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女作家与中国女性发展理论

一个世纪前接受教育的一些女性逐渐形成自我意识并勇敢地与封建礼教抗争,成为"出走的娜拉";在经受磨砺的过程中,不论身兼何职,写作则成为她们表达心声的途径;底层的生活经历和进步的观念促使她们加入左联,从而得以突破早期"小我"的囿限而融入"大我"的洪流,在文学艺术道路上不断创新。左联女作家的独立意识、融入主流并承担社会责任的理念和创新精神,构成中国现代妇女史中的宝贵遗产,为新时代女性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从国民革命到左翼运动:论茅盾的创作调适

后来被称为“左翼文学巨匠”的茅盾在加入左联的初期,曾陷入身份的焦虑和立场的危机,其创作经历了自我调适并逐渐贴近左联文学纲领的复杂过程:在小说《豹子头林冲》和《石碣》中,茅盾的革命认知与左联文学纲领的要求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结构,溢出左联话语框架之外的个体性思考深刻触及了革命进程中个体所面对的伦理难题以及革命团体内部的权力斗争;《大泽乡》对群体性农民意识的塑造预示着茅盾基本完成了主体改造与创作调适。这一调整与转变的过程也伴随着茅盾“文学真实观”的修正、文学创作方法的更新以及全新的“文学-政治”构造方式的逐步获得,立体呈现出作为文学家和“前革命者”的茅盾从国民革命走向左翼运动的精神历程。

1930年代左联与京派视阈中的乡村差异

在左联与京派的创作中,乡村呈现出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风景与面貌。在左联作家的视阈中,乡村落后衰败,阶级对立尖锐,充满着山雨欲来的骚动不安;而在京派作家的笔下,乡村则往往风景优美,人与人和谐相处,充满了诗情画意与审美的情调。左联重视文学的阶级意识,强调文艺作为意识形态应该在社会革命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京派坚持文学的独立性,注重情趣与审美,追求人生艺术化。不同的文学观念最终形成了不同的乡村叙事。

论三十年代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特征——以“左联”的政治文化性质为例

本文认为 ,三十年代的文学群体基本上都呈现出明确的“亚政治文化”形态或具有鲜明的“亚政治文化”特征 ,各派的文学主张和文学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并非是出于文学的或学术的思考 ,而常常是从自身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出发 ,针对自身对当时政治文化形势的理解而采取的某种文学策略。文章以“左联”为例 ,通过分析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形态特征及其性质 。

作为共产党同路人的鲁迅

加盟"左联",是鲁迅思想左倾的标志性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就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鲁迅与"左联"这样的左翼团体的关系具有虽结盟却保持相对独立性的特点。鲁迅的左倾首先体现在对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评上,这在显示鲁迅对胡适等人从政治诉求到基本人格严重隔膜的同时,也显示出现实中尖锐的政党对立已经全面渗透到知识分子阶层。其次,鲁迅的左倾也体现在对国民党当局的批判中。鲁迅对当局的批判与当时共产党人的思想认识也还有一定距离。晚年鲁迅的定位,只能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正是这一定位决定了当初鲁迅的加盟"左联","左联"成立后不久,鲁迅就与其中的部分人士产生隔膜,但双方都力争维持着同盟关系。不过,双方都郁积着诸多不满,最终导致了"左联"结束时以不欢而散宣告同盟关系的破产。

在政治与文学之间——左联时期的瞿秋白

政治与文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既能相互交融 ,又存在矛盾。瞿秋白在 2 0世纪 30年代参与左联文学活动时期 ,处于政治家与文学家两种身份的自我认同之间。他在这个时期对新文学的贡献和认识上的偏误 。

左联组织框架中的左翼作家身份

左联成立伊始左联组织便通过机关刊物对左翼作家身份进行最初的规训,要求左翼作家投身实际的政治斗争。之后又对应当时极左的中共政治纲领的变化,在左联决议中对左翼作家身份加以解释与修正。与此同时,左联组织亦引导其成员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借助身体、声音、文字进行身份的张扬;通过严格的吸收新成员的程序以及频繁的组织生活维护左翼身份的纯洁;而且把左翼作家身份派上扩张组织的用途。

“大众”与“工农兵”批评话语的生成和流变

随着20世纪前半期中国革命和政治形势的剧烈变化,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逐渐紧密,由"大众"及其演化而成的"工农兵"批评话语也随之发展,在不同时期的批评实践中得以利用和阐释,被赋予了不同的功能与内涵。本文意在考察从革命文学时期到"十七年",在与不同政团和政体意识形态的"合力"中,"大众"与"工农兵"批评话语的生成和流变,及其折射出的文学批评祛除审美成规、终至"不能自主"的过程。

《星火》杂志和“第三种人集团”的构想与现实

《星火》杂志是"第三种人"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份文学刊物。通过对《星火》杂志创办历史背景、办刊主旨、人员构成以及文学活动等的历史考察,笔者发现"第三种人"在"文艺自由"论争前后身份认同的转变,主导"第三种人集团"对左翼包括《文学》杂志在内的诸多不满与批评的背后正是其"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逻辑,而以《星火》杂志为核心的文艺实践的失败恰如日本著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丸山昇所言,这和近代以来中国"中间派"的薄弱、思想的脆弱有关。

恪守与倾斜——论老舍1930年代的文学观念

1930年代,老舍在文学创作上,呈现出向左翼功利性文学观念倾斜和对原有启蒙文学观念恪守的双重特点。一方面,老舍将艺术视野收回到严肃的现实,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角度批判现实,颂扬革命,从而增强了其作品的时代性。另一方面,老舍并没有忽视文学的审美特质,仍然注重对艺术规律的强调,坚持国民性批判的启蒙文学主题。这样,老舍在早期文化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社会批判的力度,从而使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创作逐渐走向成熟。

