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ationale for Victims' Cooperation in Cases of Pleading Guilty and Accepting Punish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tecting the Right of Ac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more frequent application of the leniency system for pleading guilty and accepting punishment,the connotations of the rules on victim involvement should be enriched in the 2018 Criminal Procedure Law.Victim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concept of cooperative justice will also have an intention to cooperate,thus resulting in a rationale for victims’cooperation.Victims’cooperation features a subjectivity of interactivity,understanding,and constraint.This kind of cooperation faces the accused,the procuratorial organ,and the court.The jurisprudential function of the rationale for cooperation of victims is embodied in such aspects as recognizing the victims as eligible subjects,enhancing the legal force of the recognizance in a case of pleading guilty and accepting punishment,and consolidating the legitimate basis for victim to obtain legal assistance.Oriented to protecting right of action of the victim,understanding and developing the rationale for the cooperation of the victim can start by reaching a judicial consensus on the"two limits"principle,optimizing the right of action system for victims,achieving the interconnection of multi-level litigation systems,and improving the rules on lenient punishment to enrich the plan for protecting victims’right of action in cases of pleading guilty and accepting punishment.

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的独立构建理路

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不仅是全面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键举措,故创建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势在必行。通过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可以实现人权保障价值、程序正义价值、程序简化价值以及程序公开价值的统一,使其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从本体上看,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包括启动时间与方式、协商内容与方式、结果确认等运行要素,以此夯实独立性的基础。为了更好地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还需强化配套机制建设,包括构建相对独立的自愿性审查程序、确保认罪认罚证据开示及同步录音录像,保障控辩双方的撤回权、协商结果的上诉与抗诉、强化认罪认罚案件庭审程序的实质化等。

论认罪认罚制度中从宽的确定性——以主客观分层理论为视角

认罪认罚制度中“从宽结果”“从宽因素“”从宽评价主体”等因素具有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使得“从宽”的确定性问题需要特别予以关注和澄清。从法律文本来看,“从宽”具有不确定性。以主客观分层理论为视角,即在区分主观层面(评价)与客观层面(结果)基础上,就主观层面的确定性而言,认罪认罚“应当从宽”,只不过,在客观层面的确定性上,它可能表现出一种“未必从宽”之样貌。对认罪认罚制度中“可以”从宽的规定,应按照上述“主观层面应当从宽,客观层面未必从宽”的理论逻辑来理解和适用,而不应简单地理解为“可以从宽,也可以不从宽”。

协商性程序中无辜者认罪的十大“病理”

与对抗性程序相比,协商性程序中无辜者的认罪更令人困惑,认罪原因也更为复杂,探求此类错案的“病理”具有特别重要的实践价值。基于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和西方国家辩诉交易的相关案例发现,无辜者之所以错误认罪,其背后往往存在以下因素:事实误解、法律误解、厌恶诉讼风险、惧怕严厉刑罚、受量刑折扣诱惑、避免“惩罚性的过程”、急于摆脱不利的生活困境、检察官的不当行为、律师不良建议或法律帮助不足、被追诉人恶意或特殊动机等。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实践的开展,通过回溯性检视来总结经验教训也极其必要。当务之急是建立起无辜者认罪错案的“病例库”,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的视角来透析此类错案发生的机理,寻求根治此类错案的具体路径。

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根基、困惑与走向——兼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随着时代的发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立法演变中被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象化。作为该政策适用的主要对象,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价值共识、理念共鸣和现实共振的正当性根据。由于未成年人在刑事立法上的特殊身份、地位和处遇,增加了其认罪认罚时认罪“真意”受损,认罚“认同”失灵和从宽“幅度”失衡等风险。因此,司法实践中应当严格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双向保护原则和个别化处遇原则的要求,全面保护未成年被追诉人和被害人的权利,准确把握实体从宽和程序从简,从而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推动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从宽”处遇个别化、规范化和专业化。

轻罪治理的程序法困境及其解径

在积极刑法观主导下,当前我国刑法的犯罪圈扩大化趋势明显,犯罪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轻罪数量上升的同时严重暴力犯罪数量下降。在此背景下,轻罪治理在犯罪治理中的意义进一步凸显。当前轻罪治理面临诉前羁押率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难以发挥作用、检察机关适用不起诉制度存在困难、刑罚附随后果严重等程序法困境。对此,建议在轻罪案件办案过理程中,通过严格控制羁押措施的适用并扩大适用非羁押措施、有针对性地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从宽结果的落实、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背景下完善不起诉制度的结构并细化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要件,以及建立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等方法,破解上述困境。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亟待厘清的四个问题——以第四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

