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Has No Leniency on Drug Cr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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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再完善:以轻微犯罪治理为场域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轻微犯罪时代。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治理轻微犯罪是重要的刑事司法途径。然而,轻微犯罪治理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仍存在一定的不适性,特别是实体与程序的衔接不畅、治理需求与制度供给的不一致等。因此,应当强化轻微犯罪治理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契合度与协同性,以轻微犯罪治理的实际需求为导向,按照刑事一体化的理念,不断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其相关的实施机制。当前,刑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制度性“沟壑”亟待填补。为此,既需要调试现行刑法理论的互斥部分,也要重新审视刑法总则相关规定的适宜性和有效性,进而及时启动必要的实体性立法修正程序。《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整合性的程序回应也势在必行,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更加健全的量刑协商机制等均是轻罪治理的主要关切点。

认罪认罚从宽原则解释的差异化及其整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重要一环,自诞生以来便深刻地影响着我国以职权主义为中心的诉讼构造模式的发展。在当前司法实务中,更倾向于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解释为一项涵盖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中各种具体制度的司法制度,而非刑事诉讼法所明文规定的基本原则。公检法三机关对其的理解各执其言,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基本以自身角度出发对该原则作出具有自身特点的单一解释,使得应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的认罪认罚从宽原则呈现出解释的阶段性脱节的状态。在各个诉讼阶段对认罪认罚从宽原则的认知偏差的形成原因在于我国阶段论的诉讼化的效应和模糊不清的刑诉权力结构的双重影响。为了打破对认罪认罚从宽原则阶段性解释的认知壁垒,应当优化现有诉讼程序、区分重点审查对象、促进量刑建议精准化,以此来打破阶段性解释所造成的司法实务中适用时的阶段性割裂的现状,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的优势最大化,从而推动其良性发展。

平等权视角下的法律援助制度研究——以值班律师“同案不同援”问题为切入点

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这彰显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发展的理念。法律援助作为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均等化更是在诉讼中实现公民平等权的应有之义。然而值班律师作为我国最重要的法律援助形式之一,其实践运行中“同案不同援”的问题显著,具体表现为值班律师个体能力参差、尽职程度差异明显以及诉讼权利受限等,这也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平等权保障。而且,值班律师是“认罪认罚从宽”“律师辩护全覆盖”等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如何提升法律帮助效果直接关涉改革的正当性基础。值班律师的公设辩护人化改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具体而言,应推进值班律师队伍构成的一元化建设,提升与优化配置值班律师的津贴补助,同时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值班律师的各项职责。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涉案财产的证明问题——《反有组织犯罪法》第45条第3款的展开

如何证明涉案财产的权属性质,从而合理划分涉案财产的处置范围是涉黑案件财产处置程序的重点与难点。《反有组织犯罪法》第45条第3款创设“高度可能”证明标准,有效破解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来源不明”财产的证明难题,明确了涉案财产的权属认定,增强了裁判文书的司法权威,预防了涉黑组织的“卷土重来”。实践中,“高度可能”证明标准的适用与被告人、利害关系人的财产密切相关,必须辩证地理解与把握“高度可能”证明标准适用的前提与范围,厘清该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的关系,进而完善被告人“说明财产合法来源”程序的权利保障,吸纳财产利害关系人“参与”涉案财产处置程序,以实现涉黑案件“打财断血”的同时保障好被告人、利害关系人的诉讼权利与财产权益。

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无正当理由上诉的必要抑制

刑事诉讼中只有切实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的充分行使,才有可能有效发挥刑事二审程序的救济和纠错功能,确保刑事诉讼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真正实现。但个别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在本来合意的诉讼“氛围”下却出现了部分“自愿”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当一审法院作出从宽处罚后又提出上诉的现象。这不仅会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而且会损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体现的诚信价值。尽管检察机关的“报复性抗诉”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无正当理由上诉有一定抑制效果,但“报复性抗诉”明显存在法理依据不足的缺陷,不宜作为抑制无正当理由上诉的长效对策。基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诚信价值的要求与上诉权保障的需要,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增设上诉理由审查程序,达到对无正当理由上诉进行必要抑制的目的,是一种可行的方案选择。

