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与“道"——韩非政治法律思想源流辨析

韩非、法家的思想与道家之间的关系,历来受到学人的关注。本文的观点是:韩非及法家思想以道家学说为源流,这除了道家的“无为”适宜于宗法制集权统治外,更在于“道”等概念满足了法、国家权力运作等的形式普遍性需求。

韩非子“以法为本”思想的逻辑自洽性和历史合理性——兼论其利弊得失对现代法治的借鉴意义

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子的“以法为本”思想相对于先秦其他士人的相关思想而言,在理论上更加完备,付诸实践则更加易知易行。其“以法为本”思想以普通大众所具有的自利之心为内在根据,以法律制定的现实性与正当性为基础,以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与平等性为保障,具有逻辑自洽性。其反对崇古,坚持治国应务法而不务德;反对“势治”和“术治”,坚持“以法为本”,将“势”和“术”统一到“法”中;反对君主“释法用私”,强调君主严格守法,具有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性。韩非子“以法为本”思想具有有利于我国当前法治建设中依法行政、正确理解与践行德法并举、完善立法的理论养分,应加以借鉴和吸收;其不当之处体现在以维护君主专制统治为出发点和归宿,完全否定道德的作用,在实践中导致人治和对民众利益的践踏,不利于法治发展,也无益于国家治理。

韩非的道法思想与黄老之学

韩非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司马迁提出了韩非思想以黄老之学为本。文章在论证韩非思想本于黄老的必然性的基础上,分析了韩非关于"道"、"理"、"法"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与黄老思想进行比较。韩非重视"道"的规律义,明晰了"道"与"理"的关系,对黄老思想有继承和改造。不同于黄老通过直观方式体道,韩非提出根据"道"的功用和表现来认识"道","理"、"法"均为道的表现。韩非继承黄老道法结合的思想,但未明确提出"道生法"的主张,他的"法"是根据现实问题而制定的成文法。

借鉴韩非法治观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近年来医院暴力愈演愈烈,医疗索赔越来越高,防御性医疗越来越明显,如何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阐述韩非以法为治,定分止争,重刑止奸,法不阿贵和布之于百姓在医事立法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中的借鉴作用,探讨如何通过建立法律化、规范化医患关系来缓解医患冲突,改善医患关系。

法治臣民、术防重臣——韩非法术观论析

为重建母国政治秩序,韩非提出了"法治臣民、术防重臣"的政治主张。这将传统的"君—臣—民"线性统治在权力顶层替换为"君—民""君—臣"两条线索,将民和臣同时视为君权的对立面。韩非的法治具有预期确定、塑造公共理性的优点,解决了国家基本秩序稳定的问题。鉴于法不能有效约束重臣,他又提出"术防重臣"作为加强秩序的手段。当"法"走向"术",君主统治方式由"规范"转为"防范",就会最终导致君主集权下"权力的不均衡散布"状态。

当代新诗50年回眸

从 １９４９ 年７ 月第 一次 文代会 召开到 目前， 中国当 代新 诗已经 走过了 她既 磨难 坎坷又流金溢彩 的５０ 年的历程。可把这５０ 年的中国当代新 诗分为５０ ～７０ 年代 、８０ 年代 和９０ 年代三个时段，从诗 的流派、体式和 诗美内涵等三 个层面 进行 粗浅的 梳理 与考 察，以 期探 索与 把握当代新诗发 展嬗变的规律，并 试图对各时段 的诗歌创作给出 较为公允的评价 。

韩非的法、术、势及其现代政策价值

韩非是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政策思想以法为本,以术为核心, 以势为精髓,内容丰富而深刻,对我国现代政策理论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华夏传统文化与华人企业成长──兼析华人企业“法治化”途径

华人企业的成长有其普遍特征：小企业效率较高，缺乏世界级大企业和世界级著名品牌，容易短寿等。文章通过对华夏传统文化的反思，认为以“人治”为核心的管理是华人企业成长的“瓶颈”，华人企业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是建立以“法治”为核心的管理模式。此外，文章还对华人企业“法治化”的途径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文章着重指出：华人企业要想成长为世界级企业，就必须建立以“理性”和“规范”为核心的“法治化”管理模式。

韩非法治思想述评

韩非是中国先秦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创立的以法为本，“法、势、术”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体系，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准备，对后世影响深远。借鉴吸收韩非法治思想的合理成分，对于实现依法治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韩非法治思想及其消极后果

韩非创造的以法、术、势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对后代都产生了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全面认识正确评价其利弊,对今天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全,坚持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重具有深远意义。

