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交通管理法制化探讨

“星链”避碰事件凸显了太空物体碰撞风险,太空交通管理法制化问题再次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人类探索和利用太空活动的步伐加快,对太空交通管理的法制诉求亦与日俱增。目前,尽管有一些国际公约或国际软法为太空交通管理法制化提供了法律原则,但是调整太空交通管理的专门性条约仍然缺失。在太空交通管理国内法制方面,美国试图通过先行制定国内规则,掌握太空交通管理的国际规则制定权。因此,中国太空交通管理法制化任重而道远。为此,应当加强双边合作与协调,借鉴公海交通规则,完善中国太空交通管理相关法律政策,为中国从航天大国转型为航天强国贡献法治力量。

论反仇恨言论视阈下网络暴力的法律治理

对网络暴力进行法律治理,是新时代网络强国建设和网络法治工作的题中之义,而仇恨言论是网络暴力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因此,反仇恨言论是溯源开展全面和深入的网络暴力法律治理的重要手段。我国一向重视网络暴力的法律治理且已取得一定成绩,然而,由于缺乏反仇恨言论视阈的法律治理意识,反网络暴力相关立法的体系性不强,很多网民“网络戾气”非常严重却不自知。加之我国并无反仇恨言论方面的立法,在涉仇恨言论网络暴力案件的处理上存在着取证难、网络平台应对难、受害者维权难等问题。未来有必要加强反仇恨言论视阈下的网络暴力法律治理,具体可采取“三步走”立法策略,在尚无相关立法时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能动履职,充分、准确适用现行法律法规,特别是“两高一部”《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的规定,网络平台则可构建“政府—平台”双层监管格局。同时,在治理过程中应当注意依法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通过社会共治推动形成清朗的网络空间,促进网络空间法律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双碳”目标下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法治保障

“双碳”目标为中国法治建构带来变革契机,如期实现“双碳”目标需借助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法治保障。尽管国家在实现“双碳”目标的顶层设计中明确了发挥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的作用,但是现行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尚未建立内蕴“双碳”目标的回应性机制体系。面向“双碳”的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在规划编制、用途转用、生态修复、监督管理等方面存在系列问题。“双碳”目标下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本质是对诸多生态要素实施整体管制和类型管控,故而应以“系统治理和分区分类”为管制范式,重点完善融合“双碳”目标的生态空间规划、基于碳约束机制健全生态空间用途转用许可、基于碳汇完善生态空间修复和基于碳风险监测构建生态空间监测评估机制。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的空间维度与法治进路——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反思与重构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经历了从重视发展到重视保护、从工程修复到整体修复的模式转变,但囿于行政分区分级对流域空间的束缚,尚未从根本上摆脱线性思维的制约,也未能基于空间主义形成流域生态环境修复的空间逻辑。在实践演进中,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凸显了纵向空间的行政性削弱、横向空间的从属性制约和要素空间的单一性掣肘,也在规范实践层面暴露出回应流域空间与生态空间耦合的精细化规范不足、针对流域空间与区域空间差异的回应性规范缺失、因应流域空间与城乡空间重叠的差序化规范匮乏等问题。《长江保护法》关于生态环境修复专章规定所建构的治理理念、体制机制与制度框架一定程度上蕴含了浅层空间逻辑范式,但其所隐含的空间逻辑更偏向于实质的物理空间规范,亟须在空间关系与空间理论的再审视中重构空间主义。亨利·列斐伏尔以三元空间辩证法为核心创设的空间生产理论引致了社会理论的空间化转向,为反思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的权力运行、权益配置、组织机制及其空间结构提供了新的法理方向与方法论基础。基于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应当以空间生产理论为逻辑出发点,重塑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的空间结构并在能动与实践中推进其空间化法治转型,实现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理念的空间转向、主体权责的空间衡平、规范协同的空间构筑以及评价制度的空间建构。