刑事合规立法模式之检审——以与认罪认罚的关系为视角

刑事合规立法模式应当采用融入认罪认罚的并合式,还是构建刑事合规特别程序的独立式,已是当前刑事法学界与实务界聚焦的前沿课题。刑事合规与认罪认罚之间的重合为融入认罪认罚的并合式提供了立法可能的空间,但立法技术的局限、归责原则的冲突以及发展趋势的背离,使得并合式不能充分发挥刑事合规应有的价值,因而遭到否定;两者之间的溢出使得构建刑事合规特别程序的独立式立法模式得到推崇,构建刑事合规特别程序应当考虑单位犯罪组织体责任论的归责模式、片段性集中的立法技术以及轻缓化的处理方式等现实基础。同时,鉴于刑事合规与认罪认罚之间的关系,从单位责任论出发实现从刑事合规到认罪认罚的衔接,从个人责任论出发实现从认罪认罚到刑事合规的衔接。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比较研究--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视角

自2020年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以来,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为稳固企业发展、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司法保障,体现了中国智慧和检察智慧。企业合规不起诉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保障企业权益、促进企业健康有序发展等方面具有共通性,前者以后者为前提,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提升企业制度活力。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分为制发检察建议和合规整改两种模式,后者在实体和程序性要件上规定较为严格。企业合规可启动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并可根据企业犯罪的轻重、合规整改的难度来单独设置六个月到二年的考察期限。在具体的操作中,应严格区分企业刑事责任与个人刑事责任,以符合罪刑责相适应原则。

供述障碍视域下欺骗性拒供行为矫正策略

欺骗性拒供行为是指犯罪嫌疑人在讯问中故意提供虚假陈述、隐瞒事实真相从而逃避供述的行为。识别犯罪嫌疑人的供述障碍有助于讯问人员化解其内心矛盾,实现使其供述的目的。从供述障碍角度分析欺骗性拒供行为,并与供述行为的驱动心理进行比较,归纳出矫正欺骗性拒供行为的总体思路,包括打击侥幸心理、提高罪责压力和降低刑罚恐惧三个方面,进而提出具体的矫正对策:打击侥幸心理包括声势震慑、证据对质和意志力竞赛三种措施;提高罪责压力包括常规说教、围绕犯罪冲动展开话题和欺骗的反作用三种措施;降低刑罚恐惧包括通过对比降低结果感知、转移注意力和循序渐进式提问三种措施。讯问人员遵循矫正对策开展讯问工作,将欺骗性拒供行为所代表的供述障碍转化为供述行为的驱动心理,借由犯罪嫌疑人心理转变达到其行为转变的目的。

刑事犯罪变化背景下的轻罪治理探析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犯罪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轻微刑事犯罪率和轻刑率显著上升。轻罪不同于重罪,不是刑罚惩治的重点,应当有其适合的治理体系。探究新形势下轻罪治理的发展路径,是推进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如何准确把握宽与严的辩证关系,做到“治罪”与“治理”并重,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探索,要立足办案实际,完善制度保障、提升治理效果,真正做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

认罪认罚视野下被追诉人阅卷权问题研究

对于被追诉人的阅卷权,虽然在《刑事诉讼法》第39条第4款中提出了“核实证据”的规定,但对于被追诉人阅卷权还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在现今的司法实践中,被追诉人阅卷权的行使也存在着重重障碍。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时常存在着需要被追诉人自行辩护的情形,而被追诉人的阅卷权是被追诉人进行自行辩护的前提,故我国应对被追诉人的阅卷权进行明确的规定,以保证被追诉人更好的行使自己的辩护权,从而更好的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我国的发展。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愿性保障问题研究

以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愿性保障为切入视角,总结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性质、作用和特点,介绍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愿性保障的现行规定和机制的概况,列举了存在立法缺失、自由选择性与固有刑诉权的救济性之间的冲突需要调和、重罪重刑案件中的自愿性保障面临挑战、较长刑事诉讼中的自愿性有效保障和态度精准定性的兼顾存在困难等问题,并逐个分析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在立法层面探索建立新型机制、创新案件办理思路、多元化改进重罪重刑案件中自愿认罪认罚保障机制、在较长刑事诉讼过程中及时审查监督等解决对策。

论我国值班律师的角色定位与权利保障

随着法治建设的持续深化,刑事诉讼程序日益强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值班律师作为该程序的关键参与者,其角色定位与功能发挥对于维护被追诉人权益、推动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在当前的司法体制改革浪潮中,关于值班律师的角色定位究竟是“法律帮助者”还是“辩护人”,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同时,值班律师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履职重心发生偏移、诉讼程序间衔接不顺畅以及值班律师的收益与其承担的职责之间存在明显失衡等问题。为了确保值班律师职能的实质化,应及时查漏补缺,明确值班律师的精准定位,充实其权利内容,界定其职能范围,进一步完善值班律师的保障机制。通过多方协同,补齐值班律师制度中的短板,更好地发挥其在诉讼中的积极作用。

