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c Security Penalties Law Respects, Protects Human Rights

On August 28, 2005, China＇s highest legislature adopted the Law on Penalties in Respect to Public Security Management （hereinafterrefen＇ed to as the Public Security Penalties Law for short）. The Law, adopted at the 17th meeting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Ten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hall become effective for implementation on March 1, 2006 to replace the Regulations on Penalties in Respect to Public： Security Management （Herein 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Public Security Penalties Regulations for short） that has been in practice for 18 years.

处罚力度是否会提高审计师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程度?

为探究证监会监管处罚效应同新审计准则执行有效性之间的联系,以2016—2021年受到证监会处罚的审计师为研究对象,采用PSM方法,从执法和立法层面实证分析处罚力度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充分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证监会对审计师的行政处罚会加大审计师再次被处罚的风险和诉讼风险,并使其声誉受损,为了降低风险和挽回声誉,审计师会付出更多的努力,因此,执法处罚力度越大,审计师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充分性越高;由于新《证券法》在立法层面大幅加大了处罚力度,增强了审计师的责任感知,因此新《证券法》的修订增强了执法处罚力度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充分性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地区法治环境高、审计师具备行业专长、分析师关注度高的样本中,执法处罚力度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充分性的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果为行政处罚的有效性及新《证券法》政策有效性提供了更多的经验证据,也为推进新审计报告准则的改革提供了路径。

行刑衔接视角下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建设路径分析

随着企业合规制度建设的不断推进,行政合规的重要性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由于目前行政机关尚无配合刑事机关参与合规案件的法定义务,导致行刑衔接不畅成为合规建设完善过程中不可逃避的问题之一。对合规建设之路的有效探析,仅靠检察机关合规前移的努力显然独木难支。从行刑衔接的视角出发,利用公安机关的双重属性,通过适度延伸参与行政合规,立足公安机关与企业、行政机关、社会及其自身队伍建设四个方面,进而探寻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的有效路径,以适度参与行政合规举措完善刑事合规建设,实现行刑衔接机制的双向优化。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规制研究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正确适用是衡量公安机关是否依法行政的重要指标之一。在长期的公安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着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种类设定标准较为模糊、立法层级不够清晰、名称不统一、程序规定不够完善等诸多困局,有必要坚持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位原则,把公安行政强制措施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立法的形式规制下来,作为公安行政执法中的主要法律依据;同时在立法过程中秉持谦抑审慎善意理念,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坚持法律明确原则,明确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降低办案民警对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种类认识的错误率是对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位原则的必要补充。当然,公安行政执法也要兼顾利益均衡,受我国公安机关警力不足的瓶颈制约,在数量庞大的治安行政案件面前,法律制度的设置和修订也必须兼顾行政权的高效运行,才能最终达到良法善治的社会效果。

教师体罚性惩戒行为边界的法律评价

对教师实施的体罚性惩戒行为,不能排斥由教师承担治安管理处罚责任。然而,积极适用治安管理处罚责任的立场并不妥当,该立场与立法者的规整目的不符,同时也混淆了法律漏洞和未能严格执法、司法的区别。由于教师惩戒行为与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存在明显不同,并且相较于治安管理处罚,行政处分是一种更为有效抑制教师违规行为的机制,对于教师体罚性惩戒行为,应当坚持治安管理处罚责任补充适用的立场。只有在满足相应条件的情况下,才应当适用治安管理处罚责任。体罚性惩戒行为必须以存在相应的学生失范行为为前提;体罚性惩戒行为不能超过相应的必要范围;体罚性惩戒行为原则上应当满足补充性原则的要求。

我国生态环境治理样态、机制及对策研究——以公安机关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为视角

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合作式治理”方式一直以来是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公安机关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执法行动样态入手,解读公安机关执法过程中的多元联动机制,由此构建“关系—嵌入—共生”的三重治理机制框架,以此说明其在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行动机理。同时,从社会互动的视角出发,探索其中的多元互动和联动机制,即“复合型治理”模式。由此提出公安机关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路径,即从“制度再造”入手,促进制度渐进式改革;通过各组织间的相互融入,进而建构系统化组织治理模式;建构“复合型治理”模式,从而互构多元主体共治体系。

