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制度构造——从法官和律师的视角出发

2024年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全国律协首次召开工作交流会商会,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建立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四方会商”机制,聚焦共同关注的律师工作重点领域,强化协作配合,深化良性互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服务。该会议在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加快建立法律职业共同体,促进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家等法学领域的专业人士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进步贡献其自身力量。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律师和法官作为核心成员,对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但是由于两个职业的各自特征不同,在法律的运行过程中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因此,要从法官和律师的角度出发,积极调和两个职业之间存在的固有矛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职业伦理体系,促进我国法律职业伦理体系的发展与进步,推进法治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职业伦理视阈下证券律师的行业管理

近年来,证监会逐步加大对证券律师行业的管控力度,而作为律师行业自律组织的律师协会对此现象一直保持缄默,引发实务界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议。证券律师作为特殊行业律师,承担着“看门人”和“代理人”的双重角色,这使得他们在职业伦理上面临冲突,职业伦理违规行为也时有发生。对此,自律的失灵存在客观原因,而他律的介入有其合理性。基于我国证券律师行业管理现状,借鉴境外证券律师行业管理经验,应当加强他律与自律主体间的合作,在现有律师职业伦理规范中加入对证券律师的特殊要求,建立证券监督机关、司法行政部门与律师协会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强化对证券律师的内部惩戒,建立证券律师行业联合惩戒制度。同时,细化明确证券律师选择规则,建立同行评审制度。

公益维权律师的职业性与制度化——以典型案例的“过程-事件”分析为视角

律师的职业化进程紧跟中国法制建设的步伐,在法律共同体理念的影响下不断展开,转型社会的公益维权实践逐渐催生出公益维权这一新兴律师群体。公益维权律师积极介入社会利益纷争,推动公益维权,实现个体权利诉求的满足或群体利益目标的达成,进而指向政策优化乃至制度变革,具有显著的职业性。在公益维权实践中,通过将具体个案中的法律问题进行“外部化”操作,公益维权律师赋予具体个案以舆论影响力,将案件变成事件,在成功获得“维稳关注”之后,就应该再将事件变成案件、盘活制度资源,使公益维权个案“再法律化”,从而能够最终在制度化渠道之内得到妥善处理。把握公益维权事件过程中的行动策略,凸显公益维权实践的目标指向,扩展公益维权的制度变革效应,有利于增进公益维权律师的群体内聚与职业整合,最终实现公益维权这一新兴律师职业的制度化。

律师庭外言论的规制逻辑与模式转型

律师庭外言论是律师法庭辩护的必要延伸,对于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自媒体时代律师庭外言论的特点也决定了规制律师庭外言论的必要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有效规范律师庭外言论、确立庭外言论的衡量标准。我国对于律师庭外言论的规制属于司法秩序模式,以司法秩序的维护为价值导向,应当由行政管控转向审理公正的规制逻辑,实现审理公正的模式转型。具体而言,在衡量律师庭外言论正当与否方面,应确立实质危险与道德性相结合,即主客观相统一的评判标准,实质危险是指律师庭外言论可能或已经对司法公正造成实质损害,这是非正当庭外言论的形式特征;道德性与非道德性相对,律师基于法律职业伦理为当事人谋取合法利益,在相对意义上即具有了道德性。此外,法律还应明确规定“禁止区”与“安全区”,为律师庭外言论的发表提供清晰明确的规范指引。

辩护律师保密义务的道德追问

从义务论的角度,律师保密义务的确立体现了律师职业伦理是以“角色差异”为基础建构出来的道德领域。律师保密特免权是保密义务在对外关系上的延伸,作为一种法律职业特权,其主体应为律师。律师保密义务肯定论的理由主要包括:诉讼程序的对抗制、委托人的自治性和委托人对律师的信赖基础。律师保密义务否定论的理由则为律师的社会责任、律师的独立性。如果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对保密义务的伦理属性进行综合评估,律师与委托人的信任关系构成职业伦理的基础,律师的社会角色定位决定着律师职业伦理的性质。律师保密义务的伦理基础是将大众伦理的普遍观念与职业的特殊性相结合,但并不能排斥律师角色的社会公益性。我国的除外制度过于狭窄,在逻辑上很难说是律师保密义务的例外。律师保密义务的合伦理性还需要通过丰富的个案实践不断地接受道德追问得以深化。

中国律师行业管理体制研究

中国加入WTO,对政府转变职能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律师业管理也应适应入世要求,根据律师的职业属性和行业协会的特性,参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充分发挥律师协会的功能,进行行业自律管理。为此,应转变观念、健全内部机构,完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系,进行相应的制度建设。

当代中国律师“公益性”职业伦理之缺失:基于李庄案的思考

"公益性"伦理的缺失是当代中国律师职业伦理的一个基本现象,重庆李庄案折射出我国律师职业群体及学界对此缺乏反思性的认识。以李庄案作为切入点,分析当代中国律师"公益性"职业伦理缺失的职业发展背景和社会制度原因,认为法制移植背景下对律师职业伦理的片面移植、国家权力对律师制度的主导,以及司法制度中的政法传统等因素对于当代中国律师"公益性"伦理的缺失不无影响。

浅议律师的执业风险及防范

律师的执业风险可分为安全风险、责任风险和准风险。律师执业风险的产生,既有立法的原因,也有实践中管理疏忽和律师自身等原因。防范律师执业风险,应加强和完善立法,充分发挥管理部门的职能,建立律师执业责任保险制。此外,律师也应努力提升自身素质。

中国律师职业伦理为什么成为问题?

