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legal systems of the overseas trade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golden period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overseas trades is most significant in the Song Dynasty, which established the legal mechanisms of the overseas trades with the perfect systems. These legal regulations made clear the subjects of the overseas trade to a large extent, stipulated the procedures for the overseas trade, and at the same time, established the related legal liabilities and regulation means and methods of the governments. Although it met the huge deman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reign trade, and had brought the economic income for the governments, yet because the governments had adopted the strict control measures, to a certain extent, it also restric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foreign trade.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legal subjects of the overseas trade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conducted the specific analysis of the trade procedures and other related contents of the legal systems of the overseas trade in the Song Dynasty.

收入分配视角下唐宋之际两税法的制度变迁及启示

两税法改革开启了“以资产为宗”的新格局,其税制层面的公平性较“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有了明显改进,但政策实践中的赋税不均问题却依然突出。与此同时,“田制不立”和“不抑兼并”成为新的政策取向:一方面,土地交易更加活跃,土地占有趋于集中,富民阶层崛起;另一方面,租佃关系愈加发达,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农民获得更多自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商经济的繁荣。当然,富民阶层存在着逃避赋税的强烈动机,而获得更多自由的农民在生产生活上也面临更大的风险。所以,国家需要采取土地清丈和建立以贫民下户为重点的因灾减免救济制度等措施来解决赋税不均问题。历史经验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完备的产权保护制度与税收发挥调节收入分配作用是可以相兼容的,关键在于保护民众发展生产和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的同时,采取有力措施来维护和落实税收公平原则。

理学与北宋绘画中的形、理、真

受理学思想影响,北宋绘画在美学理论和实践中出现了“尚理”之风。艺术家把穷理作为观物的前提,力求在绘画中超越表面形似,在纷繁物象中把握事物内在的规律和物理,并上升至天地生成之道,将事物看作宇宙造化的部分,致力在自然整全性中表现事物的蔚然生意。同时艺术家也要随造化而动,以自我之天性贯通万物之天性,打通“造化”与“心源”,映现出物象的真性。

与道进退,淡乃其至:张栻的人生境界与诗歌书写

张栻开创南轩学派,为南宋中兴时期著名学者,也是一位个性突出的作家。他一生与道进退,矢志致君泽民的事业,其诗歌即有深入表现,渗透着以道自任、忧患民瘼的精神情怀。与社会政治中“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终不行”内在相通,赋性冲和、钟情自然是其个性品格的另一面,并对其创作产生影响,自然山水在其诗中表现充分。他主张学者不汩利禄,不眩文采,“淡乃其至”成为其人生境界与诗学追求,他往往以冲和的语言、平淡的意象营造出淡雅诗境。明道义而抒性情,以思理慧性见长,是宋代诗学乃至宋学的特色,张栻与道进退、淡乃其至的人生境界与诗歌书写可谓典型,对南宋中兴时期学术发展与多元诗学风貌的建构具有特定意义。

试析宋代鼓励海外贸易的法律措施

两宋朝廷出台了鼓励海外贸易的系列法律措施,为保障海外贸易开展、贯彻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统治阶级意志、实现经济繁荣发展、促进中外交流及改善民生等起到重要作用,具备强烈的历史进步性及现实可借鉴性。因此,有必要结合史料、案例及相关文献,在分析两宋出台鼓励海外贸易法律措施的原因、重要意义基础上,全面梳理其基本内容,以期正视其对于经济、政治、法制、文化及国际交流等方面的价值,亦为当前政府努力促进营商环境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等工作提供一定借鉴参考。

中国古代关于慎刑的两篇稀有法律文献——《劝慎刑文》(并序)及《慎刑箴》碑铭注译

宋代碑铭《劝慎刑文》(并序)和《慎刑箴》是两篇难得的中国古代法律史文献,现存于陕西碑林博物馆。两文反映了慎刑的法律思想,与宋初的重刑思想相对立,因此,值得刑法学界关注。

论魏晋至宋律学的兴衰及其社会政治原因

中国古代作为官办法律教育机构的律学,存在于魏晋至宋。律学之废,并不是北方民族入主的结果。律学的兴衰,与科举制中明法科的变化以及政府对文官法律素养要求的变化关系密切。律学从创建到消亡的过程,历经了士大夫“经律双修”的瓦解和重建,也伴随着政府对普通文官法律素养要求的不断提高,从唐代的提倡、鼓励政策到宋朝制度上的要求,再到明清成为法律上的规定。独立律学的消亡,并不是“士大夫始鲜知律”的原因,而是在重经义、重儒学的大背景下,政府要求普通文官具备法律基本素养的结果。

论凌迟之刑的起源及在宋代的发展

五代以前的东晋已有类似凌迟的脔割存在 ,但仅偶尔为之 ,到五代时期才成为一种法外之刑。最先有凌迟之刑的是契丹 ,起源于其本民族的习惯法 ,且契丹最先使用凌迟作为死刑的名称。宋代凌迟之刑在宋太宗晚期开始使用 ,仁宗时开始以诏令的形式规定其适用范围 ,神宗时凌迟之刑的适用范围扩大 ,南宋相沿无改。凌迟之刑在宋代仅以敕令的形式存在 ,所以俗称法外之刑。但宋代大量使用凌迟是以奏断进行的 ,反映了凌迟之刑的适用范围仍在形成过程中。盗贼及兵变的频繁是凌迟之刑在宋代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宋代凌迟之刑的使用对元明清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宋代法律制度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宋代法律制度史的研究起步较晚 ,2 0世纪上半叶成果不多 ,80年代以后才快速发展 ,在综合研究、立法研究、刑法研究、民事法研究、司法制度研究和法律文献的整理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宋代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和特点已经被揭示 ,宋代在中国法律史上的重要地位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重视。然而在学术规范方面还存在问题。目前 ,要花精力多搞些实证研究 ;要借鉴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充实和拓宽宋代法律制度的研究领域 ,注重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阶段性和法的动态及功能研究。

