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环境司法机制的发展:从环境法庭到环境法院

为促进流域的司法保护,我国一些地方法院成立了专门的流域环境法庭。但从流域环境法庭和流域环境巡回法庭的实践情况来看,还不能满足流域整体性保护的需要,也不能适应流域法的发展需求。我国流域司法机制建设,宜从流域环境法庭逐渐转到流域环境法院。流域环境法院的建立在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进程中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按照流域法的保护理念和环境司法专门化的要求,流域环境法院的建设首先要合理设置审判机构,其次要科学设计程序制度,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数字司法的法治边界

随着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现代司法发生了基础上的底层变革,在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数字司法创新,演绎出数字司法的时代逻辑,形成了新型的数字司法运行机制,使得司法质效获得了空前提升。然而,数字司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风险,需要在司法能动与司法谦抑、数据业务与数字正义、数字技术与法治人文上进行恰当的“三重”平衡,从而确立数字法治理念,推进司法制度变革,厘定数字正义原则,构建数字正当程序,实现数字司法的形态转型和迭代升级,进而绘就数字法治的“中国图景”。

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刑事合规改革十大问题研究

涉案企业刑事合规改革中法院参与乃必然趋势,各地在理论准备不足、制度缺位的情况下进行改革探索,其困难和困惑自不待言,法官在参与该项工作时的消极态度即是明证。法院如何参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其中的重点问题包括法院参与的理论基础、职能作用的发挥、法院开展合规审查考察期的确定、法院进行合规审查适用的案件范围和适用的诉讼阶段、从宽幅度的把握、考察报告的证据属性、法院如何为申请进行合规审查的被拒企业及其责任人提供救济、刑事合规在法院审判中的刑法适用、容错机制的建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的必要性等十个方面。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可以为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和参考。

新修《民事诉讼法》中的网络侵权管辖研究——兼论涉外民事诉讼管辖规则

我国现有网络侵权纠纷地域管辖规则难以实现当事人之间程序利益的平衡、司法资源与秩序利益的平衡、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平衡。2023年《民事诉讼法》以适当联系为补充根据扩大了平行诉讼的可能性,以先受理和不方便法院的混合规则强化了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增加了涉外网络侵权纠纷管辖规则的不确定性。国内和涉外民商事纠纷管辖规则均为民事诉讼管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均具有民事诉讼本质和涉网特征,由此构成了网络侵权纠纷管辖体系的重塑动因。为解决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差异、新兴权益保护的迫切需求、管辖规则与其他诉讼制度的衔接问题,应根据涉网程度不同,重塑“非网—弱网—强网—专网”的多层次管辖体系,以平衡网络侵权纠纷主体诉讼能力的差异,实现法院案件审判全流程的制度衔接,兼顾国内与涉外管辖规则的有机结合。

模拟法庭在法医病理学教学中的运用

法医学根植于医学,服务于法律,法医病理学要求学生具备专业的理论知识、一定的法律知识和丰富的实践技能。传统的法医学教学往往忽视对学生的法学教育,亟待改革。模拟法庭教学是一种先进的实践教学手段,通过整合法医病理学中的典型案例,模拟庭审的各个环节,包括刑事案件资料准备、角色分配及分组讨论、法律文书撰写、开庭审理、总结评价等,不仅充分启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在实战过程中完成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还提高了学生的法律素养,使学生更加熟悉司法程序,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有效转化,弥补了单一教学模式的不足,助力培养复合型法医人才。模拟法庭在法医病理学教学过程中仍存在局限性,需要教学人员改变传统观念,充分认识到其对培养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重要价值,由“表演式”向“实训”转型,通过真实场景使学生获得沉浸式体验。

《体育法》司法适用:从实证到法理的考察——面向良法善治的中国式体育法治现代化

通过对150篇法院适用《体育法》裁判文书的时间序列、案件类型、援引条款以及审理程序、结果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目前我国适用《体育法》案例总体数量较少但呈逐年增长态势;民事案件占绝大多数;法律条款援引不均衡,司法与仲裁管辖争议成焦点;绝大多数案件未进入法院实体审理程序。对此我们不仅要从现象中具体描述“现状是什么”,更要从法理高度深度挖掘现状“为什么是这样”。事实上这里既有法制定层面上立法内容和立法技术不完善的立法瑕疵问题,亦存在法实施层面上“同案不同判”和司法纠纷“闭环”解决的司法公正彰显不够问题。虽然2023年新《体育法》试图回应并克服这些弊端,但仍不足以适应中国式体育法治现代化的新要求。未来应树立体育立法与司法联动的整体体育法治观,在立法层面根据新《体育法》及时制定相应制度的细化规则,完善配套制度,提升立法操作性;在司法层面及时出台针对性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探索增设专门的体育法院或法庭,提升司法公正性,以体育立法和司法的双向重塑推动中国式体育法治现代化的行稳致远。

