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不起诉制度运行的困境与对策

2021年少捕慎诉慎押由刑事司法理念上升为刑事司法政策,贯彻落实这一政策对检察机关不起诉制度的运行提出了新诉求。近几年,随着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贯彻落实,我国不起诉制度内容正在扩充,不起诉率明显增加,但不起诉制度运行仍然存在较大的完善空间。当前不起诉制度运行的现实困境有适用率低、不平衡、不规范以及隐形不起诉等,致使其效能实现受到影响,困境的形成原因包括检察机关工作程序的限制、各类不起诉制度适用的对象和罪名范围的不足、不起诉制度适用的条件模糊。对此,有必要通过完善检察机关工作程序、扩大适用范围、规范适用方式等措施,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提高诉讼效率。

“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非羁押措施的数字化监管研究

“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得以落实推进的同时,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的非羁押措施数字化监管模式应运而生。我国非羁押措施的数字化监管产生了电子手铐、电子脚镣、“非羁码”等一系列手段,但也伴随出现了运行规范缺乏、算法黑箱效应、侵犯个人隐私等问题。因此,可在制度和实践两个层面寻找完善路径:制度上,要明确非羁押措施数字化监管的法律性质和适用规范;实践上,需建设非羁押措施数字化运行平台、建立Buffer缓冲区行为预警机制、强化检察机关监督效能。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应然逻辑与实践路径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之提出,契合多元综合社会治理理念,体现强化公民人权保障、理性防控犯罪、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的司法治理逻辑。对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贯彻,在实践层面还存在取保候审适用范围不明确,保证金形式单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最长期限过长,罪犯漏罪或新罪将使其原减刑裁定失效,相对不起诉适用范围过小,出罪免刑机制不足等问题。因此,需要在制度层面逐步扩大取保候审适用范围和明确其判断位序,增加其他财产类保证金形式,分阶段平均缩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最长期限,特定条件下维持罪犯原减刑裁定效力,扩张相对不起诉适用范围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及以下刑罚,拓宽出罪免刑机制等,以充分释放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政策效能。

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的刑事立案改革研究

少捕慎诉慎押是当前刑事诉讼推行的一项重要司法政策。该司法政策的出台背景是以司法治理来促进国家和社会治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其直接目标是改善办案方式,加大诉讼程序中的人权保障力度和促进预防犯罪。实践证明,该政策可以有效减少罪犯羁押和实现案件分流,促进社会秩序的恢复和增强社会和谐,但其只适用于刑事立案之后的环节,是在刑事办案过程中的案件合理分流,而不能在刑事案件的入口进行有效分流,因而对促进社会治理多元化、减少社会治理中的刑法依赖的功能有限。为缩小司法犯罪圈、避免社会治理过度依赖刑法,还应当在刑事立案环节同步改革,加大民事和行政手段的运用,并通过树立实质出罪概念来保持立案的谦抑性。

“少捕慎诉慎押”的法理分析

自我国将“少捕慎诉慎押”确立为刑事司法政策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积极致力于该政策的落实,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然而,目前对于“少捕慎诉慎押”的理解仍需要进一步拓展与深入,政策的落实也存在“少捕”“慎诉”与“慎押”的效应未能全面展开等问题,尤其是在有关“醉驾罪”“帮信罪”等体量较大的轻罪治理中,“少捕慎诉慎押”尚未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这与该政策指向轻罪治理完善的宗旨不相符。基于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我们应当在准确理解“少捕慎诉慎押”的含义与明确其意义的基础上,认识该项政策的宗旨以及出台背景,分析其在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原因,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以推动该项政策在轻罪治理中普遍、长期、稳定有效的落实。

少捕慎诉慎押政策下逮捕审查的合宪性调控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关键在于尽可能减少对被追诉人的逮捕适用,这对检察机关的逮捕审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逮捕兼具诉讼行为与基本权干预的双重属性,但司法实践往往仅将逮捕作为单纯的诉讼行为对待,忽略了逮捕的基本权干预性质。作为一种基本权干预措施,逮捕适用应当依序通过法律保留原则与比例原则的审查,以此实现正当化证成。基于比例原则的宪法位阶,刑事诉讼立法将其规则化于逮捕条件中,形成了平面的审查框架。这种规则化看似清楚,实则遗留了不少问题。平面框架在实践中存在着实体偏向、逻辑不清、结构封闭等弊端,无法确保逮捕适用的正当性,构成了少捕慎诉慎押政策落实的重大阻碍。问题的解决应当回归基本权理论,通过比例原则内含的阶层秩序划分逮捕审查层次,并将逮捕立法的相关内容融入其中,构建层次明确、结构开放、思路清晰的逮捕审查体系。