在《刑事诉讼法》迎来第四次修改之际,作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完善的重要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要得到长足有效的发展,实现制度确立的初衷,必须厘清四个问题:从横向的世界视野来看,认罪认罚从宽与辩诉交易在制度目标上具有同源性,在制度的实现机制和作用原理上具有同质性;但在司法理念、价值取向和制度体系建构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我国制度具有鲜明的优势。从裁判考量上来看,应当反思和重塑关于“从宽”的认识。从诉讼基本原理来看,反悔权虽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也应当加以限制,防止其被滥用;而以抗诉权限制反悔权的方式必须控制在合理限度,并探索限制反悔权的更优路径。从刑事辩护木桶理论来看,制度的运行主体应当从“公检法三机关”向“公检法律四主体”方向转化。

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有效性研究

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提供有效法律帮助是在基本实现全覆盖的基础上对值班律师法律帮助提出的更进一步要求,但现有规范和实践均难以实现保障认罪认罚自愿性的预期目的。有效法律帮助应具备及时性、易获得性特点,具有标准化的程序和内容。及时性,体现为对被追诉人获得律师帮助需求的积极回应,尤其是在侦查阶段初期和调整量刑建议时为被追诉人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易获得性,要求调整值班律师介入案件和履行职责的方式,使被追诉人获得法律帮助的过程尽可能便捷易行。标准化的程序和内容要求根据各诉讼阶段的任务明确法律帮助的“必选项”和“可选项”。被追诉人得到的法律帮助不应因值班律师个人专业能力和责任心不同而存在较大区别。为此,应多措并举对相关工作机制进行调整和完善,包括强化侦查阶段值班律师的职责作用,合理设置审判阶段值班律师的职责,明确各阶段法律帮助的程序标准,以及完善值班律师意见的提出与反馈机制。

刑事司法改革背景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监察与司法衔接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31条规定监察机关可以提出认罪认罚从宽建议,然而监察机关从宽处罚建议在嵌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遇到了一定障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与在非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相比,在标准、程序以及效力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别。这与监察工作与司法工作在价值逻辑、权力结构、制度机制等方面的差异是分不开的。为解决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监察与司法衔接问题,应当从协调监察制度的价值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妥善处理监察机关与检察院、法院之间配合和制约关系以及完善监察调查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相关配套制度等角度开展工作。

刑事一体化视角下《监察法》从宽处罚建议制度适用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第31条、第32条规定的从宽处罚建议制度在实务中适用率较低,且没有达到良好的适用效果,存在一定的适用困境。究其原因,其实体认定条件较为严苛,不符合阶梯式从宽理念,程序上则存在适用形式多样、程序繁琐、效力不明等情况。要想真正解决该适用困境,需要梳理其与刑事诉讼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关系。二者在理论内核、评价标准上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在制度特点和适用范围上又有所不同。据此,《监察法》从宽处罚建议制度应当在刑事一体化的视角下以实用性为导向,既要保持与刑事诉讼制度的有效衔接,又要坚持其独有的监察属性,在实体上调整分层从宽的适用条件,在程序上统一适用形式,调整决策程序,增加司法回应,以确保职务犯罪案件中从宽处罚建议的适用落实到位,真正实现我国反腐工作的法治化与科学化。

困局与破局: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协商的模式转型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诉讼模式。其中,量刑协商是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平息争端、繁简分流目标的关键基础。由于我国的量刑协商机制处于中间状态,存在着启动动力不充足、过程参与不充分、结果确认不协调的问题,有造成认罪认罚不充分和诉讼构造失衡的风险。对此,应当在程序修正、角色定位、机制保障三个方面,积极探索量刑协商模式转型的进路,推动量刑协商问题的解决和相关制度的完善。

刑拘直诉机制的批判性思考

认罪认罚从宽背景下,刑拘直诉机制作为推动速裁程序提质增效的制度设计之一,是我国在实践中探索出的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处理机制。该机制在促进刑事案件繁简分流、落实认罪认罚从宽理念、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等方面具有显著价值。但自其实践之日起,其在合法性与合理性方面便存在如法律依据不充分、监督机制不完善、人权保障不足等诸多争议。立足当前司法体制,应深入贯彻“以非羁押措施为主,羁押措施为辅”的基本原则,在明晰刑拘直诉机制效用与流弊的基础上,对刑拘直诉机制予以废除,并借助大数据、云地图等手段,推动我国非羁押诉讼模式的塑造完善。

监检程序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三维衔接

相较于《刑事诉讼法》第15条“权利导向”的制度设计,《监察法》第31条为职务犯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创设了更为严格的实体条件,即“主动认罪认罚+附加条件”,呈现明显的“权力导向”。适用条件的差异化导致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混乱,且《监察法》第31条在实践中并非法院裁判时的依据。为此,需从理念、制度和实践三个维度加强监检程序的衔接:从理念维度统一对制度价值的认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职务犯罪的特殊功能;从制度维度明确从宽处罚建议的“柔性”效力,防止监察调查结果对裁判起决定作用;从实践维度构建监察与司法的协调沟通机制,双向提升职务犯罪办案质效。