理解中国式体育法治现代化:问题检视与实践进路——基于150份适用《体育法》裁判文书的分析

中国式体育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和体育法治建设的“思想交汇”和“实践交集”,通过对司法场域中150篇援引《体育法》的司法裁判文书分析发现,目前我国公开的体育司法案例数量总体偏少且民事案件居多;程序性条款援引居多,司法与仲裁管辖成争议焦点。对此不仅要从现象中具体描述“现状是什么”,更要从法理高度挖掘现状“为什么是这样”以及“未来怎么办”,这背后同我国体育立法精细性、系统性不足,审判人员适用法律有偏差,多元化体育纠纷解决机制不完善密切相关。虽然新《体育法》试图回应并克服这些弊端,但仍难以适应并满足中国体育法治现代化的新要求。中国式体育法治现代化应是现代体育法治规范体系、现代体育行政执法体系、现代体育司法治理体系和现代体育行业自治体系的系统建构。最高司法机关应及时出台相关涉及体育的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加强体育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探索设立专门的体育法庭或涉体审判法官工作室。

论基层法院法官助理的职能定位

法官助理制度是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我国在推进法官助理制度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些有益经验,但法官助理制度也存在培养机制不够完善、差异化培养不足、配置模式缺乏科学性和角色冲突等问题。只有充分发挥法官助理的作用,明确法官助理的职能定位,才能助力案件审执质效的切实提高。对法官助理队伍分工细化,构建“跟进式”人才培养体系,不仅有利于法官助理队伍的管理和效率提升,也有利于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建设。构建双类型法官助理模式,赋予助手型法官助理更多的业务锻炼机会。进一步明确法官助理的职能边界,规范法官助理的选任制度,有效发挥法官助理的制度优势。

国际法治中的跨国司法对话与中国的因应

伴随着全球司法议题的变化和司法理念的革新,跨国司法对话越来越广泛地发生于法院之间。根据参与对话的法院在国内和国际法律体系中的相对地位高低,跨国司法对话可分为横向对话、纵向对话和混合型对话三大类。跨国司法对话能够促进国际义务的接受和执行,并提升国内判决的说服力。在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我国司法被赋予了积极参与构建涉外法治的新使命。为扩大中国法院及其判决的国际影响力,应当完善中国法院开展跨国司法对话的实践路径,具体包括:深化通过跨国司法对话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不断提升我国涉外案件的国际影响力和鼓励中国法院积极与外国法院开展互动交流。

衡平与融合:法院调解的法经济学分析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趋于规范,但司法资源的相对紧缺性和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使得包含当事人在内的普通民众开始关注并比较法院调解和审判的经济性。从法经济学的维度,通过审视法院调解的作用与法院判决的经济性差异,对比二者的预期、调解成本及调解的触发机制,提出调整当事人预期、明晰审判成本、拓展调解辅助因素等优化调解的措施,以期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引导法院进行科学调解。

智慧法院与企业商业信用——基于互联网法院设立的经验证据

商业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部分企业的信用状况仍有待改善。智慧法院是顺应科技发展的司法创新实践。本文借用互联网法院设立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智慧法院的设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智慧法院的设立提高审判效能并简化诉讼流程,这使得存在违法行为的企业更容易被追究责任,从而增加其被诉的频率及涉案金额,供应商为降低违约风险,减少对其提供商业信用,故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受到抑制。商业信用融资受到抑制的企业主要位于经营环境较差地区,智慧法院的设立有利于规范地区企业融资行为。智慧法院的设立对于市场势力较弱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抑制作用更大,支持买方市场理论。本文为探讨智慧法院建设的经济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并补充了司法与诉讼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

比较法视野下司法人工智能的多元演进

法律发达国家基于本国司法实际情况与功能定位发展出司法人工智能的不同样态。英国、美国、法国的司法人工智能,分别出于解决传统司法运行缓慢花费高昂问题、拓宽人工智能法律应用场景、加强司法数据公开等原因,推出了在线法院、量刑建议与预测正义等典型做法,但均受到各自司法制度的掣肘。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引入非但不会改变一国司法的基本特征,反而会基于一国之司法背景,服务于司法运作,不断强化这一特征。我国司法人工智能建设应当发挥顶层设计的整合效应、试点—推广的改革逻辑和人民法院的政治定位等司法体制优势,在人工智能技术引入的基础上同时做到司法制度的因应变化。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视域下“国际私法”课程教学改革

传统的“国际私法”课程存在内容多、学时不足,教材案例陈旧、不接地气,思政元素不够,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机械单一等问题,导致教学效果欠佳,学生能力提升不明显。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课堂改革:一是引入教学案例,让晦涩的理论深入浅出;二是结合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展开教学;三是进行模拟法庭,激发学生积极参与,提高学生法律实务能力;四是加强课程思政,有条件的情况下开展双语教学;五是改变课程考核方式,让学生真正做到掌握知识。