“慎诉”政策背景下起诉裁量权的扩张及其应对

“裁量前提”“裁量基准”和“裁量方案”共同构成了起诉裁量权的基本建制,并分别回答了“什么情况下得进行起诉裁量”“据以作出决策应当考量何种因素”以及“起诉裁量决策所允许的最终方案”问题。对此三个问题的不同答案的排列组合,形成了不同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起诉裁量制度的立法模式。我国“慎诉”政策背景下起诉裁量权的扩张,集中体现为酌定不起诉制度的“裁量前提”和“裁量基准”的去约束化,前者意味着执行层面突破“轻罪和未完成形态犯罪”的范围约束,后者表现为“情节轻微”和“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要件的模糊化处理,即在执行层面允许承办检察官在参酌案件情节、行为人情况以及公共利益等要素的基础上进行个案权衡。遵循“去约束化”的思路,有必要重新检视我国现有的不起诉体系的立法模式,并为起诉裁量权的扩张提供立法文本层面的规范理据。

论少捕慎诉慎押的生成逻辑、理论意蕴与实现路径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是在新形势下罪刑结构及犯罪结构出现明显变化的条件下,对“捕诉押”制度进行的探索。为有效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需要准确把握“少捕”“慎诉”“慎押”的理论内涵,转变“有罪推定”的惯性思维,深刻理解“社会危险性”对“少捕”“慎押”的决定性意义,依法用好用足“相对不起诉”制度,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有效的司法实践经验。

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的基层检察实践——以B区检察院三年实践为样本

B区检察院深入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全面转变司法理念,为基层检察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要看到,政策配套措施、人员考核机制的不完善,以及多元主体间司法理念的不协调,制约着政策红利的充分释放。下一步,要针对实践中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强化法治共识,进一步提升少捕慎诉慎押的政策运行实效。

刑事检察现代化背景下认罪认罚不起诉完善研究

刑事检察现代化背景下,检察机关大力推进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认罪认罚不起诉率大幅攀升,不起诉案件数量的扩大也带来一系列后续处理问题。通过对认罪认罚不起诉适用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当前认罪认罚不起诉工作成绩斐然的同时,也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应当立足检察现代化的发展需要,从拓宽附条件不起诉在认罪认罚中的适用、运用数字化手段做好刑行衔接工作、规范运用多类型非刑罚处分措施方面对认罪认罚不起诉的适用提出制度构建建议,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成熟定型推进中国式刑事司法现代化。

刑事诉讼非羁押数字监控的适用困境与纾解——以“非羁码”为例

非羁押数字监控是信息技术与非羁押强制措施紧密结合的产物,非羁押数字监控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着立法缺失、被监管人的个人信息泄露、数据伪造等风险。而非羁押数字监控措施对降低审前羁押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实现控辩平等具有重要价值,具有进一步适用的正当性。基于此,当前应明确非羁押数字监控措施的法律性质及程序转换;同时明确被监管人的个人信息权;最后可以建立分层动态监控,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下酌定不起诉制度研究

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进程中,法律的僵化和司法机械化的弊病一直以来都是造成冤假错案和诉讼负累的重要原因。酌定不起诉制度作为一项独立检察权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下,通过梳理酌定不起诉制度适用现状及其所产生的问题,分析酌定不起诉与法定不起诉、存疑不起诉的关系,分析酌定不起诉中的检察权与审判权的关系,解决酌定不起诉与行刑衔接的问题,探究酌定不起诉的独立价值、法治价值和社会价值,能够充分运用其法治原理促进人权保障、提高司法效率,同时有助于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