宋代的法律方法论——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中心的考察

宋代名公们的断案模式大致属于法律论证模式,经常运用的法律方法主要有演绎论证、类比论证以及价值衡量等。与西方法律论证方法相比,这些论证方法虽然形式方面不及西方的逻辑,但却有着"学理的基本,而没有形式的累赘"。由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带有整体性特点,因此,中国传统的法律思维模式也带有整体性特点,具体表现为整体论的法律观、整体论的司法观以及整体论的法律方法论。这种整体性的思维模式与西方的分析性思维模式相比,并不显得落后,也不是"不合逻辑的"。

宋代“干证人”法制境遇透视

宋代"干证人"法是在唐代"证人"法的基础上发展变化的,宋代维护"干证人"权益的立法远远详于唐律中的规定。但由于宋代"干证人"在诉讼中仍然与正犯人同处于客体地位,所以违法勾追证佐,肆意留禁证人,刑讯逼取证词,一直是宋代普遍的司法现象,由此使无辜"干证人"的命运陷入悲惨的境地。这既是宋代专治权力轻视民众人格、尊严、权益的突出表现,亦是宋代司法腐败的重要反映。

陈亮法制思想的特色

陈亮继承和发展了礼法结合的思想 ,又认为礼法交修 ,以仁为本 ,归于王道 ;继承和发展了明德慎罚的理念 ,又主张简法轻刑 ,反对严刑峻法 ,追求公正 ,崇尚德治 ;继承和发展了儒法入世法治的精神 ,又强调法制的经世致用 ,因时变通。他剖析人本、社会、变革以及实事、功用、变通 。

宋代法律体系研究

宋朝前期,沿用唐代的法律体系。神宗元丰时期进行法制改革,采用新的立法模式,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法律体系,并于孝宗淳熙时臻于完善。宋代法律体系中各法律形式虽多沿用唐代的名称,但其中不少在编纂体例、部门法属性及效力和适用先后等方面均已发生重大变化。宋代法律体系弥补了唐代法律体系的某些不足,较唐代法律体系更为完善,具有更多的合理因素。

两宋士大夫法律素养之考量——兼与“两宋士大夫‘文学法理,咸精其能’说”商榷

"文学法理,咸精其能"并非两宋士大夫法律素养的普遍状态。从两宋时期"吏强官弱"的司法生态以及"阿云之狱"中士大夫们的整体表现,可以看出两宋士大夫群体的法律素养并不是很高。对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而言,只有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判断,才有益于该问题的进一步探究。

范仲淹的法律思想与法制变革

作为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范仲淹具有修德省刑的法律思想和精审法令的立法主张。在法制变革的实践中,范仲淹又持有令出为行的执法理念、明法慎罚的用法原则。其法律思想集中体现了儒家重情恤刑的慎法精神。

唐宋敦煌僧人违戒原因述论

在分析唐宋时期敦煌僧人违戒现象的基础上,对僧人违戒的原因进行了考述。分别从僧尼违戒的思想根源即僧尼人生欲望的增强、忏悔法的负面效应、戒律自身原因以及世俗政权的影响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论宋代的廉政思想及其历史启示

宋代司法官员既继承了前代重视廉政的传统,又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形成了富有时代特色的廉政思想。一是在选用官吏时将清廉与否作为重要标准;二是提倡节俭生活以"节用养廉";三是秉公执法,不徇私情;四是奖廉和惩贪并举,以促进吏治的清明。

论前燕的法制

前燕是十六国前期影响较大且较为强盛的一个政权。前燕统治者都具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前燕的法制原则:前期法简刑慎;中后期法峻刑严。前燕除承用晋制外还制定了一些法律制度:选官方面,多途径罗致人才;经济制度方面,开园苑,定税制,罢荫户;刑事法规重点打击危害君主专制、破坏经济制度的行为。前燕的司法机构相对健全,注重司法官的选派。

论宋代理学发展的三个环节——兼评哲学史界关于宋代理学学派的一种划分

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关于宋代理学,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即研究者大都将其划分为气本派、理本派和心本派三个学术流派。应该指出,这种划分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忽略了三派之间的逻辑关联。其实,从宋代理学的学术追求和其发展历程看,与其说以张载为首的气本派、以程朱为首的理本派、以陆九渊为首的心本派是三个不同的学术流派,毋宁说它们是宋代理学发展的三个环节更为合适。

再论宋朝清官文化形成的历史原因

清官一词指清正廉洁的官员,是在宋朝才开始的。清官文化在宋朝的兴起有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原因。五代的一些君臣嗜杀成性,人民的生命权和财产权没有保障,人伦丧尽。因此,宋朝在结束五代乱世的局面后,从法律上维护人民的生命权和财产权。宋朝士大夫具有责任感强、关注民生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法律维权意识也有所提高,出现了对清官的祈求,宋朝繁荣的民间文艺亦体现出人民对清官的企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