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中治安管理处罚的适用

《噪声污染防治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共同为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中治安管理处罚的适用提供了完整的法律依据。前者明确了应予处罚的社会生活噪声违法行为的种类,后者则明确了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和幅度。2022年6月起,修订后的《噪声污染防治法》正式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应当进行修订。这是因为:一方面《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的描述应当与《噪声污染防治法》相呼应,另一方面《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处罚种类和幅度应当与《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规定构成由轻到重、递进式的处罚体系。

公安院校行政法学科的内卷化与去内卷化

“新文科”“新法学”建设对公安院校行政法学科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公安院校行政法学科建设逐渐呈现出内卷化效应,具体表现为过度依赖传统行政法学总论及其建构模式,自我锁定公安院校行政法学科建设的功能,以机械化和过密化的知识训练替换公安院校行政法学科建设的真正目标。在新的历史定位和要求下,公安院校行政法学科应主动求新应变,实现去内卷化发展,即在遵循学科理论和对象理论的基础上,从整个社会规范体系所构造的“学科群”和行政法学自身的具体内容出发,合理把握公安院校行政法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建设的角色定位和三级价值导向,并适度调整行政法学科建设的主体范式、行为范式和救济范式。

《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中未成年人违法记录封存制度研究

未成年人违法记录封存制度作为本次《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之中出现的新制度,对于我国的司法实践和罪错未成年人的保护制度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对刑事制度中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违法治理层面的继承与发展。因此对两种制度的现状与异同展开全面分析,在此前提下阐明违法记录被封存的必要性,对具体实施中将面临的范围程序之确立以及该制度的监管与衔接进行研究确有必要。

治安管理处罚权的扩张与规制——治安法立法之视角

新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从立法宗旨上,既追求维护社会治安、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和谐社会之目标,又追求人权保障与程序公正之价值,同时注重对公安行政执法行为的规范。较之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治安法具有宽严更适度、程序更严格、处罚更规范、监督更有力的特点,从国家管理社会治安的目的与需要出发,扩张了公安行政执法机关之管理处罚权,规制了公安行政执法行为。

中国证监会2010年度证券行政处罚分析报告

为了从实证角度评估我国证券行政处罚的工作绩效,本文对中国证监会2010年的全部证券行政处罚案件(含市场禁入案件),根据不同的统计维度进行了专项统计分析。首先,对2010年证券案件处理方式、行政处罚具体类型、处罚对象数和处罚金额、年度收案结案比率等进行了总体的比较分析。其次,根据2010年证券行政处罚案件的数据信息,从违法行为、违法主体、处罚金额分布、深沪公司处罚数据对比、深市主板中小板处罚数据对比等维度展开专项统计分析。再次,分析了相关国家和地区2010年证券行政处罚案件的基本概况,并与我国相关数据进行了初步对比分析。从总体情况来看,我国证券执法的水平与我国资本市场在国际上所处的地位是相符合的。最后,本文对2010年被查处的内幕交易案件进行了专项统计分析,并与相关国家和地区证券监管机构查处内幕交易案件的情况进行了比较。总体上看,中国证监会内幕交易案件执法的力度和效率都取得了显著提高。

论ICCPR语境下行政拘留制度的“司法化”改革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国际人权对话的平台,对行政拘留制度进行司法化改革有助于该公约在我国的批准实施。行政拘留制度作为治安管理处罚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社会治安防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暂不宜直接废除,但必须对其进行司法化改革。实体层面应防止行政拘留对刑罚的僭越,将行政拘留期限缩短至3日以下,数行为并罚合并执行时,不超过5日。程序层面应引入诉讼化的构造,克服行政拘留处罚的随意性、监督的内部性以及救济的单一性弊端。在二元法律制裁体系中,行政拘留的司法化改革还应注重其与刑法的衔接,处理好其与刑事强制措施、管制、拘役以及有期徒刑之间的折抵问题。

论擅自损毁封条等环境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兼论《查封扣押办法》第23条第2款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衔接

在环境污染备受关注、环境法修改完善、环境执法加强的背景下,同案不同罚的情况却屡有发生。因《查封扣押办法》第23条第2款未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相衔接,导致擅自损毁封条等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缺乏统一标准,法律责任不明。无论从理论上分析其合理性,还是总结执法经验,擅自损毁封条等环境违法行为,应当与阻碍执法、隐藏、转移、变卖或损毁行政执法机关依法查封的财物行为的处罚相当。可以先通过行政解释,由公安部就《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0条规定的妨害行政执法活动行为作出细化解释,或直接由环境保护部与公安部联合修改规范性文件对该行为予以明确,以更好地指导环境执法实践。然《查封扣押办法》第23条第2款与法律的衔接问题最终必须通过修改立法的方式进行解决。