重罪案件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探究

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是进一步推进认罪认罚从宽等司法制度改革的理念要求。以司法实践中重罪案件适用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现状为视角,分析司法实践中问题的表现特征及产生原因。基于司法实践发展需要,宜从更新办案理念、转变重刑思想,注重矛盾化解、强化沟通协调,明确审查重点、提升研判能力,接受外部监督、加强请示汇报等方面进行改进,以期对重罪案件适用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的作用发挥有所裨益。

“少捕慎诉慎押”政策背景下“社会危险性”认定的异化与匡正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重心之一是“少捕”,“少捕”不仅涉及被追诉人的程序权利,而且深刻影响其实体权利。当前司法实践中诉前羁押率虽已下降,但仍需降低。在法教义学层面,贯彻“少捕”政策的核心要件是“社会危险性”。基于刑事一体化考量,“社会危险性”要件之认定存在实体、程序、证明三个维度的困境,阻碍诉前羁押率进一步降低。通过在实体维度限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及其解释性规定的外延,在程序维度重塑“社会危险性”审查结构、调整审查主体办案责任机制,在证明维度规范证据使用、明确证明标准,可以促使逮捕的适用回归理性,推动“少捕”政策的实现,继续降低诉前羁押率。

论“两少一宽”刑事政策在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适用

对少数民族中的犯罪分子实行"两少一宽"政策,是党的民族政策在刑事领域的具体化,为此必须在立法、司法活动中加以正确理解和适用。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检视及发展路径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为回应犯罪结构的变化和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的内在需求,党中央明确提出少捕慎诉慎押这一重要刑事司法政策。作为犯罪治理的重要抓手,少捕慎诉慎押政策发挥着强化人权司法保障、实现恢复性司法正义的价值功能,但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重羁押重追诉的现状依旧突出、司法人员适用动力不足以及如何平衡不同政策之间的价值冲突等现实问题。为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应当打破陈旧的司法理念禁锢,转变不当的考核机制,对逮捕、非羁押措施、不起诉等制度进行系统完善,并在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的指引下平衡协调好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严刑事政策的关系,构筑犯罪治理的实践进路。

少捕慎诉慎押“一体化”模型研究

构建少捕慎诉慎押“一体化”模型,应当在更新逮捕理念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危险性”的审查和“逮捕必要性”的审视,防止构罪即捕;应当围绕轻微罪不起诉的基础法条和附条件不起诉、认罪认罚程序中的不起诉、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中的不起诉等关系法条,优化不诉裁量,避免有罪必诉;羁押必要性审查应统一归属于刑事执行部门,在办理申请取保候审、重新计算羁押期限、延长羁押期限案件中,应当同步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摒弃一押到底。

“少捕慎诉慎押”的体制动力与机制障碍研究

“少捕慎诉慎押”涉及对个案中的逮捕、起诉和羁押条件进行裁量处理,而这些条件的制度基础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行时就已成型。近年来之所以主动调整,体制层面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社会发展呼吁更加谦抑的刑事政策,二是科技发展为减少口供依赖、强化取保监管提供了条件,三是检察机关在2018年修宪后主动寻求扩大在刑事程序中的话语权。但在机制层面,应充分认识到“少捕慎诉慎押”与实践中追求认罪认罚、退赔与和解、成功起诉等目标常有冲突,且天然潜藏廉政风险,当前依赖目标考核的推进机制也不无缺陷。

契合与殊异:甘青藏民族地区刑事政策之调适

在目前我国的刑事政策体系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基本刑事政策,"严打"刑事政策和"两少一宽"民族刑事政策则为具体刑事政策。甘肃、青海和西藏都是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刑事政策的适用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既要廓清三种刑事政策的契合之处,更须认知其殊异之别,应参酌犯罪态势、社会情势、民族心理、民间习惯法等因素,创新刑事政策在民族地区的践行理路。

轻罪羁押之惑与破解进路

犯罪结构转变的时代背景下,我国轻罪羁押率仍然偏高,羁押办案的倾向仍有所显现。轻罪羁押问题早已潜伏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之中,其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继续维持这种羁押倾向显然是对“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的背离,同时也表明我国司法文明程度有待提升,长此以往也必将导致强制措施制度空转的恶循环。要破除流弊,就需要多措并举,切实转变司法理念,完善相应机制构建,消减非羁押措施制度空转,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抑制轻罪羁押倾向,回归强制措施本质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