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及当代启示

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既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探索,又是政府、社会与群众多元主体团结合作的乡村建设之举,更是共产党与基层社会良性互动的治理范式,全方位呈现了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新样态。基于既有学术研究的相关概念内涵,建构“场域-价值-利益”三重维度,分析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治理实践境遇。研究发现,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的多元互动已呈现出“共建、共治、共享”的关系形态。新时代新征程,推动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应体现乡村社会特殊历史演进中所蕴含的现代乡村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通过“场域共生”扩展多元主体参与渠道,“价值共同”增强地域发展情感认同,“利益共享”激活乡村内部经济活力,以此观照当今社会乡村治理发展及共同体建设的新形态及面临的新难题,更好地探寻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民办官助”政策的推广与实践-陕甘宁边区合作社运动的新方向

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发展初期,因相关党政干部思想僵化,采取包办代替、强迫摊派扩大股金等方式发展合作社,引起边区群众的反感,对合作社产生了消极影响。相反,南区合作社在刘建章的带领下,却走出了同其他合作社不同的道路,其开创的“民办官助”政策,帮助南区合作社不断发展壮大,以至成为南区人民的经济中心。南区合作社与其开创的“民办官助”政策作为模范被边区党委和政府所推广,并在中共西北中央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受到毛泽东高度肯定,帮助党的干部在经济工作中克服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束缚,极大发展了边区合作事业。同时在领导合作社贯彻实施“民办官助”政策中,中国共产党人也发现了自我改造的契机,极大锻炼了党的经济工作能力。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政权机关领导的制度载体与方式探索

“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在局部执政条件下的根据地执政党,其领导方式也具体体现在对于革命根据地的执政方略中。194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逐渐实现了从苏维埃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的转变,新民主主义理论也已经成熟,这为“三三制”的民主建政原则做了理论和实践的准备。在此基础上,具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纲领与边区“根本大法”双重属性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提供了制度载体,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权机关中的如何实现自身的领导方式。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中央西北局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中的领导作用

全民族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不但在执行中共中央政策中承担试验、推广、完善政策任务,更是中共践行“局部执政”最为重要的地区。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后,加强陕甘宁边区政治工作是面对的首要任务,也决定着西北局其他方面工作的成效。西北局通过贯彻落实《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在“三三制”原则指导下推进边区政权建设、推行边区精兵简政和组织开展边区防奸锄奸工作等重大举措,把边区的政治建设推向新的阶段,使边区成为当时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模范区域。

情理断案、调解与简约治理--以陕甘宁边区的婚姻司法为中心

陕甘宁边区的法制在中国近代法制史中占据重要地位。与南京国民政府模仿西方法治的“据法审判”不同,边区有意识地探索与中国国情更为吻合的司法之路。以边区的婚姻司法为例,由于法律规定的婚姻自由原则相对于边区社会来说过于超前,在实践中引发了不少始料未及的问题,边区在改进立法的同时,也积极寻求司法中的变通方式。在判决中运用情理做出判决的“情理断案”,以及推广相对灵活、不拘法律条文的调解模式,即是边区在司法中进行变通的产物。“简约治理”模式符合当时精兵简政的潮流,以有限的司法资源维持了边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它既体现了边区对中国古代司法传统的继承和超越,也体现了对南京国民政府司法模式的反思与改进,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新型法制道路的可贵尝试。

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治理的策略选择与实践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它的乡村社会治理策略具有其独有的特征。在社会治理力量有效性不足的历史情境下,面对边区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共产党极力协调各种力量和要素进行乡村治理模式的转换和重建,一方面充分发挥基层核心领导下村民自治作用,激发乡村社会治理的内生力量;另一方面颁布实施一系列社会治理政策,为社会治理提供制度支持和制度保障;加之利用民间公约及习俗等,发挥德治力量,采取自治、法治和德治相互融合的策略,全面提升了边区乡村社会治理的效能,稳固了陕甘宁边区基层社会基础,使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顺利地实现了由原有的治理模式向新民主主义治理模式的转型。研究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策略选择及其实践,不仅对加强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推进当代我党现代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宁夏盐碱地成因及分区治理措施综述

