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对法家与法治思想的现代阐释

晚清以来,面对国内外社会政治发展态势,章太炎率先擎起法家的大旗,开启现代法家研究之先声。章太炎对法家历史的祛魅为研究法家思想提供了契机,在还原法家历史时,他重新廓清法家学派与法家思想的概念及其联系,并融合儒、法思想以重建法家的价值体系。面对西方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冲击,章太炎主张从传统思想文化中汲取养分,强调因循传统和习俗来制定法律,镜鉴西方法治思想以熔铸中国的法治精神,并通过法家“著述定律”、法吏“听事任职”实践这一法治理想。虽然章太炎的法治建国思想含有颇多理想化成分,但他在法律准则的制定、法学学科的设置、法吏建设等方面的理念为现代法治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考,他所倡导的法治精神也直接推动了现代法学研究的新探索。

王充对先秦诸子文风的继承——以名、法二家为中心的考察

王充持论淡化道德伦理内涵、弱化价值判断,《论衡》部分篇章甚至只作事实判断,不作价值考量,价值理性完全让位于工具理性,文风冷酷、犀利、峭刻。这些基于功利主义立场提出的学说既缺乏必要的温情,又带有底层胥吏的政治空想意味,只是“治术”而非“治道”,注定不会被统治者采纳。王充行文特重概念界定的明晰性、文字转述的规范性、语言表达的准确性,但过度追求“综核名实”亦给《论衡》带来矫枉过正、“烦猥琐屑”、“乏精覈而少肃括”的缺陷,部分篇章甚至陷入名家末流“苟钩鈲鋠析乱”之弊。在讨论汉王朝政治文化建构、基层治理与士人出处等重大时代命题时,为达到特定的言说意图,王充惯于效法名家“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的言说方式,借诡辩与横说证成己论,表现出强烈的理论建构倾向,同时流露出其对“言说趣味”的迷恋。《论衡》上述特点折射出中古子学嬗变之迹。

“儒法合流”的历史逻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汉初的“汉儒批法”及随后的“儒法合流”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事件,其背后反映着封建大一统权力秩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乃至整个社会价值建构的客观要求,本质上是封建统治秩序的价值重构。但作为统治策略的“儒法合流”,并没有真正解决“家天下”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德治和法治的有效结合问题,反而造成了“礼高于法”等一系列封建社会秩序建构的缺陷,并影响到了随后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必须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探索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一致。

法家文化与秦朝的兴亡

法家文化与秦王朝的兴亡密切相关,它在秦国历史上的作用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秦孝公时期,商鞅以法家文化为指导实施变法,使秦国迅速壮大,为吞并六国、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确立了法家文化在秦国的主体地位;秦始皇时期,由于过度迷信并片面使用法家文化,实行君主专制,崇尚权术,严刑峻法,残暴统治,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秦二世而亡,同时也扼杀了法家文化的优点,极度膨胀了其不足。秦兴于法家,也败于法家,甚为遗憾!

法家模式评析

关于中国模式的理解,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立足于19世纪末期开启的新战国时代,可以用法家模式来解释中国模式。百年以来,尤其是当下,中国追求富国强兵,强调依法治国,注重加强和改进政治中枢的领导。这些主导性的国家实践、政治实践,都可以在法家学说的框架下得到解释。从根本上说,法家模式是新战国时代的产物。但是,仅仅沿袭法家模式是不够的,应当在法家的功利追求之外,为中国模式增添更多的伦理资源、道义资源。在法家第三期的背景下,应当思考法家模式转向"新儒法模式"的可能性。

格义的再现:法家学说与法学对等关系之建构

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为了促成中国人对于佛教名相的理解,竺法雅开创了格义之法。清末民初,在西方法学传入中国的早期,格义之法再次浮现:外来的法学被理解为中国的法家学说,法家学说与法学之间的关系,逐渐被建构成一种虚拟的对等关系。其中,严复运用格义之法,以中国固有的"法家"解释西方的"法学家";梁启超、沈家本、胡适等人以外来的法学解释甚至取代中国固有的法家学说,则是对反向格义方法的运用。反向格义也是格义。无论是以法家学说解释法学,还是以法学解释法家学说,都表明格义之法乃是中国现代法学兴起的一个环节。回顾法家学说与法学对等关系的建构及其终结,省思格义与中国现代法学之间的隐秘联系,是当下及未来中国的法学实现理论自觉的必要前提。

法家与兵家

分析法家对兵家的批判继承,采用综合比较的方法,以阐明法家思想中的军事因素,法家迫于战争环境的现实需要,其治国思想表现出很大的战时政策的特征,而兵家的治军理论则直接构成了它的思想渊源,兵家讲上下同欲者胜,法家讲一民于耕战;兵家讲恩威并重,法家讲以法赏罚;兵家讲立信,法家则讲信赏必罚;兵家讲诈敌,法家讲以循名责实驭臣民的诈术;兵家讲势,法家强调恃人不敢为非的制度化建设。法家在继承兵家思想的同时,将其治军措施扩大到了整个国家的领域,并更加系统化和制度化了。

略论先秦法家规范君权的政治思想

从现存文献看,法家最先明确提出“以人为本”、“以法治国”、“立天子以为天下”、“天下公平”、“以道正己”等政治思想命题。这表明,法家学说具有很强的思辨性、系统性、规范性、批判性,包含着相当丰富的限定、制约、规范君权的思想。对这类思想现象应给予全面的认识和客观的评价。

