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风险及其规制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种“破坏性创新”,在推动技术变革的同时,也因其独特的技术逻辑带来了诸多治理风险。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巨量化数据的训练模式存在数据侵权风险,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模式则可能加剧虚假信息的生成和传播,其技术壁垒又会强化互联网巨头的垄断地位,进而带来一系列风险。而我国现行法律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规制虽然形成了初步框架,但仍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存在困境,以欧盟和美国的监管措施为镜鉴,我国应当秉持包容审慎的理念,协同多元主体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共商共管,通过“共建”“共治”实现成果“共享”。

城市居住社区配套体育场地设施的关键议题与法制进路

研究以新修订《体育法》第八十三条“居住社区”“国家有关规定”“居民日常健身”三个关键词为切入点,结合全民健身的补短板工程和完整居住社区建设,依据公共服务理论,聚焦城市居住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实效”展开学理与法理论证。研究强调“居民日常健身”应侧重特定目标群体的体育权利保障,主张“居住社区”体育场地设施配建应然空间尺度下沉至“现状居住小区”“既有居住小区”,讨论“国家有关规定”的协同机制与现行法规政策之间的有效衔接,关键是保障体育用地有效供给的法制建设。居住社区体育用地有效供给的实质是城市稀缺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再分配,涉及多方行为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其复杂程度和技术难度要求建立专门法律制度进行规制。建议以三种方式渐次推进,现有相关行政法规的协同细化、“全民健身”配套立法设置独立章节、体育用地供给“专项立法”或“授权立法”,核心是完善全民健身保障体系法制化建设。

论中华法系之元素的创新与路径选择

中华法系是中华法律文化发展至鼎盛阶段(即隋唐时期)形成的以中国为母法国,以日本、朝鲜等为子法国的法律体系。近代以来,中华法系经历了母法国和子法国法律近代化中与原先法律体系的分离,这种分离背后的母法国和子法国法律却延续了诸多原先法律体系中的理念或制度元素,反映出中华法系作为中国古代法的传统与象征,以及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法律文明重要组成的重要价值。及至当下,中华法系之优秀元素的传承、创新,在文化、学科、学术及教育层面,可以分别通过中华法系之元素融入中华法律文化之转型、法学学科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中西方法治现代化之对比研究、中华法系之元素的课程化与普及化、民众化等路径,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资源和养料。

检察机关参与诉源治理的角色定位及实践路径

诉源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理念的实践创新成果之一,注重从源头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目前,诉源治理理念的内涵逻辑基本明晰,诉源治理制度的体系框架逐步确立。同样,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如何参与诉源治理,则成为提升司法机关诉源治理能力以及健全诉源治理体系的新命题。检察机关作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部门,应当从自身法定职能及要求出发,以“法律监督者”和“法治保障者”的角色定位来整合相关社会治理资源,为诉源治理体系注入法治化和规范化的力量,努力以非诉讼矛盾纠纷的预防化解和诉讼内矛盾纠纷的预防化解两条途径来构建与完善诉源治理的实践路径,从而实现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司法性职能和治理性职能之间的有效衔接,以推动诉源治理社会共治体系的形成。

纯正网络犯罪司法适用的规范检视与法理调适

三个纯正网络犯罪罪名的司法适用不仅引发罪名性质、与关联犯罪共犯的界分等难题,还因自身存在行为类型明确性不足、涵摄范围重合等问题而诱发“口袋罪”诘问与“同案不同判”风险。要纾解网络犯罪的刑事规制困境,可以将纯正网络犯罪的法益限定为网络公共秩序法益,在此采取单一制犯罪认定进路,区分纯正网络犯罪与“关联犯罪共犯”。与此同时,依托主体身份和行为样态分别限定三个纯正网络犯罪的构成要件,以此界分专属规制范围。

我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之检视

我国业已形成以《宪法》为依据、以基本法《国家安全法》为核心统领、以国家安全重要领域的专门立法为骨干支撑、以国家安全相关地方性立法为补充的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阈下,对现行国家安全法律体系进行溯源性审视,可发现关涉国家安全的宪法依据尚存补充空间、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和体系性不足、非传统安全领域立法仍存在空白等问题。进一步加强国家安全立法工作,应坚持以宪法为根本依据,坚持以人为本的立法理念,坚持守正创新的传承规律,坚持问题导向的忧患意识,坚持统筹兼顾的科学方法,坚持关键优先的效率原则,坚持“内方外圆”的立法形态,从而不断健全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

