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还是信法:新时代基层信访法治化的困境呈现、情境逻辑和路径构建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信访纳入“国家安全”的范畴,并将其作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点领域之一,凸显了信访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基层信访法治化建设是信访沿革的必然趋势,“信访不信法”“以访压法”“弃法转访”是基层信访突出存在的三个法治化困境。情境互动论是探究其深层次困境逻辑的理论支撑,也是对信访场域互动和博弈形式的反映,身份情境、形象情境、叙事情境是三个主要解构维度。基层信访法治化建设应聚焦在以协同治理强化身份认同、以群众路线推动形象叠加、以“五治融合”丰富叙事空间这三个方面。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新征程人民信访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国信访系统党员干部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中,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的核心要义,全面贯彻落实《信访工作条例》,突出统筹推进信访积案化解常态化和源头治理攻坚行动等信访工作重点,着力锻造高素质信访干部队伍,以务实举措坚决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信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努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信访工作新局面。

“草地故事”、论证性正义与中国信访出路

在中国法学研究中,中国法治建设目标的缺位,导致了诸多学术争论与制度设计缺少基本方向的指引。依据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与行动逻辑,辅之以中国社会乃为"物化社会"的判定,或可认为"论证性正义"可以作为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目标。如果以论证性正义来解释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问题,中国信访制度的出路就是一个恰当的实例。

刍议量刑建议书

当前,作为刑事诉讼中重要法律文书的量刑建议书,遇到了立法上的尴尬和法理上的瓶颈,除自身文书问题和执行突破外,在实践中也面临文书规范性不足、司法定位较模糊、内部救济不合理等问题,在主体和各方受众的观念上也存在现实的异化现象。然而,扮演"公诉职能的延伸、监督职能的需要、审判职能的参辅与预防功能的助力"的量刑建议书,不能因为存在问题而取消,而是需要我们做诸如"规范文本、端正定位,重塑规则、保持动态,扭转观念、发扬长处,增强互动,加强监督"等方面的规范工作,以求量刑建议书功能价值的合法发挥。

信访制度法治化问题研究

信访制度法治化有助于实现信访的表达民众诉求和解决纠纷等功能,而目前的信访存在一系列问题如信访立法滞后、信访机构的法律职能模糊、侵犯信访人及其相关人员的权利、信访程序欠缺合理规范等,为了实现信访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保护人民合法权利的作用,需要实现信访制度法治化,而要实现信访制度法治化需要提高信访立法的水平和层次、完善信访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法治宣传,树立正确信访观念等。从而让信访更好的服务于法治中国的建设。

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体系

公序良俗作为现代民法一项重要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在司法上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科学地界定公序良俗的概念,可以有效地防止其不确定性所带来的严重的负面效果。但要对其进行深入的解读,不能期望一个完美的概念界定,而应该变换视角,界定公序良俗的基本要素。在适用公序良俗时,一方面应确认其作为基本原则适用时的一般规则,另一方面应将法律行为违反公序良俗的判定标准客观化、具体化,形成类型化的个别制度规定。违反公序良俗,理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我国应该充分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经验,从实际出发,建构公序良俗适用体系。

论新时代涉法信访的公众参与

新时代涉法信访处于攻坚阶段,公众参与可以消除不必要的臆测和疑虑,增强信访制度透明度。发挥党群制度优势,拓宽公众参与范围,创新公众参与方式,把信访处理结果和信访人诉求交付公众评判。让公众参与之声取代纠缠闹访杂音,成为涉法信访过程中化解难题的溶解剂。

论我国公证遗嘱适用的效力位阶--以法律的价值理论与民众继承习惯的现实为视角

值此我国《继承法》正被立法机关修订之际,特对我国公证遗嘱适用的效力位阶进行考察研究。确定我国公证遗嘱适用效力的位阶,应当以现代私法追求的"正义、自由、效率、人权保护"等价值观和"以人为本"的目标为引领,结合当代中国民众继承习惯调查反映的民众对遗嘱形式的主要选择意愿,建议修改我国公证遗嘱适用的效力位阶之立法,以期彰显21世纪中国《继承法》具有的时代性、进步性特征,实现我国遗嘱形式效力立法的现代化。

人民建议征集制度:民意表达走向制度化的路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的要求。社会治理创新的核心问题是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政府决策与民意表达的层面上来讲,就是要充分重视民意表达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定位与功能,尽管我国已建立了保障民意表达的基本制度体系,但在实践中仍存在诸多体制与机制方面的问题,需要地方政府构筑多层次的民意表达渠道,增强对民意诉求的回应能力。上海市信访办开展的人民建议征集制度,从制度建设的层面探索完善民意表达的法律制度体系、改进民意表达效能,为民意表达走向制度化提供了借鉴。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法理研究

从权属特征、诉讼价值、法理基础3个方面对量刑建议权展开法理研究。量刑建议权作为检察机关公诉权的组成部分,具有专属性、程序性、非终局性3个权属特征;促进量刑公正是量刑建议权的首要价值,除此之外,提高诉讼效率、完善监督渠道、提升业务水平也是量刑建议权的诉讼价值;在法理上,量刑建议权既符合不告不理原则,更符合权力制衡原理。

论“互联网+”背景下工作人员应对网络信访工作思路转变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为网络信访的诞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其也符合互联网环境下政府治理变革的总体方向。网络信访工作人员作为“领导的助手”,处理信访信息是其重要工作。论文对网络信访的含义、优势进行梳理,分析目前我国网络信访存在的问题,提出工作人员摆脱传统信访工作处理思维、提高网络信访工作质量的对策。