监检程序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三维衔接

相较于《刑事诉讼法》第15条“权利导向”的制度设计,《监察法》第31条为职务犯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创设了更为严格的实体条件,即“主动认罪认罚+附加条件”,呈现明显的“权力导向”。适用条件的差异化导致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混乱,且《监察法》第31条在实践中并非法院裁判时的依据。为此,需从理念、制度和实践三个维度加强监检程序的衔接:从理念维度统一对制度价值的认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职务犯罪的特殊功能;从制度维度明确从宽处罚建议的“柔性”效力,防止监察调查结果对裁判起决定作用;从实践维度构建监察与司法的协调沟通机制,双向提升职务犯罪办案质效。

中国式刑事诉讼现代化的重要发展与未来展望

刑事诉讼的中国特色与现代法治有机融合生成了中国式刑事诉讼现代化,对于法治中国建设具有促进、保障作用。在监察体制改革、检察职能发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三个方面的实践探索,共同体现了中国式刑事诉讼现代化的鲜明特征——深耕厚植于中国特色国情、传承与创新中国传统法治文化、吸收现代化法治文明理念与制度。迈向中国式刑事诉讼现代化,还需结合历史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推动理论创新与丰富实践形态、衔接本土国情与域外法治文明,为中国刑事诉讼法治体系构建确保最佳效能。

刑事责任年龄个别下调的刑事诉讼应对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个别下调不仅是一个刑法调整问题,同时也需要刑事诉讼制度予以配合.在法理上,刑事诉讼具有调整、补充和限制刑法功能实现的效果.刑事诉讼理论一方面应当促进对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惩治,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实现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与矫治.刑事责任年龄个别下调需要谨慎的诉讼应对,其中,作为诉讼要件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成了关键环节,理应对其体系定位和规范效力进行充分讨论,以妥善处理核准追诉前强制措施采取及不核准的法律后果等问题.在具体诉讼制度上,应认真对待不起诉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和犯罪记录封存在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的适用问题.拓展未成年人特别诉讼程序的制度设计,更加重视辩护律师的帮助,坚持宽严相济和教育挽救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以求得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诉讼正确处置.

惩治金融犯罪的刑事政策论要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惩治金融犯罪的基本立场。这一方面表现为当严则严,即为了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顶层设计下,充分发挥罪刑法定的法益保护机能,践行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从属性;在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当宽则宽,即为了加强企业产权保护和优化营商环境,以法益对构成要件的解释规制机能来限制不当入罪,以“但书”及其涵摄罪量要素保留合理的出罪空间。在坚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基于立法严密与司法限缩相结合的实践进路,应当在严密金融犯罪刑事立法的同时,着力完善司法解释与指导性案例,通过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司法适用架构,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供指引。

环境犯罪轻刑化研究

近些年有不少环境犯罪案件存在罪责刑不相适应、同案不同判的问题,引发了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从环境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出发,分析轻刑化趋势中出现的困境来源于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定位错误和过度强调刑罚预防功能。环境犯罪轻刑化趋势具有理论依据和现实需要。以提高环境法治效果为目标,环境刑事司法中应当明确环境法益、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增加法律解释检视程序、重视环境犯罪酌定量刑情节等。

刑事合规视野下单位认罪认罚问题研究

在我国,刑事合规与认罪认罚是两种不同的制度,但在单位适用认罪认罚的情形中,两种制度具有共通性,并因联结单位归责理论而具有结合适用的同一性原理。依据组织体责任论,单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合理的理论基础。在单位认罪认罚的认定中,诉讼代表人可以代表单位认罪认罚,并且应该结合企业的刑事合规计划。为完善单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在《刑法》第31条增设刑事合规制度的规定,并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纳入《刑法》的量刑情节之中,使单位犯罪的刑罚体系梯度化,便于统一单位犯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处罚的标准。

总体国家安全观语境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中的贯彻适用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语境下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内涵和外延都更加丰富,也呈现出新时代下的新特点。对于各类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应当作为严惩的重点。但依法从重处罚,不是一味从严,应当完整准确地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司法适用中,尤其要在个案中确立“从严”或“从宽”的总基调,并寻找积极的对向因素进行调剂,以期做到真正的宽严相“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