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恩格斯对“法学世界观”本质的科学解释——基于《法学家的社会主义》的文本的解读

“法学世界观”是恩格斯在《法学家的社会主义》一文中深刻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时所提出的一个概念。但近几十年来我国法学界对“法学世界观”大多从字面含义去理解和使用,甚至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也称为一种“法学世界观”,而忽略了恩格斯在批判奥地利法学家安东·门格尔“法学世界观”时所具有的另一层寓意。那就是不能单纯从法哲学角度解释社会主义,而要从生产方式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客观必然性。否则,可能会淡化抑或混淆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与自由主义法律观的界限。因此,厘清“法学世界观”的意蕴以及形成过程,分析恩格斯为什么要以“法学世界观”作为批判之对象,阐明恩格斯在批判“法学世界观”过程中对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捍卫和发展,对于我们基于文本探寻恩格斯深邃的法律思想世界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作为掌握和改造现实之方法的道德和法律

法律和道德规范是对现实的反映并同时作用于现实。以精神实践方式反映现实的规范可以用来解释人如何适应他根本无法理解的现实。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确立需要经过实践确证。法律实证主义并非完全可靠,价值体系虽并非能被社会指标体系证明,但它是有效的。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应该考虑到道德规范产生的特点及其对个体的作用。

法律世界观紊乱时代的司法、民意和政治——以李昌奎案为中心

李昌奎案代表了一类"简单的""难办案件",无论法官如何决策,处理结果都不能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该案反映出这是一个法律世界观缺乏整体性和融贯性的时代。民意、司法与政治之间复杂的互动,以及社会对刑事司法系统的不信任,虽非中国特有的问题,但暴露出部分中国司法人员和学者对司法公信力、合法性、稳定性的理解是单维、偏颇的,缺乏健全的司法理念。经由对该案的讨论,本文强调,司法应该弥合而不是加大法律与社会的差距,如果司法要参与社会变革,它必须满足民众对公正的基本心理需求。另一方面,新媒体的兴起,使人们得以在事件流中辨识法律的社会意义,多元的法律世界观有可能获得融贯。

中国法需要什么样的世界观?

当下中国法律发展的世界观不仅依附于西方社会而且也深受二元对立认知模式的影响,这种有关"世界"的知识构想往往对"世界"作一种单一化、具象化的理解,给当下中国处理自身的法律发展经验以及描绘未来法律发展的图景造成了知识困境,也对中国在处理世界法律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当下多边且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所需要的国际政治法律观的形成上造成了障碍。在因中国崛起所带来的自身地位的变化以及全球法律秩序重构的多重背景下,中国法的发展无疑需要一种新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仅应当强调中国所面对的乃是一个多维、立体的世界,要求中国必须在开放的结构中对这个丰富的世界予以多元化的理解,以便主动作出恰当且灵活的因应之策;而且重要的是,这一世界观也应当将中国从世界经验与中国体验的"客体"走向"主体",还要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为此,这种新的世界观,不仅能够使得中国法的发展摆脱既有的二元对立知识范式,而且也能促使中国法的发展超越单一中心论的立场,进而尝试着在中西的互动互通中,在中西视角的不断转换中来观察并思考其自身与世界,从而使中国法的发展获得宽广的意义。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哲学基础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哲学基础是实践哲学。实践哲学在人类思想史上有着多样化的表现形态,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正是要挖掘多种实践哲学的思想元素,丰富自身的哲学内涵。实践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核心概念,具有多样化的思想维度。它具有一种本体论的维度,并蕴含了"中介化"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它还具有道德的维度,同时体现了自由自觉的创造本性。实践概念蕴含了自身的世界观立场,实践世界观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克服了物质世界观的绝对性和教条化,在肯定普遍的同时高度强调了"个别"的本体论意义,这对形成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自主性理论至关重要。实践概念内在地包含了实践智慧,实践智慧是产生于普遍与具体之间的行动智慧,同时包含了智识、德性与能力等多重维度。关于法的实践哲学将引导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理论设计与实践谋划。

青年马克思异化观念的凸显语境与初始规定

异化观念是青年马克思1843年初重要思想转向的关键,青年马克思异化观念的凸显语境与初始规定是什么?学界对此研究薄弱。马克思的异化观念受到费尔巴哈人本学的重大影响,它源发于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不满,肇始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其意旨是反对绝对理念,其核心是人化,积极成果是马克思历史视域的开启。经过这一思想转向,青年马克思理性世界观的危机暂时得以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