【目的】综述宁夏典型片区盐碱地成因和治理措施,归纳形成宁夏盐碱地分区高效治理模式。【方法】选取红寺堡区、平罗县、惠农区、兴庆区和贺兰县为典型片区,从土壤质地、地下水位、气候条件、灌排条件、地形地貌和土地利用方式等方面梳理盐碱地成因,总结灌排管理、物理调控、化学调理和生物改良等治理措施及评价应用效果,提炼分区高效治理模式。【结果】宁夏盐碱地共同成因包括干旱少雨、蒸发强烈、人类活动影响和灌排不协调等;分区成因主要为红寺堡区弱透水层及洼地盐分淋洗效率低,平罗县西大滩白僵土碱化度高和渠口乡作物插花种植,惠农区地下水受黄河水顶托常年居高不下,兴庆区风沙土土质易加速土壤蒸发返盐以及贺兰县成土母质含盐量高和低洼地区排水不畅等;基础治理措施为建立良好的灌排体系,针对性的分区典型治理措施包括红寺堡区应通过物理调控打破弱透水层形成连贯排水通道,平罗县西大滩应着重改善白僵土土壤结构,平罗县渠口乡应推进土地利用类型合理化,惠农区应以优化供水格局、促进排水和降低地下水位为主要措施,兴庆区则应通过合理灌溉实现抑盐作用和培肥提升地力,而贺兰县则应以改良土壤特性、排水和研究种养循环模式为主。【结论】各分区需在建立良好的灌排条件的基础上,兼顾其他治理措施,实现高效协同治理,同时加强水盐监测、多措并举实现宁夏盐碱地分区综合治理。

陕甘宁边区人民调解制度的历史经验及其当代启示

陕甘宁边区人民调解制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司法经验的典型代表,也是完善新时代人民调解制度的重要历史经验。边区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既深受历史文化的影响,又赓续了党的优良调解传统,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呈现出功能定位多重、审判与调解结合、工作开展依赖性强等特征。边区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历程表明,党的领导是人民调解制度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群众路线是人民调解制度的根本工作路线,“权威”塑造是边区人民调解制度前进的重要助推力量。发展完善新时代人民调解制度,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调解理念,推进人民调解制度规范化建设以及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协同作用。

陕甘宁边区对巫神的改造

延安时期由于封建迷信思想盛行、医疗条件落后,巫神在陕甘宁边区大量存在,不仅损害了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还造成边区社会秩序的紊乱。为了破除人们的迷信思想,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党的领导下,采取一系列措施,与巫神展开斗争,如普及医疗服务,推动科学教育,组织巫神参加生产劳动,帮助其解决生产生活困难。通过对巫神群体的改造,增加了劳动力和农业产出,提高了人们对医疗科学的认识,提升了城乡社会的文明程度。边区在改造巫神的过程中,注重党政引领、群众动员、思想转变,其中形成的克服强迫命令与“尾巴主义”等经验,为当下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启示,具有借鉴意义。

“两手发力”推动宁夏水资源利用保护的思考

为深入贯彻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宁夏坚持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推动新阶段水资源利用保护高质量发展,支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文章总结了宁夏推进“两手发力”的总体进展情况和经验做法,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和具体建议,为全国在水资源利用保护领域推动“两手发力”提供经验和示范。

技术与干部:陕甘宁边区传染病防治的主要抓手——以《林(伯渠)主席指示各级政府扑灭病疫为当前急务》为中心的考察

医疗技术和干部素质是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防控传染病的主要抓手,这在《林主席指示各级政府扑灭病疫为当前急务》中有鲜明体现,该文一方面介绍了伤寒、霍乱等传染病发生的原因,即胡宗南部队带来的人祸和旱涝霜冻等造成的天灾,一方面介绍了防控传染病的医疗技术,在此基础上,特别指出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是影响抗疫的重要因素。反对官僚主义的主要举措有:表彰传染病防治中的优秀干部以树立榜样,批评传染病防治中某些干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作为、乱作为以警示告诫,通过对比,强调干部必须扫除官僚主义的思想和作风才能真正做好防疫工作。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新秧歌与乡村群众的思想改造

1943年前,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乡村社会治理工作上遇到了多重困境,生产、军事、党政、文教多个方面的工作因为乡村群众思想上的保守与落后而进展缓慢或停滞,“群众脑子里的敌人”严重威胁到中共在边区的发展与生存。为了走出这一困境,共产党人将具有本土化、广场性和互动性的传统秧歌改造成为与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新秧歌,由于这一新的宣传形式喜闻乐见,使得乡村群众在自愿参与的过程中自觉完成了思想改造,不仅推动了陕甘宁边区的乡村治理工作,也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陕甘宁边区的革命发展进程。