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的衍变——以《管子》、《商君书》和《韩非子》为中心

中国的"法治"思想源远流长,始于先秦法家,从春秋时期的管仲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到战国时期的商鞅治国重"法",再到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的构建,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衍变过程,但法家的法治思想始终没有脱出君主专制下"以法治国"的巢臼。

论韩非“君道论”的内在矛盾

韩非试图为战国时代的中主建构一种“人设之势”,使中主能够挫败对君权的一切挑战,进而在确保君权绝对稳固的前提下实施高效的集权统治。“体道守法”“虚静无为”和“因人情”正是君主营造和运用人设之势的德行要求。韩非追求“中主”在践行其君道论的基础上成为“明主”,但是拥有绝对权力的中主必然会依道弄法和贪躁妄为,最终沦落为“暗主”,暗主却又是韩非明确反对的。韩非君道论因而呈现出深刻的内在矛盾,“体道守法”和“虚静无为”势必朝“依道弄法”和“贪躁妄为”的方向演进,这样“因人情”必然演变为“逆人情”。韩非君道论既展示了韩非对东周乱世如何“为治”的独特思考,亦体现出中国古人“得君行道”政治思维的深刻悖论,还体现了君主集权制度的运作逻辑及其内在矛盾。

西方古代自然法学说与《韩非子》思想之比较

《韩非子》中法令因循道理自然的主张,与西方古代自然法学说设立高于人定法的自然正义(NaturalJustice)有显著差异。西方古代自然法学说的自然正义能够评判现行法可否具备法律效力,含有永恒不变的确切内容及伦理道德上固定的价值倾向。《韩非子》的道理自然无力评判现行法效力。其学说亦不含永恒不变的确切内容与伦理道德上固定的价值倾向。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与西方逻辑思维的差别。

韩非"常""变"思想管窥

韩非是先秦时期著名的政治理论家、思想家、卓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立足于先秦时期各国的历史现状,提出了一系列光辉灿烂的精湛思想,其中对于"常""变"思想的新的理解和诠释,更具有鲜明的特色和独树一帜的风格,为其变法图强的政治改革和秦的统一天下做出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先秦时期德治与法治关系辨析

德治与法治本源于西周时期的礼治,至春秋战国时期,逐渐从礼治中分离出来,成为两种不同的治国手段。儒家虽重“德治”,但也承认“法治”的重要作用;而法家虽特重“法治”,然亦不排斥“德治”。

韩非政治法律思想的逻辑分析

唯利论是韩非政治法律思想的逻辑起点,他认为每个人都自私自利、好利恶害。韩非政治法律思想的展开是一个历史的辩证过程,他认为随着时代由“上古”到“当今”的转变,“人民众而财货寡”的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导致“唯利”的本性恶变为“为恶”的现实。于是韩非顺理成章地得出其政治法律思想的结论:要统驭这一人欲横流的“大争之世”,必须法、术、势三管齐下。

《韩非子》对形式正义的追求及其局限

为了解读《韩非子》的政治谈论和政治论说,从政治哲学视角进行分析。研究认为,韩非思想并不是一种"非道德主义"的伦理学说,《韩非子》体现出的政治哲学思想是在其"法治"论说中对形式正义的追求和辩护,但韩非所构想的"法治"甚至要求民众用生命的代价换取对人主或国君所立法律的固执坚守,其所有臣民在"人主之法"面前的平等,以及所有臣民在人主面前平等的"以法治国"之理念,与现代法治存在着本质性差异。

浅谈韩非对管仲法治思想的评说

春秋初年的管仲佐齐桓公尊王攘夷之功为历代美谈,但对其治国思想中的法治部分作出系统评价的却是几百年后战国末期的韩非。集法家大成的韩非肯定了管仲在齐国实行的变法改革,并认为变法改革是齐国成功的关键。他对管仲思想中的"刑罚""因能而受禄,录功而与官"的法术思想表示赞同,并对其思想中不成熟的方面作出批评。

韩非子的治国思想探微

韩非的治国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政治思想的总结与实践,“法”、“术”、“势”是其政权管理体系中的基本手段,三者融会贯通于一体,均是对国家政权管理形式及权势运作机制的设计。韩非的非道德主义及高度的君主专制思想,使其治国思想体系中君权与民权处于极端对立状态,是其天然的致命弱点。

继承与拓新:韩非论德治与法治——兼与先秦儒家、道家比较

文章将德分为八个子目,即仁、义、礼、智、忠、孝、廉、信,通过分别比较韩非同儒家、道家对法与它们的关系的探讨,认为韩非只是在一般的意义上反对"德治",而对德的子概念用法加以约束,凡有悖于法的都加以批判,有利于法的都加以吸收拓展。这种对德治的审慎的做法,其实是对儒家、道家德冶思想的继承与拓新,与当今社会主张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的观念暗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