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损害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研究——以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75条第2款为切入点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实施后,“牛某某侵害未成年人案”成为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首例案件。自此对于该解释第175条第2款中“一般不予受理”的理解与适用出现了诸多争议。对该条款的理解若仍然坚持完全禁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受理精神损害赔偿的传统立场,则无论在实体法层面还是程序法层面均已丧失正当性,而允许“例外情形”下援引该条款支持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既不违反“双重处罚”原则,也符合我国的立法精神和实践发展趋势。由于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并未对“例外情形”作出规定,因而应当从其他法律的规定中去探寻对“例外情形”的理解和适用。我国的相关法律和改革实践为未成年被害人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整体例外”提供了重要依据,而将未成年被害人的精神损害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应当从赔偿范围、赔偿数额、检察机关支持起诉以及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机衔接这四个方面加以明确。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在刑事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司法适用研究——以397份裁判文书为样本

在刑事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符合生态环境“恢复性司法”理念,具有惩罚犯罪和修复受损生态环境的双重功能。但由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尚无系统性的法律规范,且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本身存在一定的制约,在实践适用中面临缺乏规范保障、成为量刑的“工具”、救济效果存疑、执行困难等问题。为完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在刑事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应进一步落实“恢复性司法”理念,规范生态环境修复量刑情节适用;规范替代性责任认定,创新刑附民责任承担方式;统一民事赔偿范围,完善执行保障机制。

论合同法上的附随义务

合同法规定了附随义务，这种义务产生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它具有附随性、法定性、不确定性、辅助性和保护性等法律特征，有别于其他合同义务。违反附随义务的法律责任在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性质。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若干问题思考——以H省2018年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为切入点

作为全新诉讼类型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目前在司法实践运行中存在对于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认定不明;受案范围存在争议;法院裁判适用的法律依据不统一等问题。应通过明确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科学合理把握受案范围;统一法院裁判适用的法律依据;明确食药品领域案件能够适用惩罚性赔偿;明确环境资源领域案件的判决结果以保障执行效果等措施,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

合同附随义务理论发展中的三个问题与思考

本文回顾了合同附随义务理论的发展轨迹及司法实践,探索亟待解决的合同附随义务的上位法源基础,合同附随义务与合同自由、民事责任竞合的关系等三方面问题,针对我国《合同法》中的有关规定,就如何发挥合同附随义务应有的作用,促进我国合同附随义务的司法适用等问题进行了思考。

民刑交叉视域下“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之司法应对

经济案件中民事不法与刑事犯罪常常交织。对此,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对基于“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发现的经济犯罪嫌疑的处理方式,但并未对“同一法律关系”情形的处置方式作出回应。因此,需明确刑民法律关系的判断后置于同一法律关系认定的逻辑顺序,在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指引下摆脱刑事诉讼优先的窠臼,同时允许当事人独立提起民事诉讼,并在司法技术层面相应改革创新。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强度研究

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历来有之,通过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对附带审查权的确立,从依职权选择审查发展为依职权选择审查和依申请附带审查两种形式并存的模式。在实践了依职权选择审查的行政审判中,法院基于以实用为主要目的,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适用性进行评价,适用行政规范性文件时对其做合法性审查兼必要的合理性审查,形成了合理性审查、合法性审查、不适用排除审查三个梯度。附带审查权确立时立法选择的是合法性审查标准。法院在实践判例中表现出促进行政机关自我规制的趋势,以合法性审查为原则,以合理性审查为例外。在附带审查权确立的同时,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介入范围势必扩张,因此为平衡司法权监督功能的扩张和行政权自我规制的能力,附带审查以合法性审查为原则是必要且合适的。在依职权选择审查和依申请附带审查并存的模式下,应以法律要素为审查单元,确定审查内容和程度,构建多层次的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强度体系。

行政复议中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研究

行政规范性文件存在着诸多现实问题,如制定主体混乱、缺乏严谨科学的制定程序,以及规范内容经常违宪违法等。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权在《行政复议法》中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合法性要件,为行政复议机关审查行政规范性文件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该制度在理论与实践中仍然存在着审查范围小、审查方式僵硬、审查结果和形式以及效力没有通过制度确定下来、审查程序过于行政化等局限性。针对这些问题,行政复议中应该扩大对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范围并完善审查方式,提高审查标准要求,严格违法责任效力。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功能结构

在行政诉讼附带审查中,规范性文件属于行政行为的“依据”。该“依据”的表述具有什么内容,尤其是与法规范的行为“依据”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值得讨论。本文以最高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为分析对象,通过两个分析角度,一是规范性文件对行政行为的“依据”作用究竟为何;二是规范性文件与法规范这两个“依据”之间究竟相互起着怎样的作用的角度,归纳出判例中的规范性文件分别以(确定外延或设置构成要件的)解释基准和(职权衍生或法定的)法规范替代性规范的方式,间接或者直接赋予行政行为法效力的不同功能。“依据”的这些不同功能结构,决定着司法审查的重点关注要件因此有所差异。两个角度的分析及其结果意味着我国既有行政规范体系理论应有的变化,为导入有关行政规则的理论找到了中国化的立足点,同时也揭示了目前开始必须面对诸如“法化”等新的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理分析与制度重构——以诉权理论为分析工具

诉权本身具有宪法权利属性,刑事诉权也不例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是一种民事诉讼,它具有四面立体结构关系。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实然层面有诸多程序性缺陷,需要对其程序架构进行重新检讨,以确立应然的价值目标,在此基础上都确定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原则。同时在基本原则指导下需要从关照被害人利益保护的角度对现行制度进行完善。

行政规范性文件效力的废除困境及其化解

行政规范性文件效力的废除困境是制定机关不及时废除,生效裁判载明的当属无效文件效力导致的不良情境;其中隐含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主审法院之间的多重冲突。由于法院的废除建议作用较弱,制定机关不愿采纳,且其他机关难以相助,以致废除困境的发生概率较高,危害后果较重。根据文件效力的严格概念以及文件不合法情形的两层三级分类法,法院通过识别文件情形并分级裁判,不仅能直接根除这类困境,还能更有效地维护法制统一,更有力地推进法治体系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行政规范性文件直接审查模式的证立与建构

2014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在近十年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始终保持谦抑姿态,已经确认违法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也较少得到纠正,同一行政规范性文件经常会在不同案件中被重复审查。究其原因,附带审查模式在配置审查权力、启动审查程序、执行审查结论、复议和诉讼审查衔接等方面存在制度缺陷,且这些问题难以通过局部制度优化获得解决。相较附带审查模式,直接审查模式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建构直接审查模式在我国当前行政诉讼制度的整体结构下也有充分的法理基础和制度空间。未来修法应删除行政诉讼法第53条中的“一并”二字以及行政复议法中的附带审查条款,转而建构复议前置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直接审查模式。在具体的制度建构中,应严格控制原告资格、确立有限的申请期限、明确裁判方式,并对审查内容予以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