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法典法律责任的属性界定及其编纂

教育法律责任是指特定的教育法律事实使某教育法主体承担不利后果的教育法律依据。该定义更加贴合责任的词源内涵,具有较强的概念解释力,也符合现代法治的价值取向。教育法典法律责任应归属部门型法典法律责任,以行政法律责任为具体形态。这种定位有助于厘定教育法适度法典化的入典范围、帮助调和教育法典的属性争论、符合教育法典的编纂目的、契合官方的制度定位。教育法典法律责任应遵循价值理念统一、规范协同、比例适当的原则。在具体的编纂路径上,教育法典一方面需要对既有教育单行法中的法律责任条款进行妥善处理,“编”排入典;另一方面也要围绕教育法典内容的变动,“纂”制新的责任规范,适应教育法典既“编”又“纂”的要求。

行政法法典化“双重否定说”的解析与反思——与陈景辉教授商榷

行政法法典化有无可能、是否应当?行政法学者大多持肯定态度。但法理学者陈景辉教授认为,源于民法典编纂经验的法典一般理论有不足之处,进而主张部门法法典化的唯一根据是独立自足性完备价值;作为部门法的行政法一旦法典化,它就必定具有完备价值,就将成为不受宪法控制的独立自足王国,所以在行政法隶属于宪法之下时,行政法的法典化绝无可能、也不应当。这种“双重否定说”更新了法典一般理论,关于法典完备性的观点等多有可取之处。但其基础概念不牢靠,前提不足以成立,推论含有滑坡谬误等瑕疵。一方面,价值没有独立自在性,纵然完备价值也仅是法典化助益条件,并非法典化唯一根据;只要某个行政法规范群体(如行政程序法)的构造功能完备且调整规模够大,即可将其编纂成典。另一方面,宪法本质上并不完全控制行政法,而是既限制又容许行政法裁量规定,所以依宪推进行政法法典化,不会侵犯宪法正当性,反而能保障宪法实施,推进依法治国。总之,行政法法典化不但可能,而且应当积极推进。

论“部门利益法制化”的遏制

政府部门立法或人大委托政府部门起草法律法规时,政府部门往往会将自身权利最大化、自身义务最小化,把不正当的部门利益甚至个人利益夹带进来,从而导致部门利益法制化的出现。部门利益法制化使得当前相关的立法质量得不到切实保障。在中央和地方立法中,部门利益容易导致权力与权利关系的不平衡,权力与责任关系的不协调,权利与义务关系的不一致。市场经济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社会多元化和利益格局多元化,其必然又带来中国立法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利益博弈。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保持法律法规公正、集中地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遏制"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现象,就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而拓宽法律法规起草渠道、规范法律审议程序、立法公开透明化等具体措施可以从源头上防止部门利益法制化。

基于部门协调的区域规划法制管理探讨

区域规划在我国不只是一项技术工作,更是一项政治过程、一种政府行为。针对区域规划"条块分割"严重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情况,在分析国外区域规划实施绩效、困难、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强弱调控模式讨论改善区域规划法制管理的途径,提出我国现阶段切实可行的办法是立足于建立一套适合于我国国情的、用于明晰区域规划各部门权责的法制管理体系。

部门法理论革新论

部门法的划分在坚持主客观一致的基础上,还有必要强调主观的先导性。同时法要以人的行为为调整对象,要实现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与部门法体系的高度契合一致,具体做法就是将部门法界定为调整人们特定领域的社会行为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总称。除了以法所特有的功能与作用、立法宗旨、法所调整的人们从事社会行为的特定范围、法的调整方法作为部门法划分的实质性标准外,还要把法的调整原则、对应的集中统一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即法典、对应的程序法、法的调整机制等作为部门法划分的参考标准。另外,部门法的划分还要遵循法律逻辑学中的相应相称、子项外延互相排斥、划分的层次清楚、按同一标准进行划分的原则。

经济法的部门法理学建构

法理学与部门法学在基础知识领域的互通交融印证了经济法法理学命题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部门法哲理化思潮的涌现与经济法的时代转型为开展经济法法理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建构经济法法理学体系,首先需要探寻经济法部门的存在基础。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则需要以调整对象问题的探索为视点,着力从经济法的法律关系理论出发,以"主体—行为—责任"范式框架为基本路径,完成经济法的部门法理学建构。考察经济法之存在基础与经济法法理学命题之间的内在关联可以看出,未来的经济法法理学研究,正在由宏大叙事向微观论证转变,由追求体系独特性向探索哲理化之路靠拢。

