制的双向优化。

人权保障视角下的治安管理处罚程序创新与优化

2023年9月1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对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作出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其中涉及“处罚程序”章节的修改合计29处,主要修改内容包括以“立案”取代“受理”等7个方面。这对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的规则优化和体系完善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应予以充分肯定。从良法善治的标准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在基本权利保障规范、正当程序原则条款设计、控权机制优化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改进:一是应将行政拘留纳入听证范围,并将集体讨论作为处十日以上行政拘留决定的必经程序;二是需要明确集体讨论程序的启动程序、参加人员构成、讨论形式及效力等内容;三是继续优化行政程序控权机制,明确和扩大程序条款的规范效力,赋予当事人必要的拒绝权。

新修订《行政处罚法》视域下治安管理处罚惩戒体系的完善

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之际,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不仅对治安管理处罚惩戒体系的完善注入新的要求,而且为治安管理处罚辅助性法律措施的性质审查提供了法律依据,并指引治安管理处罚惩戒体系按以下思路创新完善:强化主动教育预防与综合治理、增加更具警戒功能的申诫罚、增设具有限制隔离戒止功能的禁令式处罚、建立强化经营活动过程管理的渐进式处罚体系、增加“社会服务令”等非处罚措施、引入社区矫正等社会观护制度、合理配置治安管理处罚种类及其辅助性法律措施。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规制研究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正确适用是衡量公安机关是否依法行政的重要指标之一。在长期的公安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着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种类设定标准较为模糊、立法层级不够清晰、名称不统一、程序规定不够完善等诸多困局,有必要坚持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位原则,把公安行政强制措施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立法的形式规制下来,作为公安行政执法中的主要法律依据;同时在立法过程中秉持谦抑审慎善意理念,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坚持法律明确原则,明确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降低办案民警对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种类认识的错误率是对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位原则的必要补充。当然,公安行政执法也要兼顾利益均衡,受我国公安机关警力不足的瓶颈制约,在数量庞大的治安行政案件面前,法律制度的设置和修订也必须兼顾行政权的高效运行,才能最终达到良法善治的社会效果。

国家监察立法领域的新命题——以政务处分法为线索的探析

细致透视政务处分法这一典型的国家监察立法,可以发现,我国的监察立法领域形成了一系列崭新命题。这些命题包括:监察立法以集成创制为基本立法模式,监察立法受到党纪的深度塑造,监察立法采用组织取向的价值定位,监察立法将道德问题纳入法律规制。监察立法领域形成的这些崭新命题,突破了传统的法学范畴,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景观,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法治逻辑。这些命题是在中国语境中形成的,它们扎根于当代中国纪检监察和权力监督实践,与中国历史传统和当代中国政治体系具有较高的匹配度。在推进当代中国纪检监察建设的过程中,应当认真对待这些命题,把握其深层内涵,使所构建的理论具有充分的实践指导价值。

我国生态环境治理样态、机制及对策研究——以公安机关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为视角

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合作式治理”方式一直以来是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公安机关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执法行动样态入手,解读公安机关执法过程中的多元联动机制,由此构建“关系—嵌入—共生”的三重治理机制框架,以此说明其在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行动机理。同时,从社会互动的视角出发,探索其中的多元互动和联动机制,即“复合型治理”模式。由此提出公安机关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路径,即从“制度再造”入手,促进制度渐进式改革;通过各组织间的相互融入,进而建构系统化组织治理模式;建构“复合型治理”模式,从而互构多元主体共治体系。

《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中未成年人违法记录封存制度研究

未成年人违法记录封存制度作为本次《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之中出现的新制度,对于我国的司法实践和罪错未成年人的保护制度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对刑事制度中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违法治理层面的继承与发展。因此对两种制度的现状与异同展开全面分析,在此前提下阐明违法记录被封存的必要性,对具体实施中将面临的范围程序之确立以及该制度的监管与衔接进行研究确有必要。

