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Construction of Deepening Anti - corruption Mechanism

It needs the foundation of system and the guarantee of organizational system for anti-corruption,but it is more necessary to build and form an effective anti-corruption mechanism,so that the anti-corruption can be really put into practice. Anti-corruption mechanism refers to a organic operation system of the interaction,interconnection and constraint between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parts) and elements of national anti-corruption,and as a system,anti-corruption mechanism should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ystem aticness,comprehensiveness,transparency,legalization,public participation,scientific dynam ic,and internationalism. The construction of deepening anti-corruption mechanism is the need for reconstructing the ruling legitimacy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 ent.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treating both root causes and symptoms is necessar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nti-corruption m echanism,com bating and punishing corrup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anti-corruption,an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rruption is the basic project of anti-corruption. Therefore,the construction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in the anti-corruption mechanism has a more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法治反腐背景下监委留置措施的法律属性及适用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出台后,留置措施作为监委的一项新型调查措施首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体现了法治反腐的新时代特征。《监察法》中有七个条文分别对留置对象、条件、撤销以及错误留置的救济等作出规定,为留置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监察法》对监委留置措施的规定有待细化,对留置的审批程序、执行程序、留置场所、监委留置权行使的监督制约等方面还缺乏细化规定,影响了监委留置作用的发挥。在法治反腐背景下,通过进一步明确监委留置措施的法律属性和适用条件,细化留置措施的相关规定,构建和完善监委留置制度,有助于实现留置措施运行的规范化、科学化,进而推动法治反腐建设,保障和实现公民基本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

法治反腐视域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新路径

由政策反腐向法治反腐进阶,是建立长效、稳定反腐机制,消除政策反腐弱效能问题的必然选择。实施法治反腐、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形成内外互补的异体监察权,明确国家监察权与行政监督权、司法监督权、纪检监督权三者之间的关系,优化国家监察权的内部权力结构,构建多职能一体的反腐败专门机构。目前,国家监察体制雏形已然形成,但其体制定位等问题仍需探讨。正确定位国家监察体制,前提是要理清纪检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之间的关系,重点在于制定成熟的反腐败《监察法》以及恪守人权保障的底线要求,以确保反腐法治阶段的顺利推进。

反腐败的国内立法问题研究

当前腐败问题的滋生蔓延,与法律规范真空太多、腐败分子有空子可钻有很大的关系。反腐败面临的重重困难,迫切需要有专门的反腐败法律和法律体系的支持。通过借鉴国外和中国古代的立法经验,从如何建立反腐败的法律体系、如何完善反腐败的法律条款等方面提出了一些见解。

十六大以来我国反腐败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十六大以来,我国更加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并取得了新的成效。一批腐败高官受到惩处,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行为和商业贿赂得到进一步治理,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和反腐国际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科学的反腐败体系得以建立。这一切使中国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转变,从以惩处为重点向以预防为重点转变,从经济、行政领域向政治领域拓展。但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要实现战略突破,还必须提速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提高打击对策的有效性和威慑力,提高制度执行的效率和社会的法治化水平。国家可以选出若干城市作为行政特区进行"廉洁岛"的试点建设。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努力建设法治中国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到2020年初步建成法治中国、到2049年整体建成法治中国,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和奋斗目标。为了早日实现法治中国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全面深化法制改革,制定建设法治中国的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加强和改善党对依法治国事业的领导,坚持民主科学立法、完善法律体系,全面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司法独立公正,通过法治重构社会公平正义机制,不断加强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切实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反腐治权",全方位地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构建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法律体系

腐败是破坏社会和谐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关系到党和政府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任务。依法反腐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构建中国特色反腐败法律体系是其前提要求。我们要积极加入或签署反腐败国际公约或区域性公约,集中力量制定综合型反腐败法典,适时修订和完善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努力推进反腐败的地方性立法工作。

建党90年来反腐倡廉法律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建党90年来的反腐倡廉历程是一个从命令反腐到运动反腐再到制度反腐的演进过程,反腐倡廉法律制度建设同样经历了这三个发展阶段。当前我国制定了以宪法为依据的一整套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和以党章为依据的一系列党内规章制度,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但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确立的国际标准相比,我国在实体法、程序法、制度层面,尤其是财产申报制度上,尚存在一定差距。应当从这三个方面着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真正建成胡锦涛总书记所强调的"科学严密完备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法治逻辑与法治理念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在政权建设领域承载使命、发挥作用的重要体现,蕴含着维护人民主权、依法治权治吏和良法善治的法治逻辑;可强化法治反腐的惩戒威慑、固笼防范、教育引导、服务保障、社会向善等价值功能;确立"零容忍"的法治反腐理念,形成"纪法共治""特别程序""实质正义"等法治反腐共识,对完成监察体制改革任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廉政文化范畴与廉政文化建设

人们对廉政文化的理解一般限定在精神文化领域,属于狭义文化的范畴;建设廉政文化的实践工作主要是廉政教育以及廉洁从政的习惯养成和氛围营造。随着依法治国战略的全面推进,反腐倡廉建设进入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的新阶段,由此引发了如何在法治视野下理解和建设廉政文化的思考。在法治视野下,廉政文化是一种广义文化,包括基本精神或核心理念、制度体制和管理机制、行为规则规范、日常实践和行为习惯等四个层面内容。应在反腐倡廉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建设廉政文化,更好地发挥"文化"化人的作用。