论秦汉政治文化整合过程中法家思想的变异

在秦汉政治文化整合过程中,法家思想大都得以落实。然而,在此过程中,法家思想发生了变异,集中体现在法家"真精神"的遗失。法家"法"的精义、变革现实的精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贵公抑私精神及法、术、势结合的理论体系等发生了变异,这些变异使得法家后来成为封建专制政治的帮凶。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需要剥离和清除这些消极的东西,以为我们的社会确定一个良好的文化基础。

法家法律政治思想与新农村法制文化建设

中国古代法家法律政治思想是中华法律政治文化的主要渊源,客观、全面地剖析法家法律政治思想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影响,汲取现代西方法律政治理论的精华,结合农村实际,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文化建设之路,是当前我国新农村法制文化建设的关键之所在。

论韩非学术思想的演进历程

韩非的学术思想是中国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纽结。从韩非学术思想的演进历程来看,少年时代的韩非主要学习申不害之学,创作《和氏》篇,是为韩非学术思想的起点。青年时代的韩非精研黄老道家的思想,创作《解老》、《喻老》。中年时代的韩非师事于荀子,受荀子的影响,创作《奸劫弑臣》、《杨权》等篇。在韩桓惠王末年与韩王安时代,壮年时代的韩非创作《有度》、《爱臣》、《忠孝》及《饰邪》诸篇,以之作为"谏韩王书",体现了当下所说的"研以致用"的追求。公元前234年,年过六旬的韩非进入晚年,他出使秦国,创作了《存韩》、《初见秦》,并以《难言》作为绝笔之作。历史性地理解韩非学术思想的起点、深化、拓展与定格,是全面理解韩非学术思想的必要环节,是深入阐述中国法律文化的必要准备。

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的衍变——以《管子》、《商君书》和《韩非子》为中心

中国的"法治"思想源远流长,始于先秦法家,从春秋时期的管仲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到战国时期的商鞅治国重"法",再到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的构建,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衍变过程,但法家的法治思想始终没有脱出君主专制下"以法治国"的巢臼。

朱熹与法家之学

朱熹作为理学集大成者,其思想呈现儒法交融,对法家之学的批判、融合与折衷,使理学法律思想较之于法家更有补治道,成为引导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几百年政治活动的思想规范。朱熹是真正的儒法思想家。

关于法家学说与秦代法制关系探讨

法家学说和秦代法制关系密切。法家学说是秦代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秦代法制是法家学说的切实贯彻。探讨两者具体的契合关系,有助于深层次理解秦代法律文化及中国古代正统法律文化的形成及丰富内涵。

慎到学派归属问题再辨

由于慎到思想中道法兼容,学术界对他的学派定位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虽说《史记》早就明言“慎到本于黄老”,但在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黄帝四经》之前,人们对“黄老”的认识非常模糊,从而误把“黄老之学”等同于道家学说。随着对黄老家研究的日渐深入,慎到的真面目逐渐被人们所认识。本文试图把学术界曾存在的争论观点做一总结,笔者认为,慎到的思想形成不存在由道入法的转变过程,其原本就是道法兼容的黄老家,慎到的学说特点体现为:吸收道家思想对法家理论进行本原化论证。

论三晋法家的思想体系

三晋法家的思想一度成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主导思想。在三晋法家思想体系中,历史观与人性论、以法治国论、君主专制论、严刑重罚论都服务于当时的主题——富国强兵。因此,研究三晋法家的思想体系,对于把握三晋法家思想的主流以及历史地位具有积极的意义。

简论儒道佛的心理保健方法

初步探讨了儒家、道家、佛家心理保健方法的主要特点、理论基础、基本要求和具体操作程序,以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创新中国特色的心理保健方法。

法家学派的由来及其界限

战国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学术主张和有师承关系的儒者和墨者群体，但并不存在以家标名的学派，更不存在有明确师承关系或其它内部联系的法家学派。儒墨道法等家产生于汉代的学术总结，而百家划分的基本标准是学术。法家区别于他家的界限是"言""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治术。

论法家学说的反噬现象

法家学说的反噬现象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但是自西汉以后的两千多年里,这个问题基本上没有受到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憾事。最近张祥龙教授就这个问题做出了新颖独到的分析,同时也开启了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的视域。以此为基础,通过剖析法家理论对君主素质的要求、法家在现实政治中的遭遇,以及法家学说的内在矛盾,希望进一步揭示法家学说反噬现象的必然性。

胡适“先秦无六家”论及其意义

在近代诸子学复兴中,胡适建立了新的学术典范。其中,"先秦无六家"论就是胡适提出的一大创见。所谓"先秦无六家"论是指先秦时代并不存在司马谈所说的六大学派。它的重点在于对"名家"、"道家"、"法家"的质疑和批判。在该论的建立过程中,胡适受益于西方逻辑学的训练,借鉴了梁启超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受到了顾颉刚的影响。然而,胡适之所以能够形成系统的理论,主要原因在于科学方法指导下的疑古辨伪学实践。此论破除了对先秦诸子派分的汉人论述之迷信,恢复了先秦学者因人研究的路径,对于当下的诸子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胡适的"先秦无六家"论是20世纪学术史上具有前瞻性和典范性的重大命题,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