公安院校行政法学科的内卷化与去内卷化

“新文科”“新法学”建设对公安院校行政法学科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公安院校行政法学科建设逐渐呈现出内卷化效应,具体表现为过度依赖传统行政法学总论及其建构模式,自我锁定公安院校行政法学科建设的功能,以机械化和过密化的知识训练替换公安院校行政法学科建设的真正目标。在新的历史定位和要求下,公安院校行政法学科应主动求新应变,实现去内卷化发展,即在遵循学科理论和对象理论的基础上,从整个社会规范体系所构造的“学科群”和行政法学自身的具体内容出发,合理把握公安院校行政法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建设的角色定位和三级价值导向,并适度调整行政法学科建设的主体范式、行为范式和救济范式。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协同参与机制的建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学理性补充

协同参与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彰显人民主权、谋求善治和累积社会资本的内在诉求和重要体现,也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绩效的现实呼唤。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主要是通过政府主导和推动下的"服务购买""交流合作"及"个体供给"三大模式来实现。当前,要积极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基本要求和探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协同参与的机制路径,必须建构起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目标引导机制、任务分解机制、信息联通机制、衔接保障机制和能力提升机制,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协同参与实现科学发展。

危险作业罪的规范目的及其实现--《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标志性立法实践

特定不法行为引起重大事故隐患,重大事故隐患具有引起重大事故发生的现实、紧迫危险,是危险作业罪的核心构成要件。在严格限制入罪的条件下,以极轻微业务危险犯的设置和适用,最大限度地遏制、预防危害生产安全重罪的发生,是《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危险作业罪的规范目的。与典型的刑法保护前置化不同,危险作业罪规制的行为原本就处于刑法既有的调整领域,新设业务危险犯,没有实质变动行政法律与刑法规定既有调整领域的界限,只是在传统调整领域内对刑法规制方式进行了结构优化,并列设置业务危险犯与过失结果犯等。摒弃机械划分罪与非罪界限的做法,在立法中为司法出罪预留必要的、适度的实体性裁量空间,是危险作业罪规定的标志性特征。危险作业罪的具体功能,既包括预防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的过失犯罪的发生,也包括遏制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的故意犯罪的发生。充分利用特定业务危险犯的制度资源,可以实现以轻罪适用预防重罪发生、以处罚危险犯预防实害犯发生的立法预期。

治安管理处罚权的扩张与规制——治安法立法之视角

新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从立法宗旨上,既追求维护社会治安、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和谐社会之目标,又追求人权保障与程序公正之价值,同时注重对公安行政执法行为的规范。较之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治安法具有宽严更适度、程序更严格、处罚更规范、监督更有力的特点,从国家管理社会治安的目的与需要出发,扩张了公安行政执法机关之管理处罚权,规制了公安行政执法行为。

论擅自损毁封条等环境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兼论《查封扣押办法》第23条第2款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衔接

在环境污染备受关注、环境法修改完善、环境执法加强的背景下,同案不同罚的情况却屡有发生。因《查封扣押办法》第23条第2款未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相衔接,导致擅自损毁封条等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缺乏统一标准,法律责任不明。无论从理论上分析其合理性,还是总结执法经验,擅自损毁封条等环境违法行为,应当与阻碍执法、隐藏、转移、变卖或损毁行政执法机关依法查封的财物行为的处罚相当。可以先通过行政解释,由公安部就《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0条规定的妨害行政执法活动行为作出细化解释,或直接由环境保护部与公安部联合修改规范性文件对该行为予以明确,以更好地指导环境执法实践。然《查封扣押办法》第23条第2款与法律的衔接问题最终必须通过修改立法的方式进行解决。

主办警官办案责任制——建立公安机关执法主体资格制度的新探索

为了端正公安民警的执法思想,规范公安民警的执法行为,提高执法质量,真正落实办案责任制,从根本上解决执法不严、超期羁押、办案质量差、批捕起诉率低等问题,以达到提高公安机关整体执法水平的目的,2001年2月,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并推行了主办警官办案责任制。所谓主办警官办案责任制是指在公安分局行政首长领导下,以主办警官为执法责任人的一种执法办案责任制。从出发点上说,“主办警官制”赋予执法办案责任制崭新的含义,并以此作为公安队伍建设和业务成效的最佳结合点,进一步引领公安工作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真正实现“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要求。截至2003年10月,经过两年多的实践与完善,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种相关制度的完善与落实,金水公安分局的“主办警官制”已步入良性运作轨道并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不仅极大地规范了全体民警的执法行为,而且大幅度地提升了公安民警的执法水平,提高了执法质量和执法效率。日前,本刊就学界与实务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专门采访了河南省郑州市?