高校贪腐的刑法应对

目前高校贪腐成为高官贪腐之外人们关注的另一焦点,腐败行为从官场蔓延至高校。如何规制高校贪腐成为人们密切关注的问题。高校贪腐既有贪腐犯罪既有的特征,也有高校贪腐自身的特点;从刑法规定的贪污贿赂犯罪着手,分析其构成要件特征及现行司法解释,展开论述贪污贿赂犯罪目前存在的司法实践问题以及对于打击高校贪腐的作用及可能面临的现实困境;最后,从法律层面、制度层面提出打击高校贪腐的应对之道。鉴于高校贪腐行为的行业特殊性,在注重刑罚惩罚和预防的同时,应当强化对高校贪腐行为的制度约束和道德教化,此种路径可能更为可行和有效。

国际反腐败法律制度与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中心的分析

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变化,国际反腐败法律制度表现出立法的综合化、机构设置的专门化、职权的广泛化和国际合作的多样化等显著特征。而我国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与国际反腐败司法制度尚存在较大差距,必须对我国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进行改革。应采取全方位综合性立法的思路,制订反腐败法或修订刑事诉讼法,加强反腐败专门机构建设,提高反贪污贿赂局的法律地位,建立专门审判机构,赋予反腐败机构具有秘密侦查权等更广泛的职能,并参与国际追赃机制,扩大反腐败国际合作和交流。

反腐视角下的我国财产申报制度与刑法制度的衔接

财产申报与刑罚惩治是反腐斗争的两种法律手段:前者重"防",后者重"治";前者依赖后者提供保障,后者需要前者实行源头控制和提供法理基础。两者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我国主要依赖刑法制度反腐已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应尽快构建严格意义上的财产申报制度,并应以财产申报制度为主体重构反腐制度体系。我国刑法反腐应退至"二线"的"后盾"地位,并应根据财产申报制度进行相应调整。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是反腐倡廉的重要保障——建党90年来反腐倡廉的基本经验

建党90年来反腐倡廉经验表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既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反腐倡廉的重要保障。不断推进政府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仅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方法,更是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重要举措。我国依法行政预防腐败尚存在诸多问题,应当采取下列措施予以完善:健全法律制度,提高行政行为的规范性;弘扬法治精神,提高依法行政的自觉性;强化执法监督,提高依法行政的执行力。

法律外交与反腐败国际合作:以金砖国家为例

法律外交即将依法治国理念贯彻于外交关系当中,将反腐败国际合作等外交问题作为法律问题,依法处理外交事务,解决涉外纠纷。法律外交可分为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两种模式,前者是国家外交活动的主渠道,后者以社会组织和公民为主,是前者的有益补充。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在反腐败领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但由于实际国情与法律制度的差异,反腐败国际合作面临诸多难题。通过实施法律外交战略,从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层面,建立金砖国家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法治路径与制度模式,促进实现全球反腐治理的法治化。

现代国家政治文明的根基与灵魂——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战略意义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状况多种多样,但无论在哪种环境中,法治都是政治体制稳定、治理体系完善、社会秩序稳定的根本保障,是应对复杂性日益提升的现代大规模人群社会的有效方式。因此,尊重和施行法治,是人类法律文明发展的结晶,是当今世界文明国家的基本共识。

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必须处理好四个关系

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是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的重要内容。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与时俱进和不断创新是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科学化的必然要求,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则是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内在要求,而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又是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的有效途径。因此,在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的进程中必须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注重可持续发展和统筹兼顾。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最终是要落实到反腐倡廉建设的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必须把党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方针政策、领导体制、工作格局、成功经验等用法规和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用国家强制力和党的纪律保证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的立法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目前我国反腐法律体系虽已基本形成,但存在反腐国家法律和反腐党纪党规的互相冲突,缺少一部统一的反腐败专门法,有关反腐败的相关法律规定不够完备,影响到反腐败的实际效果。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国家反腐败法和若干关键性反腐败单行法规与配套法规,进一步完善反腐败罪名体系,加强反腐败立法协调,以满足依法反腐的现实需求,实现与国际反腐法律接轨,夯实从源头上铲除滋生腐败土壤的厚实法制基础。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监察法治思维体系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深刻的监察法治思维,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形成了立体多层的监察法治思维体系。从理论维度上看,囊括了党的领导思维、人民主体思维、中国法治思维、全面反腐思维;从实践向度上看,强调将党的领导贯彻于反腐实践,通过法治反腐来增进人民幸福,促使监察制度优势转化为监督治理效能,凭借高质量监督推进反腐工作高质量发展。监察法治思维体系集中表达了新时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的基本逻辑与核心要义,即党以法治的方式实现对公权力运行的全面监督。习近平法治思想发展了监察法治思维并引领监察法治实践迈向新高度,促进全面依法治国中党的领导更有制度体现,反腐为民更具制度效能,法治方式更有人才支撑,全面反腐更具法治保障。

马来西亚《举报人保护法案(2010)》评析

举报人对遏制贪污腐败犯罪和其他不法行为的重要作用已被广泛认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注重和加强举报人保护法制的研究。马来西亚《举报人保护法案(2010)》是该国在反腐败法制建设方面的最新成果,是英、美等发达国家关于保护举报人的实践经验和先进理念同马来西亚国内实际的结合而成。该法案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以助于进一步夯实我国举报人保护法制建设的基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