法律监督方式与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

法律监督手段和法律监督方式都是检察权作用于监督对象的具体方法,两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仅仅是习惯用语的差异。除《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外,其他现行法律和各种规范性文件有关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方式的规定已日渐完善,并增补了一些《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尚未规定的法律监督方式。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时,应积极吸纳这些立法成果,有针对性地结合在三大诉讼领域开展法律监督的实际,重点增加一些普适性的法律监督方式,如调阅卷宗材料、调查核实相关案件情况、建议更换办案人员、提出检察建议以及督促提起公益诉讼等。

信访制度在社会矛盾化解中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研究

信访制度与社会矛盾化解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内在关联。尤其是其中的替代性糾纷解决与权利救济功能,被认为是信访制度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的具体体现。本文认为,与其他矛盾化解机制相比,信访制度在化解社会矛盾问题中具有一些特殊的作用。比如,信访制度是社会矛盾的反映,信访制度在化解社会矛盾中具有柔性、亲民和兜底优势等。我们充分肯定信访制度在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纠纷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应看到信访制度客观上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其化解社会矛盾作用的充分发挥。

信访法律规范体系概述

2005年国务院修改《信访条例》后,各地、各部门制定出台了多项地方配套法规政策,形成了以宪法为统领,以《信访条例》为基本框架,以地方信访法律规范、党政机关信访法律规范以及司法解释类信访文件等为主要内容的信访法律规范体系。结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本文详细阐述了信访法律规范体系涵盖的主要内容,以及它与其他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揭示出当下信访法律规范体系存在的“制度功能定位变化”、“法律规范位阶较低”和“立法体系庞杂且松散”等系列问题。

基于信访大数据的社会治理模式研究

信访大数据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引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已经成为发展趋势。通过从海量大数据中抓取有意义的数据,技术协助社会治理逻辑背后,是国家和社会的双向赋权、相互改造;公民有序参与社会治理,备受信任的政治体系更加有序可控;吸纳群众智慧和多元主体共治,奠定了公共决策科学化的社会基础;研判舆情爆发的时空特征、演化路径、科学预警使得社会风险可被控制。建立共建共享的信息服务体系,释放大数据对治理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要重点强化大数据社会治理的'盘活'和'赋能'。

《信访工作条例》带来信访工作的新变化

《信访工作条例》总结了党长期以来领导和开展信访工作的丰富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信访工作制度改革成果,坚持和加强了党对信访工作的全面领导,理顺了信访工作体制机制,为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信访工作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信访工作条例》的出台,开创了中国法治化的新思路,开启了中国法治进入党政融合的新征程,实现了信访法治统一性,预示着信访工作公共政策模式将正式起航。

推进信访举报工作长效发展的思考

信访举报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认为,新形势下应该从四个方面推进信访举报工作:一是信访干部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第一道关口,压紧落实责任,提升信访案件办理的质量和效果;二是抓住“关键少数”,把压力转化为动力,层层传导,重视信访问题,责任到肩;三是打造阳光信访、透明信访,把对人民群众的关怀体现在每一件信访案件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四是协调各方力量,多元化解信访案件,开创信访举报工作新局面。

完善基层群众组织参与基层信访矛盾化解的机制研究——基于对上海市嘉定区徐行镇的实地考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坚持把信访工作作为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基层群众组织源于群众、贴近基层、了解群众,具有很强的基层性、自发性特征,能够与群众直接对话和交流,最大限度获知群众最真实的想法。近年来,上海市嘉定区徐行镇党委充分发挥基层群众组织与党委、政府沟通的桥梁纽带作用,及时反映群众意愿和呼声,发挥基层群众组织在化解信访矛盾中“解压阀”和“缓冲器”的作用,有效预警和化解了一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信访矛盾,进一步和谐了党群、干群关系,夯实了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

基层乡镇信访:实践逻辑、现实困境与突围路径——基于广东省Z市G镇的调研

根据《信访条例》“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要求,大部分信访问题最终被分解到基层乡镇,并要求解决在乡镇,关键就是要将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解决基层乡镇信访问题,对做好信访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以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对广东省Z市G镇展开调研,通过大量访谈素材和典型个案,梳理总结G镇信访工作的开展现状、主要做法和实践逻辑,剖析面对的困境:信访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非正常上访增多影响镇政府正常运作、由信访而产生的逐级下压的维稳压力和“属地管理”原则的制约等,并从信访工作机构的组织建设、加强人力资源、信访调处措施的执行力度、多部门间的合力建设四方面,对完善基层乡镇信访工作体制机制、提高工作效能以突破现实困境提出改善路径建议。

诉访分离为什么越到基层越难?——基于对X市1501名信访工作者调查的研究

诉访分离在社会矛盾多元治理体系中,是控制一个具体的矛盾由法定途径还是由信访途径进行化解的关键政策;在社会矛盾大量涌向信访系统背景下,诉访分离是缓解信访工作机构压力的重要举措,也是基层信访工作机构的工作难点。本文通过对诉访分离政策执行中不同层级信访工作者诉访甄别能力的调查和定量研究,证明在诉访分离政策执行上,用案例研究发现的压力型科层体制中随政府层级下降产生的压力递增和资源递减情况确实存在;同时发现,压力递增和资源递减会导致信访工作者诉访甄别能力逐级下降,进而使高度依赖信访工作者判断力的诉访分离政策执行随政府层级下降变得越来越难;同时还发现,相对于工作压力递增,资源递减对基层诉访分离政策执行影响更大。改善基层执行难最有效的措施是向基层提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