“黄埔生”的革命文学实践与革命文学运动

“黄埔生”的革命文学实践至今未引起现代文学研究者重视,其文学实践在革命文坛上的地位及价值未能获得深入探究。“黄埔生”开创了现代革命军旅文艺的先河,又掀起了“革命自传”的文学书写潮流,并推动了北方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黄埔生”的革命自传书写,曾被誉为革命时代的历史纪念品及革命文学的“正宗”,也遭到左翼文坛的不断批判。探究“黄埔生”的革命文学实践及历史意义,不仅可弥补革命文学研究的历史遗漏,而且有助于深化对革命文学“本体性”的再认识。

“左联”湖南作家与俄苏文学

“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内核、经世致用的近世湖湘文化特质以及救亡图存的时代呼求构筑起“左联”湖南作家的期待视野。期待视野的相通性使这个聚合得并不十分紧密的团体在择取外来文学时呈现出鲜明的群体特征 ,即以俄苏文学为主要的导师和朋友。由于中国新文学具有浓厚的文化属性 ,因而“左联”湖南作家对俄苏文学的偏爱 ,与其说是文学上的认同 ,毋宁说是文化上的认同。而湖湘文化的缺失则造成了他们对外来文学最终缺乏一种兼收并蓄的胸怀。

左联初期周扬文论的贡献与偏向——兼论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

左联对意识形态—反映论文论的宣传与发展有贡献也有偏向,周扬作为左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这些贡献和偏向都负有相当的责任。从个人角度讲,周扬在左联初期的最大贡献是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而其偏向则导致了"左倾关门主义"———这尤其表现在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中;周扬的是非功过与他缺乏独立意志的个人性格有关,更与党内当时不断趋"左"的政治气候有关。

宗派之争与社团的萌生——左联到七月社流变考

左联内部有关"雪峰派"、"胡风派"、"鲁迅派"的说法,"两个口号"的论争,使左联内部潜在的宗派矛盾明朗化尖锐化,对七月社的生成有缘起作用。在鲁迅身边成长起来的"少壮派",在鲁迅离世以后,依然是胡风主要依靠的同道伙友,有些直接成为七月社的核心同人;而在"口号"论争中认识和理解胡风的更大一批文学青年,则成为后来陆续走进《七月》的"初来者"。左联的解散和左联成员的分化,使文坛的社团重组成为可能,七月社就是在这种分化和重组中萌生出来,并成长为上世纪40年代中国最富影响的文学社团。以实证为基础,努力还原左联到七月社生成和流变的历史场景。

“左联”期刊检视(1930-1931)

"左联"在1930至1931年间创办了一些期刊,计有:《文艺讲座》、《巴尔底山》、《五一特刊》、《世界文化》、《前哨》和《北斗》。通过这些刊物,左翼文艺界讲述了一些文学的基本原理,刊载了诸多左翼文学作品和理论,强化了左翼文学的阶级斗争意识;同时,注重介绍世界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情形,并积极反抗国民党的强权、专制和对左翼文艺界的迫害。

寻找精神家园的流浪者——左翼时期的艾芜

青年时代的艾芜经过6年的流浪辗转来到上海加入"左联",想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但事与愿违,他在这里无法找到自己追求的自由和理想,并陷入巨大失落和迷茫中。后在鲁迅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创作《南行记》,想在各色人等的流浪生活中,再度寻找理想的精神家园。从《南行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作家心灵与社会的纠葛,那是现实与梦想、感性与理念的复杂交织。他时常感到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生存的尴尬,但是依然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艾芜将继续远行,继续流浪;他将继续寻找心中理想的精神家园。

《文学季刊》及副刊《水星》的“左翼”编辑倾向

《文学季刊》和《水星》是30年代北平文坛上重要的文学刊物。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期刊史研究中并未得到充分重视。两刊诞生后在当时复杂的文坛上起到多方面的作用，其中支持“左联”却并不多为人知。本文将从两刊与“左联”机关刊物的关系、编辑的左倾、有意为之的“京派味”及茅盾对于两刊超乎寻常的关注等方面分析《文学季刊》、《水星》与“左翼”的办刊倾向。

鲁迅的实事求是精神

鲁迅作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面对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进攻 ,头脑清醒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 ;他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深刻剖析、对种种“左”倾错误论调的批判、坚持同敌人进行“韧”

周而复在“左联”时期的文学活动

周而复于 1933年考取光华大学后不久即参加“左联”,并于其时进入文学门径。除了本人创作 ,周而复还参与编辑出版《文学丛报》和《小说家》。 1938年在光华大学毕业后告别上海 ,奔向延安。

周作人与“左联”和鲁迅的纠葛

近年谈"二周失和"或周作人如何影射、攻击鲁迅等,大有人在。但认真清理周作人与"左联"即"左翼文艺运动"的关系等,本文是第一篇。周作人一直讲他是不相信群众与群众运动的。因此,像"左联"这样的文艺团体及"左翼文艺运动",他是不可能不反对的。但他对"左联"的影射、攻击远远超出了理论层面。比如,周作人大骂鲁迅和"左联"是什么"载道派",似乎是一个理论探讨,实际上,他是把整个中国革命否定掉了。他反对的何止是"左翼文艺"?他称"左翼文艺"为"祭器"更明显是对中国革命的诅咒。因此,周作人对"左联"和鲁迅的影射、攻击,称得上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一股小小逆流。也是周作人三十年代末当汉奸的思想渊源之一。然而,由于"左联"本身有一些"左倾幼稚病",它受到了"第三国际"和"王明路线"的一些不良影响,因此,周作人对它的影射、攻击也不可一笔抹杀,而必须实事求是,"披沙拣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