法治宁夏建设:实践基础、现实困境及推进路径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区域发展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法治宁夏建设是实现依法治区战略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新宁夏的重要法治保障,也是关系继续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美丽新宁夏的重大战略问题。新时代十年,宁夏在法治建设各环节各领域迈出新步伐,为法治宁夏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对标依法治区战略要求,宁夏在立法、执法、司法、法治社会建设等方面还存在短板弱项。当前,必须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以推进科学立法为前提,以扎实推进依法行政为关键,以奋力维护司法权威为重点,以构建法治社会为基础,不断提高法治宁夏建设水平。

中国共产党推进陕甘宁边区治理现代化的“延安之治”

为了“作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主要任务是打造一个强大的边区,着力推进边区的治理现代化,构建一个模范的善治的边区。在模范边区的构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从当时的执政条件和实际境域出发,通过不断优化党、政、社、群等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开启了治理民主化、法治化、有效化和纵深化的“延安之治”。虽然这一时期边区对治理现代化的探索是初步的,但其蕴含的政党逻辑、人民逻辑、发展逻辑和本土逻辑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探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逻辑”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陕甘宁边区廉政制度的结构体系、特点与价值镜鉴

陕甘宁边区廉政制度在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史上具有重要的代表性和示范性,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研究其结构体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陕甘宁边区的廉政制度由廉政法律法规体系、干部教育管理制度以及民主监督制度构成,形成了完整的制度结构体系,在制定及落实过程中彰显出系统性、有效性以及人民性的特征与优势。陕甘宁边区廉政制度建设在健全法律体系、完善干部教育管理制度和加快民主监督体制改革方面对新时代廉政制度的科学化、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陕甘宁边区廉政法规体系的构成

延安时期,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致力于打造一个清正廉洁的人民政府,营造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环境。以此为目标,党和边区政府颁布实施了一系列廉政法规,并配套相适合的司法程序,保证了廉政法律的有效执行。这些法规有旨在惩处贪污腐败的专门性法律,也有贯穿于宪法、行政性法规和其他各种法律中相关条款,涉及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和干群生活的方方面面,是较为完善和系统性的法规。实践证明,党在当时所构建的廉政法律制度体系,对于形成廉洁的党风政风和营造和谐向善的社会环境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赈灾救灾

为了考察和梳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赈灾救灾情况,采用了文献资料和统计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陕甘宁边区军民生产、生活受到极大影响。陕甘宁边区政府紧急划拨赈济粮款、妥善安置灾难民、防疫治病、兴修水利、开展节约和捐助运动、设立义仓、抢种、补种等措施,赈灾救灾成效显著。陕甘宁边区军民战胜灾荒依靠的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有效组织和领导;注意对群众的宣传、教育,积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生产自救;边区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

新环境下宁夏基层社区治理效能与提升举措研究

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基层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本落脚点。只有注重基层社区治理,才能不断增强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当前宁夏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平安宁夏建设扎实推进,社会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群众对各级政府和基层组织提供服务的满意度不断提高。但是社区共建意识不够强烈,社区队伍建设有待加强,综治工作合力不强。建议进一步创新社区组织体制,培育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和专业社会组织,夯实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之根基。

宁夏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现状研究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是现代"小政府、大社会"背景下,转变政府职能,提高体育管理效率的重要举措。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问卷调查法对宁夏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的现状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宁夏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存在制度供给不足、购买模式单一、社会组织力量薄弱、缺乏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等问题。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加强宁夏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顶层制度建设;加大政府投入,壮大体育社会组织力量;重视绩效评估,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的建议。

宁夏移民扶贫开发的经验和效果

移民扶贫开发是中国农村扶贫的一种重要方式。回顾了宁夏移民扶贫开发三个阶段,即吊庄移民(1983-2000)、易地生态移民(2001-2007)和现阶段中部干旱带县内生态移民(2007-2011年)的情况,探讨了宁夏移民扶贫开发的经验主要是政府主导型移民;省内近距离移民;在确保资金到位的前提下坚持了因地制宜,效益为重的原则和多元开发模式。最后论述了当前移民工程所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