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的独立构建理路

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不仅是全面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键举措,故创建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势在必行。通过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可以实现人权保障价值、程序正义价值、程序简化价值以及程序公开价值的统一,使其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从本体上看,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包括启动时间与方式、协商内容与方式、结果确认等运行要素,以此夯实独立性的基础。为了更好地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还需强化配套机制建设,包括构建相对独立的自愿性审查程序、确保认罪认罚证据开示及同步录音录像,保障控辩双方的撤回权、协商结果的上诉与抗诉、强化认罪认罚案件庭审程序的实质化等。

刑拘直诉机制的批判性思考

认罪认罚从宽背景下,刑拘直诉机制作为推动速裁程序提质增效的制度设计之一,是我国在实践中探索出的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处理机制。该机制在促进刑事案件繁简分流、落实认罪认罚从宽理念、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等方面具有显著价值。但自其实践之日起,其在合法性与合理性方面便存在如法律依据不充分、监督机制不完善、人权保障不足等诸多争议。立足当前司法体制,应深入贯彻“以非羁押措施为主,羁押措施为辅”的基本原则,在明晰刑拘直诉机制效用与流弊的基础上,对刑拘直诉机制予以废除,并借助大数据、云地图等手段,推动我国非羁押诉讼模式的塑造完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腐败滋生风险探究

熟识的场合中,个人利益依靠“人情”联系起来的人际关系仅凭借个体的力量难以得到实现,因而“互助”成为潜在规则,对国家制度造成破坏。非熟识的场合中,除非行贿、受贿的预期损失极大并超出双方各自的预期利益,否则博弈双方更倾向于做出行贿、受贿之决策。足够强大的腐败规制力量是权力拥有者拒绝走向腐败的最后一道防护门,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及检察机关主导作用下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为腐败的滋生留下空间。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程序属性解读——从两个试点办法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的文本分析

为保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效运行,有必要正确认识其程序属性。第一,程序嵌入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嵌入的方式与既有的刑事诉讼程序衔接,形成了多元程序建构。第二,程序合意性。以政策引导、制度形塑替代利益驱使下的自然博弈,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合意机制的基本属性。第三,程序正当性。作为制度正当性基础的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从宽"自愿性"标准,具有认识要素和意志要素双重规范结构。认罚从宽以功利主义的逻辑去让渡刑罚权,对此更应该警惕无原则宽恕对实体正义产生的破坏性,应考虑以细致的实体规则及裁量标准,明确"从宽"的边界,促进刑罚适用的均衡。

认罪认罚从宽:从政策到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工作已经展开并取得成效,但有关认罪认罚从宽的讨论仍未停止。本文基于刑事政策的立场,探讨了认罪认罚从宽的定位,主张应循着从政策向制度演化的路径来认识认罪认罚从宽;推行认罪认罚从宽,不单是诉讼经济或效率的考虑,还有更深层的实体法依据(如实现刑罚预防、修复社会关系、彰显宽恕精神、体现刑罚谦抑)和刑事政策或公共政策根据(彰显犯罪治理的自信,鼓励犯罪人与国家司法合作);最后结合试点工作办法,就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创新进行了初步探讨。

一般不应抗诉:认罪认罚后“毁约”上诉的检察谦抑

认罪认罚被告人在一审宣判后以量刑过重为由上诉,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践中时有发生,检察院能否以被告人不再认罚为由同步抗诉争议较大,实践中各地情况也大相径庭。因上诉而抗诉既有司法"霸凌"之嫌,也有"违法"之嫌,存在一定的操作盲区。应当重新认识上诉制度的重要价值,辩证看待认罪认罚又上诉现象,充分把握抗诉制度着力点,确立检察机关对认罪认罚被告人上诉"一般不应抗诉"的谦抑行权原则,以走出"抗上诉"的审判监督误区。

辩诉交易强迫认罪问题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警示

美国辩诉交易要求被告作有罪答辩必须是出于自由意志的行为,但是,由于检察官在刑事司法中拥有绝对权力,律师作用有限,被告在决定是否接受控方提供的交易条件时几乎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种机制性强迫压力的存在为无辜被告认罪的现实和心理学实验研究所证实,并已经引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关注。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样强调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但是由于"自愿性"标准不明确,且其也存在控审权力配置不当、律师作用更为有限等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样存在强迫认罪甚至使无辜被告认罪的风险。为有效防控此种风险,需明确"自愿性"标准,整体性、系统性推进刑事司法改革,并注重制度推行中的科学性。