民营企业合规激励的方式、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企业合规改革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但相关研究对其中的民营企业合规治理这一专门问题缺乏必要的关注。民营企业从事合规经营有利于企业实现治理法治化和国际化,也有助于政府实现有效监管,还能够帮助建设清廉法治营商环境。为激励民营企业参与合规,目前实践中主要采用给予涉案企业合规宽宥、为部分企业设置合规义务、对积极落实合规的企业给予奖励、引导其余企业防范风险四种方式。但是,当前激励民营企业参与合规仍然存在相关部门之间未形成合力、相关法律法规缺失、相关配套机制不成熟等问题,未来应当通过建立多元激励体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制度等方式进行应对。

区块链赋能数字版权保护的机理、实践困境与法治进路

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为推动数字版权保护创造了新动能。数字版权在获权、维权和用权方面均面临一定的难题,区块链技术能够通过创新信任机制、简化侵权举证程序和降低交易成本,为数字版权的保护和发展赋能。但区块链技术易被非法利用,智能合约的僵化性和法律监管的缺位,以及相关法律规范的分散性和模糊性使得赋能过程面临诸多梗阻。因此,要合理确定区块链技术各节点的责任义务,严格维护版权人的修改权与撤销权,完善智能合约的法律监管体系,多方配合打造协同共治格局,为区块链技术赋能数字版权保护助力。

司法责任制背景下检察机关刑事错案责任追究机制研究

理论界对我国刑事错案责任追究的探讨由来已久,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一系列制度性尝试。但囿于思想观念转变不及时、体制机制矛盾未解决、网络民意介入较强势等因素,我国的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在初始阶段就呈现出泛化和随意化的趋向,同时存在追责难、追责依据不足等较为显著的问题。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亟须健全完善检察机关刑事错案责任追究机制,在理念重塑上体现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顶层设计上使高位阶立法与司法规范性文件并轨推进;在原则把握上统筹兼顾职业尊荣与自我修复;在程序完善上建立刑事错案责任追究的特别程序;在具体分责上追求客观公平不枉不纵的追责效果;在豁免与救济上慎重追责,体现和完善职业保障。

日本核污水排放背景下我国食品安全综合法制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愈发重视。针对日本核污染水排入海洋事件,我国政府为了保障国人的食品安全,对日本采取了全面暂停从其进口水产品等措施,日本第二次核污水的排放,更加引发了人们对于食品安全的广泛关注和担忧。对日本核污水排放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与应对措施进行了研究,以期为我国食品安全的维护提供借鉴。

优化营商环境的行政法治进路探索——以湖南省营商环境为研究样本

行政法治有助于构建优质营商环境。以湖南省营商环境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其营商环境建设中尚存地方立法阻滞、行政执法不力、行政司法薄弱的现实困境,追本溯源,精准施策,应完善立法体制,夯实优化营商环境的制度基础;践履执法规范文明,提振营商环境建设的执法效能;维护司法公平,建构营商环境发展的司法保障,推动营商环境中的行政法治体系建设,促进湖南省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司法的实践融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理”阐释和“法源”地位为其融入司法提供了实践前提。作为“法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衔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共识与司法裁判的接驳功能。作为“法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和影响着法律的制定、解释、适用与执行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司法的实践融合存在实践旨趣和实践方法两个维度,且这两个维度相辅相成。在实践旨趣维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司法的双向互动不仅促成这种价值观在社会中的广泛认同和遵循,还能够进一步深化和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含义和社会影响。在实践方法维度,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司法的实践融合,需要从程序、法律方法和案例指导制度三方面入手。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企业数据垄断的法律挑战与规制进路

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科技正蓬勃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以数据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然成为争取竞争优势、推动经济增长、提升综合国力的关键战略资源,深刻改变着市场竞争格局、产业发展形态和商业治理模式。然而,在实践中少数平台企业利用数据要素的非实体性与非竞争性、网络效应与用户锁定效应及其“守门人”市场优势地位,通过强大的数据掌控力与算法优势垄断海量的用户数据资源,严重侵犯平台用户的合法权益,破坏数据要素市场的竞争秩序,阻碍数据要素公共价值的实现。因此,亟须加强对平台企业数据垄断的监管,通过改进算法共谋新型垄断协议的认定与规制方式、持续优化与调整数据市场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创新滥用数据市场支配地位的审查与监管路径等措施予以规制,以建立一个安全自由的数字空间和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

法学课程思政教学协同创新组织的建构与途径

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宗旨下,体现法学课程思政的“三全育人”原则,对法学课程思政教学协同创新的组织功能在组织文化、组织结构、组织协作、组织智能和组织保障等方面进行创新。基于组织功能重构的法学课程思政协同创新的实施途径,第一,应构建教学与行政协调创新法学课程思政教学的机制,如准确定位课程思政的行政权力和教学权力并调整二者关系,优化思政课程教学的管理机制:第二,应完善法学课程数字化教学平台的思政功能,发挥数字化平台对资源提供、交流空间和思政形式的支撑作用;第三,应站在中国式现代化高度在数字化转型、保护弱势群体权益、构建“大思政课”生态体系等方面建立法学课程思政教学协同创新体系。