论悔罪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体系定位

悔罪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体系定位颇有争议。从原则上看,认罪认罚从宽当然包含了悔罪因素。但是,悔罪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协商性、权利保障以及效率追求均有一定的紧张关系。悔罪行为根据其程度与原因可以有自我否定、自愿被否定以及因威慑而服从等不同层级的区分,不宜完全排斥悔罪中的功利成分。据此,真诚悔罪不是认罪认罚从宽的成立要件,而是界分理想型与非理想型认罪认罚的界限要素;同时,也是释明认罪认罚从宽真实性与自愿性的解释要素。对悔罪的判断无法从客观行为直接进行,而应以认罪认罚的成立推定悔罪。当然,这一推定是可反驳的。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被告人辩护与上诉不应过于限制,其与悔罪与否并无必然关系,应予谨慎对待。

缔约程序视角下的认罪认罚具结书属性探析

当前对认罪认罚具结书属性的认识主要有“犯罪嫌疑人单方承诺或声明”和“控辩双方诉讼契约”两种观点。单方承诺的观点难以解释具结书中所蕴含的双方因素及其效力欠缺的问题;控辩契约的观点虽然符合契约构成要件要求,但仍然存在形式要件和缔约程序上的漏洞。基于理论及实践中存在的模糊认识和一定程度上的认识偏差,首先要框定控辩契约签署与具体诉讼环节的对应关系,而后才能清晰地分析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本质属性。要约承诺理论的引入既明晰了控辩契约各环节的承接关系,也契合了诉讼的流程化运行特质。基于要约承诺理论,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本质应为控辩契约中的承诺,同时亦是控辩契约的固化形态。

认罪认罚案件被追诉人合作理论研究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深化适用,作为刑事诉讼主体的被追诉人之主体性内涵发生显著变化。受到合作性司法理念的影响,被追诉人因认罪认罚而成了“合作者”。遵循权利义务对等的基本法理,被追诉人在放弃部分诉讼权利的同时,既会获得新的诉讼权利,又会承担与之相应的诉讼义务。这表明,彰显被追诉人之主体性的合作理论包括三个维度:其一,被追诉人合作行为具有四种面向,即被追诉人分别面向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和被害人进行合作。其二,新的诉讼权利主要包括认罪认罚权、反悔权、获得从宽处罚权、获得法律帮助权和程序选择权。其三,新的诉讼义务主要包括遵守具结协议义务、接受量刑建议义务、慎重提出上诉义务。认罪认罚案件被追诉人合作理论能够为调适被追诉人与其他诉讼主体、被追诉人与国家公权力机关之间的诉讼关系提供智识支持。同时,该理论也随着法律变化、实务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认罪认罚从宽视域下“少捕”检察实践的困境与出路

认罪认罚从宽视域下,检察机关贯彻“少捕”刑事政策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对降低逮捕率的制度激励不足;另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与羁押强制措施的“错误绑定”可能压迫认罪认罚自愿性。对此应当进一步优化以“社会危险性”为中心的审查逮捕工作机制。具体而言,理清“不认罪认罚”与“逮捕强制措施”之间的关系,细化认罪认罚情节对社会危险性的影响,并通过数字化监管健全非羁押强制措施保障机制。

论认罪认罚案件中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以余金平案的论证为视角

余金平案的二审判决书引发了理论界关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深入探讨。有学者从刑事诉讼法第237条第2款之规定的限缩解释角度出发,论证了二审判决的不合理性。虽然余金平案应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但限缩解释角度的论证有明显漏洞,从认罪认罚从宽的角度论证余金平案应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更具有说服力。但是,从现行立法来看,认罪认罚案件中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仍存在一定的障碍,故应当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例外情形、刑罚轻重的判断标准两方面进行立法修正。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腐败滋生风险探究

熟识的场合中,个人利益依靠“人情”联系起来的人际关系仅凭借个体的力量难以得到实现,因而“互助”成为潜在规则,对国家制度造成破坏。非熟识的场合中,除非行贿、受贿的预期损失极大并超出双方各自的预期利益,否则博弈双方更倾向于做出行贿、受贿之决策。足够强大的腐败规制力量是权力拥有者拒绝走向腐败的最后一道防护门,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及检察机关主导作用下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为腐败的滋生留下空间。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量刑建议实证研究──以F市法院100份判决书为样本

量刑建议是撑起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阿基米德支点”。立法和司法解释对于量刑建议采纳方式的表述体现为“推定接受”和“审查接受”两种模式。量刑建议精准化改革被赋予期待,也饱受争议。量刑建议的采纳率在实践中维持高位,且与法官个人主观判断具有一定程度关联。量刑建议中主刑的幅度较为宽泛,罚金刑少有附带具体数额。宜坚持以精准刑为主、以幅度刑为辅,把握协商性要素,强化辩方在审前具结活动中的实质性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