论部门预算的主体、责任与效力——从行政、法律角度的分析

中国正在推进的部门预算改革是建立公共财政、法治财政的关键步骤。部门是最基本的预算主体,明确部门财政责任至关重要,这是部门预算改革的根本所在。财政责任必须落实到个人才有意义。预算的本质是法律,预算的职责是控制与监督财政活动。预算必须对所有部门及其责任人产生同等的法律效力。部门作为双重利益主体和官员个人谋求利益的场所,必须有完善的预算约束。

大部制改革亟待厘清的几个关键问题

大部制是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有效政府管理体制,我国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实际,在今年全国人大上,顺利通过了大部制的政府体制改革方案。实行大部制有利于决策、执行、监督的分离和制衡,有利于建设服务型政府。但前几次政府机构改革存在部门利益化阻挠,富余人员分流困难,法律制度供给不足等问题。因此,尝试通过对改革全盘考虑和审慎推进,加强利益协调和监督,完善法制三个途径来保障大部制的顺利开展。

环境法的性质定位:认知焦虑、理性回归及归位效应

以调整对象及调整方法的部门法划分为标准,形成了"行政法说""经济法说""社会法说""独立部门法说"等有关环境法性质定位的传统学说,造成了环境法的性质定位认知焦虑。基于对传统部门法理论下环境法性质定位困局的反思,又形成了"行业法说""边缘法说""交叉法说"等有关环境法性质定位的新兴学说,同样给环境法的性质定位造成了认知焦虑。其中,"领域法说"提出的"领域法"概念则为纾解环境法性质定位的认知焦虑提供了必要而妥适的解决思路,从而使得环境法的性质定位认知有了真正的理性回归。对环境法的领域法性质定位之归位效应的思察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环境法作为领域法的性质定位对生态文明时代的环境法学体系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构建一个全方位、宽领域、多要素的"三位一体"的环境法学体系,从而为我国环境法学之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立健全与完善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环境法作为领域法的性质定位对生态文明时代的环境法治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主要体现在统合环境立法、综合环境执法、集合环境司法、全民环境守法等多个环境法治环节,进而影响我国"多元共治与多规范协同"的、"四位一体"的环境法治体系工程建设与发展的基本方向。

人工智能时代图书馆面临的法律困惑及解决方略

伴随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各类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图书馆得到了广泛运用。但在人工智能时代,图书馆也面临着人工智能地位未获相关法律明确认可、服务内容与标准缺乏相关法律指引、敏感性人工智能应用的具体程序和损害救济机制欠缺相关法律的明确规范等法律困惑。为化解人工智能时代图书馆遭遇的各种法律困惑,从明确人工智能自身的法律地位、设定其具体服务内容与标准、设置敏感性人工智能应用的具体程序和损害救济机制等方面提出了解决方略。参考文献29。

领域法学视野下教育法学的理论定位与体系建构

领域法学作为一种回应新兴学科的研究范式,崇尚“问题意识”“综合视角”“创新思维”的理念。以教育问题为导向的领域法学,应当成为教育法学的理论定位,这能够充分弥补传统部门法学体系封闭的局限,有效回应我国教育法治迅速发展的实践需求。教育法学的基本范畴是与教育现象相关的法律问题。今后的教育法学研究应当注重从价值体系、内容体系、方法体系三个方面协调推进,系统开展我国教育法学的体系建构。

行政立法的“部门利益化”倾向探究——从彩票立法看开去

本文从我国行政体制入手,分析行政立法过程中部门利益化的各种表现和成因,以及这种倾向所带来的巨大危害,以期遏制危害,从制度、程序、运行机制等各个方面加以变革。

环境治理与法治保障的多部门法聚焦——广州市绿色经济与环境能源法研究中心学术研讨会议综述

环境问题日趋复杂,环境治理在不同的部门法中呈现出不同的面相,单一部门法不足以应对环境治理中层见叠出的难题,环境问题应由多个部门法共同施治。基于此,广州市绿色经济与环境能源法研究中心特邀多位专家、学者从宪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等多个部门法学视角阐发环境治理问题。与会专家、学者不仅对环境治理与法治(地方法治)、环境治理与立法、环境治理与执法、环境治理与司法、环境治理与区域合作、环境治理与公众参与等既定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还提出了法学如何因应全球化背景下的环境问题等新议题。经过探讨,与会专家、学者形成了一系列共识:环境法治仰赖于传统部门法与环境法形成一般与特殊的结合;环境法治既是政府的事情,也是公众的事情;环境法治应强调国内法维度和国际法维度的共同应对。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几个问题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仅靠宣传教育的形式是远远不够的.精神文明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和法制建设紧密联系,相互作用.要使精神文明建设卓有成效,必须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切实解决几个重大问题,并且持之以恒地做下去.