法地理学视域下的农村村民一户一宅制度

法地理学强调法律的地理属性,关注地方立法,突出空间思维,在解释和解决特定民事法律问题上具有明显的理论优势。农村村民一户一宅制度的科学解释和未来发展,应当从《民法典》的体系出发,运用法地理学思维,强化空间正义理念指引,突出空间平等、空间自由和空间效率。基于《民法典》自然人概念体系负载的价值理念,要逐步弱化户籍意义上的“农村村民”,强化地域意义上的“农村居民”,确保城乡居民对宅基地均可以享有宅基地权益。基于《民法典》采用“宅基地使用权人”,而没有采用“宅基地使用户”的体系解释,对“一户”的认定标准应当宽松,逐步满足“一户”成员请求分割宅基地的利益诉求。为实现更高层次的空间公平,要更多考虑“一宅”的区域差异、面积大小和空间利用等地理属性,通过对《民法典》相关条款的合理解释,实现宅基地制度渐进式变迁。

标榜自由的元宇宙空间:如何被法律监管?

元宇宙“去中心化”的组织建构,排斥权力中枢和权威主义,与“中心化”法律监管相抵牾。如何协调二者关系,既要避免法律监管的不当侵入而损害元宇宙发展,也要防止法律监管的缺位致使元宇宙空间沦为“法外之地”,可行的做法是通过元宇宙空间分层,明确法律监管的场域和方式。在法律监管场域层面,根据元宇宙空间行为是否具有“负外部性”的标准,可将元宇宙空间进一步划分为“纯粹虚拟空间”和“虚实交融空间”两种类型,并将法律监管场域限定为元宇宙中的“虚实交融空间”。在法律监管方式层面,既可以通过法律涵摄模式予以直接监管,也可以通过“法律的代码化”或“法律规制技术”的方式予以间接规制。

中国法域外适用体系的构建:立法模式与司法模式的理性审视与理论阐述

实证研究表明,大规模造法运动的立法模式并不必然促进中国法域外适用体系的构建与强化。本文依托于“条约—互惠”关系这一语境,根据延伸效力的强弱对现有建构思路进行分析,归纳了立法模式效力和其制度风险,同时推导了人民法院运用司法手段等强效力路径所能到达的应然状态。对于前述应然状态与实际状况之间存在的如协作不够、态度保守、审查僵化等结构性难题,作者建议重新解读冲突法经典理论中“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制度逻辑,充分借鉴执行攻坚期间积累的宝贵经验,利用递延启动域外判决审查,补强审查诉讼中对抗性,丰富审查结论等司法模式来间接扩张本国判决域外既判力。

国家助推法外空间的法理建构

基于法内空间与法外空间的动态划分,以强制力为内核的国家法着重规制法内空间,原则上尊重民众在法外空间的自由活动。但民众的法外行为并非总是对其自身有利,其自由选择对个人与社会福利所带来的负外部性,需通过国家规制予以消除。以自由家长主义为内核的“助推”包括价值与事实两个层面,其制度目标是硬性规制之补充,其制度原理是国家通过对民众选择架构施加影响来改善其自由选择,其制度手段包括信息提示、诱因引导、简化结构、默认选项以及宽容失误这五大类手段,继而成为欧美国家引导民众行为的重要工具。在规范多元主义的视角下,助推存在明显的优势与缺陷,为此需要将其纳入法治框架中予以约束。国家运用助推必须保障基本权利、维护法安定性、符合比例原则以及坚持依法行政。通过探索以“良助”与“善推”为内核的中国“助推”方案,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公共场所隐私空间偷拍行为法律规制研究

我国法律针对非法使用窃听窃照器材、侵犯公民隐私的偷拍行为有明确规定,对针孔摄像头等偷拍器材的销售、使用环节也有明确管控,可见我国法律对偷拍行为的规制并非空白,但仍存不足。一是现有罪名与所保护的法益不匹配,二是立法惩戒力度小,三是事前预防机制不足。借鉴日韩和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对偷拍行为的法律规制经验,建议增添“窥视窃听窃录罪”,将“偷拍行为”入刑,并划分情节轻重;完善事前预防机制,设立窃照器材交易实名制和窃照器材排查制度。