大型公共活动中政府维护公共安全职责的履行

大型公共活动的举办尽管未改变政府的职责,但因公共安全任务的特殊性,法律不得不以公共安全为首要价值目标,并赋予政府根据维护公共安全需要启动一切必要的行政措施、选择履行职责所需方式的权力。然而,必要行政措施的实施不仅仅要真正基于维护公共安全的必要,而且还应符合法律优先、法律保留和比例原则。同时,为了有效地履行维护公共安全职责,政府既需要大部门体制又需要部门协调机制;既需要公众的参与又需要公众的配合。

关于我国治安行政拘留“最后手段化”的思考

行政拘留具有投入产出不合理问题、遏制重新违法路径不当、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存在潜在冲突等问题,国家应当借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机会推进行政拘留制度的改革。行政拘留问题的解决应当循序渐进。现阶段改革应当放在行政拘留慎用上,将行政拘留作为惩罚治安违法行为的最后手段。可以通过设立"社区劳动教育罚",使国家在适用行政处罚时,有更多的选择,从而降低对行政拘留的依赖。同时,在行政拘留适用时,引入和解机制,如果违法人员愿意赔偿被害人,愿意赔礼道歉,而被害人同意并接受,可以签订和解协议,不再对违法人员适用行政拘留。

社会保障待遇追回中的信赖保护--以授益行政行为撤销与废止为中心

社会保障法主要通过社会保障行政进行相关待遇的给付,如果相对人不符合社会保障待遇给付的相关条件,则要对社会保障授益行政行为予以撤销或废止。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保障立法并未完全贯彻信赖保护原则。在法理论层面,法之安定性、基本权利保护原则为信赖保护原则的基石,在社会国理念下,信赖保护原则在社会保障法中的重要性更加突显。在社会保障行政的过程中,须从信赖基础、信赖表现、信赖利益的保护等三个要件,判断社会保障行政相对人的信赖是否值得保护。在满足信赖保护要件的情形下,如果授益行政行为存在违法情形,其法律效果可从行政行为可否撤销、撤销或废止是否溯及既往失效及社会保障待遇给付的返还等三个方面进行调整。

我国台湾地区、德国与我国大陆治安管理处罚若干问题比较——《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成就与可提升空间

我国台湾地区《社会秩序维护法》、德国《违反社会秩序法》与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调整的范围相当。前二者调整范围定位的专业优先理念印证了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范围划定的科学性;在“治安违法行为的主体、治安管理的处罚制度”等方面,《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前两者比较仍有很大可提升空间,具体表现在治安违法行为主体之法定确认、治安管理处罚量罚之法定参考、没收之比例原则贯彻与对第三人补偿、罚款之分期缴付、停止与易科等方面。

论新世纪新阶段治安行政执法的改革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治安行政执法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我们应当改变治安民警的传统观念,转变治安民警执法角色,改革治安行政许可,完善治安法制建设,规划治安行政执法的运行机制。

试论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之规制

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有其存在的法定条件,实务中往往存在不规范使用现象。各种客观、主观因素构成对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影响。有效防止权力滥用和保障公民权利,需要从制度和管理层面满足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合目的性要求,给其以必要的规制。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竞合问题

就《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在部分行为认定方面存在的竞合问题,分析了实践中由于缺乏明确的区分标准,致使案件在行为界限的把握上比较困难,存在一方面将本应治安处罚的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另一方面又以罚代刑的现象。认为在处理《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竞合问题时,检察机关应当发挥重要作用,准确把握行为性质,履行检察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