人工智能“逐案设法”治理模式的优化

面对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浪潮,我国倾向于针对特定技术出台“定制型”规范。这种“逐案设法”以多个部门联合制定的部门规章作为治理载体,能够迅速使新兴领域实现“有法可依”,但存在着规制范围重合、规制内容冲突及立法资源浪费等问题。“逐案设法”反映出行政主管部门的技术风险焦虑,是“万事皆有法式”传统理念的再现。为此,需要摒弃“零风险”的规制目标与“法律万能主义”的思维程式,优先借助行政指导、企业承诺及行业标准等柔性治理方式。立法过程应着重解决事物新特性与传统监管手段“不匹配”问题,通过引入立法评估促进规范的动态调整,以应对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更新迭代。

法哲学在何种意义上有助于部门法学

法哲学所面对的最大批评在于与部门法学及司法实践的疏离。部门法学知识的主体是法教义学,而法哲学是关于法的一般哲学理论,两者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疑难案件的场合。在法概念论的层面上,法概念争议会影响疑难案件中法律规范之效力的认定,这可能但不必然会影响裁判结论,但必然会影响判决的整个论证和说理的思路。在法学方法论的层面上,法律适用基本模式的分歧会造成裁判论证方式上的重要区分,司法哲学立场的差异可能会对相同的案件得出不同的裁判结论。在法伦理学的层面上,规范伦理学立场间的对立会影响个案的裁判后果。总之,法哲学的作用方式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通常在法教义学框架和体系内发挥作用;它旨在复杂化而非简化论证,试图揭示问题背后深层而复杂的理论分歧。

法国政府法律案效果评估机制及其启示

法国自20世纪70年代逐步建立起日益完善的政府法律案效果评估机制,2008年修宪则将其宪法化。议会通过政府法律案受益于政府的行政专长,通过立法前效果评估又能够剔除法案中的部门利益。效果评估机制在源头上保证了政府法律案的中立性,最终实现法律安全原则。消除我国既有立法实践中严重的部门利益,不应完全排除政府法律案本身,而应通过效果评估确保其中立性,就此可以充分借鉴法国的立法机制。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部门利益”问题

部门利益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瓶颈,它的存在阻滞政府职能转变,破坏法制统一,滋生寻租腐败,使改革与初衷发生偏离,成为建立现代公共行政体制的器质性障碍。因此,必须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强化制度建设,从体制和制度上有效治理部门利益,才能推进从"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的根本转型。

从多学科、跨学科视角理解教育法的部门法定位及其法典化问题

教育法定位问题论争历经30余年,至今未有定论。这表明论争不应拘泥于以往的思维定势,而须开创新的讨论范式,须从新的学术视角来讨论有关教育法的部门法定位以及教育法法典化的问题。法律体系并非一成不变,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公、私法的二元区分,教育治理体系的构建运行,教育法的软法取向等因素都在影响法律体系的结构形态,决定教育法的定位。教师法律身份的变化、学校与学生关系的变化、民办学校的分类管理、事业单位改革中公办学校法律关系的演变等都是教育法演进中的新动向。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使得公域、私域和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部门产生,对教育的法律调整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公法部门,而具有了多部门的性质。教育法法典化的最佳选择应是在清理现有规范资源的基础上,整合成教育法典的总则立法模式,采用“总—分”两步走的立法策略,实现教育法的体系化。

检察机关应对入世问题研究

入世对检察机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检察机关执法观念陈旧、检察权定位不准确、检察体制改革不完备和检察行为不规范方面。为尽快适应入世要求 ,检察机关应更新执法观念 ,树立人权保护意识、诉讼效益观念、公益监督意识 ,正确定位检察权 ,健全检察体制 ,使检察行为进一步规范化、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