盐穴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产权体系探究

建立健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解决权利交叉、缺位等现实问题,是有效推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工作的重要支撑。文章以盐穴地下空间为研究对象,基于法理学分析与案例研究方法,解析盐穴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过程中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研究发现,盐穴等深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活动应以地下空间所有权“肯定说”为法理逻辑起点,突出地下空间作为独立物权客体的法律地位。在归纳总结我国盐穴储气库建设运营实践三种模式的基础上,针对当前盐穴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存在的产权体系不完整、权利行使无依据、权利类型相冲突等问题,从强化土地、矿产、地下空间等多种资源协同利用的角度,提出协调盐穴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产权关系的政策优化建议:①明确盐穴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独立于采矿权;②厘清采矿权人行使地下空间使用权的条件;③畅通采矿权转让、租赁、废弃核销等机制;④探索盐穴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改革试点。

时空双维度视野下元宇宙的本质属性及其法律规制

元宇宙在本质上是一个具有现实性的数字虚拟社会。元宇宙通过“沉浸现实”和“数字孪生”等途径与现实物理社会发生互动,形成两个相互交叉的世界。在信息社会中,元宇宙数字空间治理表现出网络结构的分散性、法律风险的叠变性、空间权利的中心化等特征,对现有社会治理手段构成严峻的挑战。文章认为,化解元宇宙空间治理带来的法律风险、维护公正有序的元宇宙空间秩序,有赖于从时空双维度分析视角构建基于整体思维、主体思维、规则思维的元宇宙空间治理模式,打破虚实空间界限,实现元宇宙空间治理与现实世界社会治理互联互通,进而促进元宇宙与现实世界的协同发展。

前沿空间法治演进:历史来路、现行思路与发展进路

前沿空间是人类活动的物理边界,前沿空间的探索开发能力是以科学技术为首的综合国力的象征,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价值。从中世纪至今,前沿空间经历了从海洋到外层空间的沿革,在未来将拓展至更深远的太空空间。海洋法治、外空法治、深空法治分别代表了前沿空间的过去、现在、未来。通过总结海洋法治的历史经验,其法治进路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从自然法向实证法的转换;通过考察外空法治的现行规范,可知其法治精神借鉴了海洋法治的基本原则,并以成文法规则的形式承载着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之间的较量博弈。通过反思前沿空间法治演进的历史经验和规范逻辑,可以为未来深空法治提供法理指引:以实证法规治类自然状态;以国际机制填补原则下的规则空白;以人类共同利益取代国家利益。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国际法地位及发展趋势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要求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不得被据为己有,可供国际社会平等开发利用,但应为全人类的利益且仅用于和平目的,同时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在现行国际法中,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具有强行法性质,主要适用于海洋法领域。尽管《月球协定》明确规定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但由于《月球协定》缔约国较少,该原则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在外空全球治理和空间商业化利用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对构建惠益分享机制具有指导意义,也为制定空间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国际规则提供了法律蓝本,因此,有必要完善其在国际空间法中的含义和具体规制,将其纳入未来国际空间法律体系。

外空资源法律属性的界定与中国立场

人类开发外空资源实际上是将人类对资源的无限欲望延伸至外空,界定外空资源的法律属性是研究外空资源开发法律问题的起点。依据人性的贪婪与否对外空资源的法律属性进行划分,基于“不贪婪”的人性,对外空资源法律属性作出的判断就是“人类共同遗产”;而基于“贪婪”的人性,对外空资源法律属性作出的判断就是“无主物”。在追溯“人类共同遗产主张”和“无主物主张”的中国和西方思想渊源、明确界定两种主张在外空语境下的含义、深入分析两种主张在外空领域的适用现状、讨论两种主张在中国相关制度建设和实践中的适用性问题及对两种主张进行评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外空资源法律属性的中国立场。中国在外空资源法律属性方面的立场应该是坚持“和平开发利用外空资源”“外空资源归全人类共同所有”“外空资源开发利用应对全人类负责”,以及外空资源开发“合作”治理等人类共同遗产主张。