监察程序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论——以《监察法》第三十一条为中心

《监察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了监察程序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兼顾实体标准和程序要素,具有强化监察权运作和保障被调查人权利等价值意蕴。但是,监察程序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不尽相同。监察程序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在实践中已经暴露出启动标准严苛、适用范围有限、权利保障不足等问题。为实现监察调查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有效衔接,需要对监察程序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进行修改完善,主要包括:一是通过协商性办案机制增强被调查人的“自愿性”;二是扩展涉嫌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范围;三是增设认罪认罚承诺书以强化对被调查人的权利保障。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侦查阶段的构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提出之初,学术界对其是否适用于侦查阶段形成了正反两种观点,而各地的试点改革力度很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完善侦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将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促进发现案件真实,并有利于倒逼侦查办案公开化、规范化。随着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的颁布,侦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构建将成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需要完善的重要内容。应当确立权利告知、建议、认定、从轻处理这一完整的程序,结合讯问程序改革、加强检察院监督、全面保障辩护权、明确从宽处理权等进行制度保障。

认罪认罚从宽之值班律师制度:问题与对策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值班律师制度的创设是当前刑事辩护制度改革的一大突破。值班律师介入认罪协商具有实体和程序的双重价值。由于值班律师制度的实践时间不长,值班律师在认罪协商中的参与程度不高,值班律师进行法律援助的效果不理想。有必要对当前的值班律师制度进行反思,尝试建立强制辩护的值班律师制度;明确律师在认罪协商制度中的辩护人地位;细化值班律师的值班职责;确立值班律师全程介入原则。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转型逻辑

菲利教授基于美国基层法院刑事诉讼处理的鲜活视角,采用法律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解释了美国司法系统对于“辩诉交易”的偏好。对于卷入诉讼纠纷的当事人而言,“程序即是惩罚”使得审前程序的制裁功能不容忽视。并且由于辩诉交易的大量采用,刑事诉讼惩罚的重点开始从“审判”转向“预备”性质的审前程序。菲利教授的这一基本判断,对于审视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建构逻辑具有启发意义:着眼于简化审判程序的改革,是否能够真正达致提高诉讼效率的改革初衷。由此转向一种以简化审前程序为重心的程序分流可能,即界分证据要求与证明标准,从司法证明层面切入推动审前程序成本的降低,在保持证明标准不变这一底线要求的基础上,彰显认罪认罚从宽的效率取向。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几点思考

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同时不能忽略对被害人诉求的合理关注,试点方案应当把对被害人的参与权、赔偿权、知情权的保护纳入到此次司法改革中来。试点方案突破了原有刑事法律援助范围的限制是一大亮点,但法律援助律师的可能缺位、参与程度偏低和法律援助质量的难以保障需要进一步完善。非正常上诉情形加大了个案司法资源的投入,损害了诉讼效率,有必要对上诉范围进行合理限制。试点方案应当考虑对证据的收集及证明标准进行重新厘定,但不应当降低证据的收集及证明标准。

认罪认罚从宽视阈下的量刑困境与优化路径

《刑事诉讼法》已经确定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之后可以从宽处理,但这种程序性激励的从宽后果并没有在实体法上得到追认。认罪认罚从宽虽兼具程序与实体的双重属性,却无法获得与自首、坦白等法定情节的同等法律地位。试点过程中“程序从简有余、实体从宽不足”的弊病在全面施行之际仍然存在,并随着在重大刑事案件中的扩大适用而不断放大。值班律师为被追诉人提供帮助的“缺乏实质化”并不会因辩护律师的身份获得而明显改观。辩护人提出量刑意见的“议刑权”无法与公诉人发表量刑建议的“求刑权”等质齐观。为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确实施与健康发展,应当在《刑法》中将认罪认罚确立为法定减轻处罚情节。控辩审三方需建立沟通机制,确保认罪认罚的量刑法律后果在司法机关形成共识。律师应加强量刑辩护预期管理,树立针对不同程序区分辩护的格局观。法院应当坚守量刑裁判的主导权,强化对文书量刑部分的充分说理。