中国律师职业伦理的出现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与律师角色定位的变化有紧密关联,是制度改革的必然产物。然而,中国律师的职业伦理问题之所以较为突出,还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制度移植中的误读,如对党派性理论和商业化的片面理解,导致律师职业伦理出现偏差;二是制度的缺损与不足,使得律师职业缺乏必要的伦理训练和有效约束;三是律师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冲突和差异,使律师职业格外引人关注,并易于遭受负面评价。

论律师职业伦理的冲突与消解

律师常常面临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之冲突、多重责任之冲突以及职业主义和商业主义之间的冲突,根源在于其自身公共性与商业性的内在冲突以及职业伦理与大众伦理的分野。由于制度安排,中国律师还面临着自治困境、忠诚困境和认同困境等特殊的职业伦理困境。除了借鉴他国对律师公共责任的强调以及制定行为示范规则外,我国还应当在律师的重新定位、职业养成与训练、职业准入制度等方面进行调整,同时增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实效性,从而最大限度地消解职业伦理困境,促进律师职业的健康发展。

转型社会中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法律职业共同体不同于法律人和法律人阶层的概念,它们在内容、形成及演变等方面存在着差别。法律职业共同体是达到了一定组织化程度的概念,具有专业性、公共性、自治性、流动性的特征。厘清转型社会中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概念和理论基础,有助于推动我国处于转型时期的法律职业化进程,创造更为良好的司法环境,达到更好的社会效果。

我国律师执业权利的地方性规定探析——在新律师法与新刑事诉讼法之间

尽管我国地方性规定游离于国家法制之外,但在现实中它却是律师角色实现职业价值的某种基础保证。虽然我国2008年新律师法着力于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但是在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之前各地方制度博弈下的迥异做法却加剧震荡了律师执业环境,尤其是会见权利、阅卷权利、调查取证权利和人身保障权利。这一特殊阶段暴露出我国律师执业权利地方性规定的契合与冲突、增量与变量等复杂问题,这必将成为我国中央和地方切实统一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未来立法及实践的重要考量。

传统与转型:坚守正义、守护良知和维护荣誉

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一员,既要代表和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又要看重正义和司法公正。律师应当成为社会的一个阶层,构成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构成公民社会一个最成熟的层面,成为反对专制和建设民主的重要社会力量。新世纪初,中国律师随社会政治转型再次面临新的转型,律师将从传统职业角色中走出来,部分地转向社会公共事务和政治生活。律师职业转型应当适度保持传统本色,以实现社会正义为根本使命,以守护社会良知为职业本分,以维护共同体的荣誉为最高利益。

美国律师管理制度对中国的借鉴——以法律服务市场准入为视角

美国的律师管理制度以行业自律为主。美国律师协会在法律服务市场准入中负责制定管理律师的行业规则和纪律。相比之下,中国律师协会的自律管理薄弱,未能在中国法律服务市场准入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国的律师管理制度有许多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

统一司法考试与高校法学教育的互动与协调

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对高校法学教育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引发了各界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热烈讨论,本文从对高校法学教育的定位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应当正确认识司法考试的导向性作用,改革高校法学教育,同时完善司法考试本身,两者的良性互动与协调才能更好地为我国法治建设服务。

论律师刑事执业风险及其人身保护

因滞后的律师观、错误的立法导向、侦控机关的不当追诉等,辩护律师在刑事执业中存在较大的人身风险。为加强对辩护律师的人身保护,应赋予辩护律师辩护言论的豁免权,确立辩护律师保守执业秘密的原则,保障控辩双方的平等。

优秀法律人如何养成?——以美国佩斯大学伊丽莎白·霍伯法学院为例

为了实现将学生培养成"优秀法律人"的教育目标,美国佩斯大学伊丽莎白·霍伯法学院建立了课前预习、案例分析、实务培训和多元互动教学模式来培养学生"像法律人那样思考"的知识技能与职业信仰。同时,信息技术时代的法律人还应具备良好的法律信息素养。此外,制度化学术交流和公益性社会实践可以促进法律人更好地为社会提供服务,逐步建立起法律知识共同体和法治建设共同体,最终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这为我国在全面依法治国新时期推进法学教育改革提供了参考借鉴。

当代中国法律职业化路径选择——一个比较法社会学的研究

我国现代司法制度尚处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法律职业化的目标不仅需要依赖法律职业自身的努力,也取决于社会条件及公众认同。基于我国司法体制的特殊性和历史背景,西方社会法律职业及其共同体的历史作用及高度自治不可能在我国重现。针对多层次的法律需求与法律职业单一化、同质化目标的矛盾,需要重新审视我国法律职业化的目标,选择一种接近于大陆法系但具有中国特色的模式与路径。法律职业在接受国家及社会的监督与规制的同时,应积极回应社会与公众的诉求,注重司法独立与司法民主的共同推进,并不断提高自治与自律程度。

律师会见权:被遗忘与被滥用之忧——对《刑事诉讼法》中律师会见权的再思考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律师会见权作了较为详细的修改和完善。但实践中,在律师会见权的行使上却出现了部分遗忘、部分被滥用的怪现象。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提升羁押机关管理水平,加强律师执业监督。

民国时期女律师职业形象的塑造与实践

本文尝试从性别史的视角探究民国时期法律专业女性进入律师界的历史过程,以及她们在律师业内的职业发展,尤其是注意发掘上海地区以外女律师的形象与声音,从观察女性律师的性别认同、自我角色认知、职业角色定位、社会期待与观感出发,审视女性律师在性别意识与法律精英意识相互激荡影响之下,附丽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是如何塑造以及实践法律职业形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