我国城市地下空间法制化建设的进程与展望

系统回顾总结了我国自1980年代以来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法制化建设进程,分析归纳了近年来城市地下空间法制化建设的成就与问题,分析借鉴了国外发达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城市地下空间法制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分析预测了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发展态势,研究提出了我国城市地下空间资源开发利用的法制化建设基本体系、发展策略以及近期急需建立的法律法规。

信息安全与网络社会法律治理:空间、战略、权利、能力——第五届中国信息安全法律大会会议综述

阐述了学者们在"第五届中国信息安全法律大会"期间,围绕网络信息安全与网络社会治理中的基本问题所展开的探讨;认为网络信息安全法制建设需要站在国家战略层面,兼顾具体国情,厘清网络空间的主要威胁与法制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全面建构中国网络社会治理的实体与程序性法律框架;强调应重视新技术应用背景下的隐私与数据安全问题,并强化企业信息安全治理责任,发挥其在网络信息安全保障中的关键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兼与王晓同志商榷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若干思考》一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进行分析。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分属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别,应按照不同类别要求进行有针对性的保护。建议: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划分出文化空间、民族传统体育等类别,重视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法律保护和行政保护。

月球开发的相关法律体制研究

随着地球资源短缺问题的日益突出,月球以其丰富的资源和近地性不断吸引着人类的开发和探索,然而国际社会目前还缺乏一套完整的、统一的、有约束力的法律体制。从现有的国际公共领域资源开发法律体制和现有月球开发法律规范的研究出发,建议在月球开发法律体制的构建中,以开发的不同时期为维度,以便为构建月球开发新的法律体制献言献策,进而为各国的月球开发活动提供一些参考性的指导。

论长江流域政府间事权的立法配置

合理配置长江流域政府间事权,是《长江保护法》中法律制度体系建构及其展开的核心理论问题。作为以水为核心物质要素构成的空间,长江流域的事权具有特殊性。需要基于一定的空间观,从层级、内容、空间、性质四个维度,对这一特殊空间进行识别以确定事权的“范围”,进而在政府间进行事权立法配置。既有立法基于一元空间观,将长江流域视为“水系空间”。导致事权的立法配置存在流域层级事权虚化、弱化,仅针对单一“水”要素,对流域特殊性问题缺乏针对性事权配置,片面强调事权关系的单向服从等问题。当前,长江流域已成为长江经济带建设的空间基础和物质支撑。这为长江流域空间识别的重构理论,提供了一种特殊的驱动力。鉴于,国土空间布局是落实长江经济带功能定位及各项任务的载体。本文认为,长江流域应从一元空间观下的“水系空间”,升级为多元空间观下“以水为核心要素的国土空间”。据此,《长江保护法》在法律制度体系构建及展开的过程中:①为中央、流域、地方三个层级分别配置相应的事权,重点是重构长江流域管理体制,为流域管理主体配置相应的流域层级事权。②顺次建立流域规划、水安全保障、生态保护与修复、水污染防治、涉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五类基本法律制度。③针对长江流域特殊的“点”、“线”、“面”问题,设计流域特殊性法律制度对政府间事权给予配置。④在各级、各类政府间合理配置权威型、压力传导型、合作协商型、激励型等四类事权,形成配套法律制度。

论中国航天产品贸易管控法律制度的完善

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促进了航天产品贸易的规范化和自由化进程。目前,中国的航天产品贸易管控缺乏法律规制,无法适应航天产品贸易的市场化需要,也不适应世界航天产品贸易管控机制的发展。因此,中国必须加快中国航天产品国际贸易的立法进程,完善航天产品贸易的管控机制,制定科学的空间物项控制标准,积极参与多边出口管控国际机制,以构建完善的航天产品贸易管控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