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立法视阈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概念的界定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概念的界定问题上,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相关事项的地方立法采取了概括式、列举式和概括列举式三种表达模式。地方立法遵循明确本质属性、立足历史实践、突出典型特征等逻辑进路,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和增强了事实与规范的相对称,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名实关系”达成了相对“统一”。目前正在制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在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概念时,应当吸收地方立法经验,兼容并蓄,择善而从,同时还应当处理好其与宪法规范的关系,实现与特别法人定位的有效衔接,正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分化问题,重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他经济合作组织的区别,以确保法律概念界定的科学性和适用范围的准确性。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底层逻辑与应然表达——面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背景的深思

目前试点地区围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保留和丧失的判定并未形成统一的标准。这一问题亟需认真对待。明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判断标准,不仅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法律制度构造的逻辑前提,还是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基础性工作,更是保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合法权益的现实需要。不排斥集体的自治、契合集体所有权的本质属性、采动态系统论范式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建构须遵循的法理逻辑。就体系定位而言,在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中明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不仅是满足这一部门法体系架构和逻辑展开的内在需要,更是积极回应现实诉求,保障最广大、最艰辛的人民群体的基本权利的有力表达。就规则设计而言,围绕成员资格取得、保留、丧失三个方面设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较为妥当;此外,还需要针对嫁入妻、招入夫等特殊群体设置相应的规则。

外嫁女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问题研究——基于人民法院审结的244个相关诉讼案件统计分析

是否具有农村某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外嫁女能否参与该集体经济组织内部重大利益分配的最主要因素和关键所在。统计分析244个涉外嫁女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件,可发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认定外嫁女的集体成员身份时存在程序不正当、标准不合理等问题;各地行政机关介入集体成员身份认定的模式多样,且并无明确法律依据。人民法院审理外嫁女等原告是否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案件时评判标准及裁决结果也不统一,不予认定的理由包括相关法律法规缺位、争议应由行政机关处理、属于村民自治范畴等,不同案件中的身份认定标准差异较大。鉴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事关农业户籍居民的基本生存保障等重大利益,建议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中设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登记制度,人民法院应统一确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司法认定的标准,明确行政机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上负有指导责任,同时规定外嫁女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保留事项。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终止的法理证成与立法展开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终止制度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不可或缺的制度设计。学界围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终止、特别是破产问题争论激烈。地方立法已经围绕合并、分立等终止情形进行了实践探索。构建完善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终止制度对巩固和完善农村集体所有制、完善和优化市场经济体制、激活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颇具实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终止的“特别性”集中体现为终止制度目标的多元性、终止事由的严苛性和终止规则的强制兼自治性。应当在充分反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终止“特别性”法理的基础上,围绕终止事由和类型设计、登记机构和程序选择、集体财产处置的程序规则等展开立法表达。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立法路径选择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在理论界主要有法定化和自治两种立法路径的争论。为更好地维护成员权益,顺利推进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应选择法定化为主、自治为辅的立法路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制度包括法定资格认定标准与程序、自治决定成员资格的范围与程序两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法定资格的认定标准应区分既有成员和新加入成员:对于既有成员的认定标准,法律应明确规定,同时明确,集体决议不应随意剥夺其成员资格;对于新加入成员的认定标准,除法律规定外,集体可以有更大的自治空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治决定成员资格的程序应交由集体决议。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立法基础探析

《宪法》《民法典》以及《农业法》等其他法律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立法提供了制度基础。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以及研究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等政策内容的确立和发展,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立法奠定了政策基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实践、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践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地方立法实践,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立法夯实了实践基础。目前,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相应的立法基础已经具备,同时,其理论供给和方案支撑等还需开展深入研究和讨论。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角色扭曲与社会变革背景下的立法重构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之初,在经济职能之外就肩负着建立公有制、提供公共产品、保障成员生存等政治职能,各种职能之间的冲突导致其在主体角色定位与运行上陷入混乱。不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目前管理农民集体财产、维护集体成员权益较为合适的机构,不应被抛弃。在农村社会变革的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被改造为自我管理的纯粹经济组织,依据市场规则建立主体运行制度,并按照财产权规则重构成员权制度。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标准的法律分析与实践

成员资格标准的法律缺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征地补偿费等成员利益分配纠纷频发的主要原因。成员资格标准的法律缺失根源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嬗变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相关立法的逻辑障碍。通过立法完善成员资格标准时,应以在本集体内生产、生活的状态和对本集体土地利益的生存依赖作为基本依据,淡化户口对于认定成员资格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以天津高级人民法院的规定为基础,提出一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标准立法的建议方案。