全面推动乡村管理法治化的价值探索与实践途径

全面推动农村社会管理法治化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思想建设与实际运用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需要和促进我国治理结构与管理水平实现现代化改革的内在需要,是推进农村社会全面高速发展的实际要求,维护农村村民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最终实现乡村和平安定的重要保证。不过在全面推动乡村管理法治化的进程中也面临一定的实际问题,因为乡村人员的意识普遍淡漠,造成农户财产权益遭到侵犯的问题非常严峻,加之农户对村庄事务的管理权益遭到过分虚化,乡村公益法治服务力度明显落后,同时乡村管理的国家立法严重不足等,这也为全面推动乡村管理法治化提出一系列的挑战。为面对这一挑战,需要寻求一条实现全面推动农村社会管理规范化的途径,如建立健全管理规范体制,发挥农村自治权力机构的合法功效,逐步完善乡村的公共法治服务建设,着力培养农村法治文化等,以此冲破在全面构建乡村管理规范化过程中的严峻障碍。

我国情报犯罪的刑法立法机制及完善进路

完善我国情报犯罪的立法机制不仅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有效回应,对强化情报安全的刑法保障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刑法》中情报犯罪的设置未能突出核心法益,规制范围不周延,同时“情报”这一核心构成要件要素不明确。对此,应当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严密刑事法网以及贯彻刑法的明确性原则为指导,明确国家安全法益应系情报犯罪的核心保护法益;对非法持有军事秘密的行为进行犯罪化处理,并取消军事秘密犯罪对于主体身份的限制;根据情报行政法律规范,将刑法中的“情报”划分为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三种类型,并将军事秘密作为国家秘密的下位概念。

档案聚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经验及启示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法制建设,红色档案所见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多元路径主要包括国家机关报等报刊专栏、重大案件的公开审判以及宣传标语与相关教育培训活动以实现宣传教育的目标。从红色档案中记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多元路径,指出新时代法治宣传教育的过程中要立足新诉求与新实际,明确法治宣传教育的针对性与方法性,实现党的宣传思想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的空间维度与法治进路——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反思与重构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经历了从重视发展到重视保护、从工程修复到整体修复的模式转变,但囿于行政分区分级对流域空间的束缚,尚未从根本上摆脱线性思维的制约,也未能基于空间主义形成流域生态环境修复的空间逻辑。在实践演进中,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凸显了纵向空间的行政性削弱、横向空间的从属性制约和要素空间的单一性掣肘,也在规范实践层面暴露出回应流域空间与生态空间耦合的精细化规范不足、针对流域空间与区域空间差异的回应性规范缺失、因应流域空间与城乡空间重叠的差序化规范匮乏等问题。《长江保护法》关于生态环境修复专章规定所建构的治理理念、体制机制与制度框架一定程度上蕴含了浅层空间逻辑范式,但其所隐含的空间逻辑更偏向于实质的物理空间规范,亟须在空间关系与空间理论的再审视中重构空间主义。亨利·列斐伏尔以三元空间辩证法为核心创设的空间生产理论引致了社会理论的空间化转向,为反思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的权力运行、权益配置、组织机制及其空间结构提供了新的法理方向与方法论基础。基于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应当以空间生产理论为逻辑出发点,重塑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的空间结构并在能动与实践中推进其空间化法治转型,实现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理念的空间转向、主体权责的空间衡平、规范协同的空间构筑以及评价制度的空间建构。

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困境与出路

西部地区在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实施、推动区域对外发展、推行各项改革措施中,形成了对多领域、多层次、多语种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但当下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面临尴尬又无奈的处境,主要体现为人才需求多元但人才结构单一,人才培养形式多样而培养质量不高,人才数量不足又难以留住人才几个方面。这与西部地区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不全密切相关,也跟西部地区薄弱的人才培养基础和欠优的人才环境有相应关系。为纾解困境,通过完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夯实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基础,打造良好人才工作环境,建构起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路径,有助于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和留用,进而服务西部地区涉外法治建设和对外开放发展。

预防性法律制度的内涵诠释及其实践进路展望

预防性法律制度是聚焦前端治理、风险预防和非诉化解纠纷的专门法律制度体系。其运行原理在于通过法律健全组织结构,夯实预防的基础,确定程序方式,增强预防的可操作性,立足持法达变,应对基层治理中多变的形势和问题。推动预防性法律制度的发展需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持续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立法,二是优化预防性法律制度的适用,三是推动预防性法律制度与社会综合治理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