职务犯罪调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的探讨——以《监察法》第31条为中心

职务犯罪案件的认罪认罚从宽由调查阶段的认罪认罚从宽和诉讼阶段的认罪认罚从宽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31条确立调查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并对其条件和程序予以规定,相比在诉讼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要更为严苛。由于在调查阶段与诉讼阶段对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存在差别,当两者在对接时就可能产生一些问题。表现在形式性对接是否必然,即监察阶段的认罪认罚从宽是否必然导致在诉讼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实质性对接如何处理,即如何保障和落实被追诉人的实体权利,以及是否有必要建立独立的职务犯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些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思考会得到不同的答案,还有待实践的检验,以探索出最适合职务犯罪认罪认罚从宽的发展之路。

刑事速裁案件二审程序研究

对刑事速裁案件应否采用两审终审制,我国理论界存在激烈争议。立法和司法实践虽认可速裁程序适用两审终审制,但刑事速裁案件二审启动率低、上诉撤诉率高、量刑争议占二审启动事由比例高等现象表明,简单适用普通二审程序不符合速裁程序运行的客观需求。此外,上诉是否导致被告人认罪认罚效力被否定也是刑事速裁案件二审程序必须解决的问题。重构刑事速裁案件二审程序应当以均衡价值观为指导,明确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对法官裁判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强化一审法官的审查义务并建立在不采纳量刑建议时一审法官的强制说理机制,在确保一审法官向控辩双方充分释明的基础上对刑事速裁案件二审程序的启动条件进行限制。

认罪认罚从宽改革中的值班律师参与及其完善

根据中央司改文件精神,值班律师制度已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司法改革的重要配套措施而被强调。然而,要充分发挥值班律师制度在认罪认罚从宽司法改革中的实际作用,有必要就值班律师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的配套制度设计应当基于何种人性基础、其角色功能的发挥又受到何种条件约束等,进行理论与实务有效结合的研究。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场域中,值班律师制度的完善,应当在周全考虑人性基础的前提下,客观地定位值班律师的角色,合理利用和安排对值班律师角色功能的制度约束条件。同时,应调整值班律师报酬体系,建立或完善值班律师转任辩护人制度和无效辩护制度,促进值班律师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司法改革制度的有效衔接。

论刑事审判程序繁简分流的界定——基于程序繁简分流的划分标准、影响因素及运行模式的分析

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的本质是程序正义在其最低限度实现的基础上,为了追求程序的经济性而将无必要保留的程序合成部分予以省略的诉讼程序样态。其分流的划分标准在于程序合成的繁杂程度;影响因素包括诉讼合意程度、当事人处分和实体正义实现的难易程度;上述三种影响因素间的组合会形成不同类型的简化性程序运行模式。我国的简化性程序模式具有类型单一、适用率低和非效率性价值因素较多等缺陷,需要通过改革简化性程序的条件和模式等措施予以完善。

单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问题初探

当前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对象主要是自然人,法律对于单位能否适用认罪认罚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然而,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一些被告单位要求适用认罪认罚的刑事案件。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从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理论出发,明确单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同时,根据实践中制度适用存在的自愿性认定困难、程序设置缺失以及担心涉诉信访而限制制度适用等问题,从主体、程序、量刑建议和权利保障四方面提出单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建议。

法律变革主义视野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刑事诉讼法学领域研究认罪认罚从宽的主要范式之一是运用刑事诉讼模式对其进行静态对照,鉴于我国所处的独特的社会主义法系背景,刑事诉讼制度处于自上而下的不断改革中,应当运用动态视角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加以观测分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没有遵循自然主义进路,可以从制度线、适用线以及比较线角度分析该制度的法律变革主义特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生成与实施具有改革性、规划性和效率性,改革红利是通过指令性、管理性、层压性的治理实现的。认罪认罚从宽疾速推进过程中难免产生一些阵痛,需要尽可能减少过度激进以及擅断造成的法解释力匮乏和制度矛盾,及时查漏补缺,不断健全完善该制度。

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研究——基于三个角度的分析

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对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权利保障相对薄弱,尤其在与被害人权益紧密相关的不起诉程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及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体现更为明显。随着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保障的进一步强化,与此对应的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不容忽视。应当从不起诉程序中被害人权利保障实质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予以充分关注以及提升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可履行性角度,更加重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有效维护其合法权益,助推刑事诉讼目的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