究竟如何理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

制定一部适应我国国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不仅是落实我国《民法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相关规定的内在需要,更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诉求。目前学理上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的理解尚存分歧,亟须在法理上予以澄清,这是保障其立法顺利进行的前提。基于法思想、法技术和法效果等层面的深入透视,在当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中,亟须在以下几个争点上达成共识: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宜定位成集体所有权的主体;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的设立不宜以农民出资为必要条件;三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包括但不限于农民集体成员;四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的终止不影响农民集体所有权的法律地位。以上判断乃是我们妥当理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这一组织体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法律思考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适应时代发展的产物,是农村经营体制的创新。随着我国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为农业生产发展、农民收入提高和新农村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凸显了一定的功能。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探讨了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法律障碍,提出了破解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法律障碍的建议。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的若干重要问题研究

作为民事主体之特别法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主要组织载体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没有自身调整和规范之专项法律,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之迫切要求。针对新时代承载多维载体性、多元功能性、多样目标性、多重职责性的社区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复杂性。为促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成为创造良好的主体运行平台、治理创新平台、经济发展平台、农民增收平台、公共富裕平台的一部良法,本文首先从社区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演变着手,并梳理现行社区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实存在的七种形式;再重点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主要方向中股份(经济)合作社与经济合作社进行异同分析;最后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应该重点关注和考虑的八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形态的准确定位与立法选择

农村社区合作股份组织是一种以原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社区,以其成员为股东,以保留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不变,将集体资产折合为一定的股份形式分配到个人的一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态。农村社区合作股份组织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新型城镇化和农村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型组织形式,它适应了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彰显了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态理论发展的新趋势。农村社区合作股份组织具有区别于公司企业、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企业、农村合作社的特质,应出台专门立法加以界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立法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直缺乏统一的立法,而现有的乡村集体企业立法和专业合作社法都无法调整当前农村主要的集体经济组织行为。《民法总则》立法上虽然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依法取得法人资格,但是由于我国现有的法人管理登记程序无法适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因而必须建立一套新的规范体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立法在我国乡村振兴大的背景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国应当尽快启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立法程序,为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健康、规范发展提供有效的立法指导。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概念界定与立法表达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涵与外延界定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立法的前置性问题。学理界定尚未形成共识,学理界定与法律界定的表达方式不同,但是,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理论支撑。国家层面立法存在明显缺失,政策表达、地方立法和改革实践可为法律界定提供借鉴与支撑。法律规范中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涵,应表达为“以乡(镇)、村、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为基础建立的合作经营、民主管理、服务成员的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外延的立法表达,宜采纳“正面列举+反面排除”的综合表达模式。城市建成区范围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参照适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有关规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资格的立法研究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形成与发展有其特殊的政治历史原因。目前我国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没有专门立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具有法人资格,这是人们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认识不够、法制不健全、全面依法治国推进速度缓慢造成的。建议尽快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和其他资产归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农村集体资产财产权经营管理的唯一法定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集体行使财产权,具有依法、独立行使集体财产权的权利。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刍议

基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应采取分业立法模式 ,分别立法 ,重点是制定单独的《农业专业合作社法》 ,并明确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地位 ,合作社设立、变更与撤销 ,合作社管理 ,合作社成员的权利和义务 ,合作社产权及盈余分配制度等。

论“研究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法理遵循

"研究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必须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现行涉农法律法规,更重要的是要体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坚定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对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进一步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助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法制保障。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申请审批问题研究——基于地方立法文本的分析

地方立法中的申请审批条款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农村宅基地申请审批的实际状况。通过对地方立法文本中关于申请审批的立法模式和内容构成的统计分析,发现我国目前宅基地申请人的资格不一,审批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体位置虚缺,而且宅基地立法层级很低,立法清理工作不及时。我国今后应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内涵,强化宅基地所有权人在审批中的作用,制定统一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法》。

论集体经济组织吸收新成员事项的立法规制--以湖北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地方实践为背景

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成后,应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对潜在新成员类型化为国家安置的移民、现有成员的子女和配偶以及其他自愿申请者三种。但上述潜在新成员并不宜全部通过集体自治的方式取得成员资格。对于国家安置的移民,应明确规定依法取得成员身份,但自愿投靠亲友并放弃安置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者除外;对于现有成员的配偶、子女,应规定其申请成员身份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得拒绝。同时,在立法中应明确,成员的配偶、子女取得成员身份后,仍属于相关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户的“家庭成员”。对于上述两种类型之外的其他自愿申请者,应尊重集体自治,而不宜在立法中强制规定取得成员身份的“对价”。同时,应将表决方式限定为“人头多数决”。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论纲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应当遵循三项基本理念:第一,坚持一般与特别相交融的理念,避免片面强调特别性而忽略法人制度的一般规则;第二,坚持自治与强制相结合的理念,构建以自治为基础的法人治理机制;第三,坚持民主与效率相协调的理念,明确表决机制设计中的民主管理特色。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的规则设计应注意两个问题,即调整对象限于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形成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调整内容主要包括以组织法为核心的相关规范,并体现成员权利的特别性。在未来进路上,应当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的现实约束和未来方向之间的关系,明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未来方向的限定条件,尽量避免法律的滞后性影响实践中法人治理机制的积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