主办警官办案责任制——建立公安机关执法主体资格制度的新探索

为了端正公安民警的执法思想,规范公安民警的执法行为,提高执法质量,真正落实办案责任制,从根本上解决执法不严、超期羁押、办案质量差、批捕起诉率低等问题,以达到提高公安机关整体执法水平的目的,2001年2月,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并推行了主办警官办案责任制。所谓主办警官办案责任制是指在公安分局行政首长领导下,以主办警官为执法责任人的一种执法办案责任制。从出发点上说,“主办警官制”赋予执法办案责任制崭新的含义,并以此作为公安队伍建设和业务成效的最佳结合点,进一步引领公安工作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真正实现“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要求。截至2003年10月,经过两年多的实践与完善,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种相关制度的完善与落实,金水公安分局的“主办警官制”已步入良性运作轨道并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不仅极大地规范了全体民警的执法行为,而且大幅度地提升了公安民警的执法水平,提高了执法质量和执法效率。日前,本刊就学界与实务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专门采访了河南省郑州市?

行政诉讼证据法制化与治安行政处罚证据

行政诉讼证据的法制化建设对治安处罚证据的要求主要有:证据种类、形式、要求的法定化,公安机关的取证行为的规范化,证据效力的形式化,证明力的等级化,以及证据判断标准的明确化。这些都为办案民警在治安管理处罚认证中高度主观化的自由裁量权提供了客观化的标准,极大地促进了公安机关在治安处罚适用过程中牢固树立法制观念,严格依法行政,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大型公共活动中政府维护公共安全职责的履行

大型公共活动的举办尽管未改变政府的职责,但因公共安全任务的特殊性,法律不得不以公共安全为首要价值目标,并赋予政府根据维护公共安全需要启动一切必要的行政措施、选择履行职责所需方式的权力。然而,必要行政措施的实施不仅仅要真正基于维护公共安全的必要,而且还应符合法律优先、法律保留和比例原则。同时,为了有效地履行维护公共安全职责,政府既需要大部门体制又需要部门协调机制;既需要公众的参与又需要公众的配合。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衔接研究——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分析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是国家调整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两道堤坝,同时也是限制国家公共权力,保障公民人权的两部宪章。《治安管理处罚法》所描述的违法类型与犯罪类型相类似,甚至相同,二者之间会出现法条竞合的现象。因此,国家在调整社会关系上,应该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治安处罚手段能够达到预期效果的时候,应当根据刑法谦抑性的要求,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的解释,优先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只有在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应当受刑罚处罚程度,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的时候,才能动用最严厉的刑罚制裁手段。

我国台湾地区、德国与我国大陆治安管理处罚若干问题比较——《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成就与可提升空间

我国台湾地区《社会秩序维护法》、德国《违反社会秩序法》与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调整的范围相当。前二者调整范围定位的专业优先理念印证了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范围划定的科学性;在“治安违法行为的主体、治安管理的处罚制度”等方面,《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前两者比较仍有很大可提升空间,具体表现在治安违法行为主体之法定确认、治安管理处罚量罚之法定参考、没收之比例原则贯彻与对第三人补偿、罚款之分期缴付、停止与易科等方面。

《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治安行政执法的新发展

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治安管理处罚法》在立法宗旨、办案理念、基本原则、综合治理、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和适用、处罚程序等方面都有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治安行政执法的新发展,应当深刻领会,有效实施。

社会保障待遇追回中的信赖保护--以授益行政行为撤销与废止为中心

社会保障法主要通过社会保障行政进行相关待遇的给付,如果相对人不符合社会保障待遇给付的相关条件,则要对社会保障授益行政行为予以撤销或废止。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保障立法并未完全贯彻信赖保护原则。在法理论层面,法之安定性、基本权利保护原则为信赖保护原则的基石,在社会国理念下,信赖保护原则在社会保障法中的重要性更加突显。在社会保障行政的过程中,须从信赖基础、信赖表现、信赖利益的保护等三个要件,判断社会保障行政相对人的信赖是否值得保护。在满足信赖保护要件的情形下,如果授益行政行为存在违法情形,其法律效果可从行政行为可否撤销、撤销或废止是否溯及既往失效及社会保障待遇给付的返还等三个方面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