“弹性”的嬗变:合法性原则在国际刑法中保障人权的价值演绎

合法性原则是国际刑法中的一项重要人权原则,该原则要求审判机构的司法行为符合国际刑法的渊源。保障被追诉者的人权与实现被害人的正义诉求之间存在的冲突,导致大量国际刑事审判实践对合法性原则采取“弹性”处理的方式。国际刑法诞生以来,经历了以战争规则为主要渊源,较多地吸纳国际人权法及各法域刑法规则,以《罗马规约》为核心发展成较为独立的国际法部门三个阶段。各类审判机构在不同阶段的实践呈现出以“弹性”处理为主,逐渐趋向于收紧的阶段性规律。严格合法性原则具备充分的价值根基,更符合国际刑法最高功能定位,也符合现代刑事司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根本价值取向,同时符合国内法与国际法在人权保护机制上交互影响的趋势。因此,应当合理限制国际刑法的定罪渊源,谨防因其肆意扩张而造成的对人权的威慑。

论我国未生效商事条约的法律适用

未生效商事条约的法律适用不仅可以增强准据法的灵活选择与商事裁决的可执行性,还可以进一步扩展条约适用范围并不断促进国际商事规范的统一。而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失效后,未生效商事条约得以“国际贸易惯例”适用的唯一表征性条款也失去了法律依据。为完善私法性条约的国内法律适用理据,并建立国内法与涉外法多元统一的私法条约适用模式,我国一方面应确立依职权适用未生效条约的准据法调适制度,强化替代性商事条约的补充适用功能;另一方面,我国还应结合《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对“交易习惯”的最新识别与认定,准确理解《民法典》第10条“习惯法”的含义,在法律渊源体系中确立国际通用未生效商事条约的“习惯法”地位,为司法机关扩大适用未生效商事条约提供权威的正式法律依据。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再省思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是我国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探索,为我国行政争议实质性预防化解贡献了制度力量。但由于该制度的正常运行需要行政机关负责人具有较好的法律专业素质、付出更多额外的时间和精力等原因,在当前情况下,这一制度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很好实施,出庭应诉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为充分发挥该制度在依法治国和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积极作用,需要进一步明确出庭应诉的行政机关负责人范围和案件种类,衔接法治政府考核评定和责任追究,鼓励相关部门参与监督该制度的实施与完善。

民国初年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民初大理院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形塑

学界普遍认为《大清现行刑律》民事部分的效力由1912年4月3日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决议所确立,但梳理史料却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原因在于,该决议由南方政权作出且并未被北洋政府承认,故民事法源的空白未在立法层面得到解决。“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确立,离不开大理院在“司法兼营立法”过程中的塑造。民初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大致经历了通过《大清民律草案》的尝试与挫败、大理院确立“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地位、剥离《大清现行刑律》刑法属性及该律地位的巩固等阶段。纵观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自清末兴起的“诸法合体说”起了关键作用,大理院根据该观点将《大清现行刑律》区分为不同的部门法,既解决了“无法可依”的困境,又避免另立新民法将会遭受的阻力。

“新时代人民法院能动司法”笔谈

能动司法是审判机关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紧密围绕全面依法治国这场深刻革命进行的具体实践,是人民法院为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促进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和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的客观要求进行的积极探索。只有深刻把握新时代能动司法的重要意义和深刻内涵,不断深化能动司法实践,加强理论实践互动,构建体现中国特色的新时代司法理论体系,才能实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审判理念。本刊组织了三位学者,以“新时代人民法院能动司法”为笔谈主题,通过对能动司法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等方面进行剖析,勾画新时代人民法院能动司法的理论蓝图和实现路径。

司法组织改革措施之游移与锚定——以法院组织法与民诉法交叉内容为切入点

作为规范人民法院设置、组织和职权的基本法律,法院组织法规定了人民法院以何种组织形式开展(民事)审判活动以及审判组织在(民事)诉讼中的职责;作为调整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基本法律,民事诉讼法对人民法院从事民事审判活动的行为及职责作出规定。因此,两部法律在人民法院的规定上存在交叉内容。从理论角度分析,交叉内容应当是一致的。但由于分属不同法律部门,且发展亦不同步,因此,现阶段两部法律的交叉内容有相异之处。立法上的差异给人民法院进行民事审判及当事人参加诉讼造成了困扰。在锚定法院组织法与民事诉讼法关系的基础上,对交叉内容进行分析、厘清产生差异的原因、进而提出消弭差异的建议,以供立法完善时参考。

中国司法大数据应用的主要成就与理论逻辑

近年来,中国司法大数据应用建设主要聚焦在平台建设、数据汇聚整理、大数据应用推广三个方面。其中,平台建设为数据汇聚提供了基础,数据汇聚为大数据应用提供了前提,大数据应用则催生了新的平台。近五年来,中国司法大数据应用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包括但不限于建成了基于大数据智能服务的审判支持系统和数据共享交换系统,完善了司法审判信息资源库,各级法院大数据分析系统广泛应用。总结中国法院司法大数据发展逻辑,可以将其归纳为:司法大数据发展方向遵循顶层设计,司法大数据发展的初衷是服务审判管理,司法大数据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服务人民。未来,中国司法大数据应用向纵深迈进应当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强化顶层设计;完善制度规范,维护司法公正;打破数字壁垒,服务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