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购政策对我国房地产上市企业杠杆率的影响

完善住房市场体系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议题,限购政策作为政府稳定和调节房地产市场的主要手段,对房地产企业以及住房市场体系建设均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利用2008—2013年与2015—2021年上市房地产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强度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两轮限购政策对房地产上市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结果表明:限购政策显著降低了房地产上市企业的杠杆率,但第二轮限购政策的效果不显著;对债务期限结构进行区分后,发现第一轮限购政策对房地产上市企业短期杠杆率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限购政策显著降低了行政级别最高的直辖市房地产上市企业的杠杆率,且对非国有房地产上市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限购政策推动了房地产上市企业去杠杆的同时,也抑制了房地产上市企业“脱实向虚”,降低了房地产上市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

战略性新兴企业ESG表现、中长期信贷与企业绩效——基于杠杆率的门槛效应

基于2019-2021年A股上市战略性新兴企业面板数据,对战略性新兴企业ESG表现、企业中长期信贷与企业绩效之间基于杠杆率的门槛效应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①当战略性新兴企业ESG表现越好,其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越注重环境社会责任担当,能够长期可持续性发展可能性越高,从而企业能从信贷类金融机构获取更多的中长期信贷越多,缓解战略性新兴企业融资困境;②战略性新兴企业获取中长期信贷后更能对周期较长的研发投产创造产能绩效,进一步提高企业高质量创新发展能力,同时中长期信贷过多会导致企业杠杆率过高,企业还债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会导致企业绩效持续下降。进而找寻到一个适度杠杆阈值来约束企业杠杆率增减,使得企业在此参考杠杆阈值内将企业中长期信贷作用最大化,以此获得企业绩效最大化。

风险偏好与企业价值——基于杠杆率的中介效应检验

从代理成本和预防性动机的角度出发,本文研究了风险偏好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并且基于产权性质与股权集中度做进一步研究。采用2009—2020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结果表明:首先,风险偏好与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当风险偏好提高时,企业价值也会增加;其次,杠杆率对风险偏好和企业价值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具有中介作用,即随着风险偏好的提高,杠杆率会增加,进而对企业价值产生促进作用。进一步地,与非国有企业和股权集中度低的企业相比,风险偏好对企业价值的激励作用在国有企业及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中更加明显。本文较为完整地探讨了风险偏好影响企业价值的逻辑,从杠杆率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风险偏好对企业价值的作用渠道,细化了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对企业投资与财务决策具有重要启示。

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提高会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吗?

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问题及杠杆政策受到极大的关注。本文将2005—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与中国各省级行政单位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相匹配,实证检验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提高是否会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存在U型关系,拐点为70.24%;东、西部地区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为U型关系,拐点分别为66.62%和71.09%,而中部地区两者呈线性负相关;地方国有企业杠杆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为U型关系,最优阈值为82.32%,中央企业和民营企业杠杆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不显著;非ST企业杠杆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为U型关系,最优阈值为70.75%,ST企业杠杆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呈线性正相关。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优化企业资产和融资结构、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杠杆政策等对策建议。

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融资规模的挤出效应

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企业融资的影响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主要表现为对企业融资的挤出效应,对于不同的企业性质而言,这种影响存在差异。基于2015—2019年城投债和地方政府债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非国有企业融资受到来自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挤出影响较大,国有企业所受到的影响较小;企业杠杆率具有门槛效应且存在区域异质性,杠杆率位于不同区间时,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融资规模的影响也不同。因此,地方政府需要规范融资行为,企业也要控制自身的杠杆率,共同防范化解潜在金融风险。

政府补助对稀土新材料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杠杆率的门槛效应

稀土新材料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建设国防科技工业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被世界各国列为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在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中被予以重点支持。本文以2012-2020年中国稀土新材料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超效率DEA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以及杠杆率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稀土新材料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较于国有企业而言,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在非国有稀土新材料企业中更为显著;杠杆率在政府补助与技术创新效率的正向关系中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杠杆率低于第二个门槛值时,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小,当杠杆率超过第二个门槛值时,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不再显著。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杠杆率选择与经济效率提升

在数字化变革背景下,提升效率才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通常高杠杆率被认为是制约经济效率提升的主要因素。由此去杠杆成为提升经济效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方式。本文运用修正的MM理论分析了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杠杆率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并基于WIOD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库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杠杆率与制造业企业经济效率之间存在着“倒U”形关系,当没有考虑到数字化转型时企业经济效率最大化的最优杠杆率相对较高;当考虑到数字化转型时企业经济效率最大化的最优杠杆率相对较低;杠杆率与企业经济效率之间的内生性会高估杠杆率的估计结果。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为数字化转型背景中国制造业企业经济效率提升和结构性去杠杆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债务期限结构错配抑制了高科技企业R&D投入吗?——基于认证高新技术企业的经验证据

选取认证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将债务水平与债务-资产期限结构配置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并充分考虑两者的内生关系,考察债务期限结构错配对高科技企业R&D投入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债务杠杆对高科技企业后期R&D投入强度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但影响呈减弱趋势;“短债长用”类错配对高科技企业R&D投入强度存在一定程度的正面促进作用,而“长债短用”类错配则抑制了R&D投入;债务杠杆与债务期限结构配置之间存在影响R&D投入的正面交互效应,交互效应的存在强化了债务杠杆的负面影响和债务期限错配的积极作用,采用“低杠杆”加“短债长用”错配组合,更有利于促进高科技企业R&D投入。

制造业企业房地产投资与企业杠杆率

21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业企业进行房地产投资是其“多元化”投资战略的主要形式之一。本文利用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研究了制造业企业房地产投资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发现制造业企业房地产投资能够提升企业杠杆率。机制分析表明,制造业企业房地产投资通过发挥挤压效应和抵押效应进而提高企业杠杆率。制造业企业房地产投资对企业杠杆率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小企业中更显著。在区分长期杠杆率和短期杠杆率后,制造业企业房地产投资对企业杠杆率的提升作用表现在长期杠杆率方面,同时该提升作用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财务风险。本文提出企业应当加大研发创新,促进自身高质量发展;政府监管部门完善系列政策避免制造业企业盲目进行房地产投资而导致“企业空心化”。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及其有效性与实体经济的联动关系研究

非金融企业高杠杆和经济增速的下滑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本质上反映了杠杆有效性下降、有效性不足是中国债务的核心问题。抓住杠杆有效性核心,尝试提出相关经济含义,即企业债务资金用于实体投资的程度和负债所形成资产的使用效率,构建债务投资比和资本产出比指标,并对其进行刻画,将其引入企业杠杆与实体经济研究中,构建MSMH(2)-VAR(1)模型探究不同有效性状态下企业杠杆率与实体经济的时变动态关联。研究发现:企业杠杆率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具有显著的区制转换特征,由企业杠杆率、杠杆有效性和实体经济构成的系统可以划分为“杠杆高效区制”和“杠杆低效区制”两区制。在“杠杆高效区制”内,企业杠杆率的上升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能够有效去杠杆,杠杆率与实体经济能够实现良性循环;在“杠杆低效区制”内,企业杠杆率的上升不利于经济增长,杠杆率将脱离实体经济运行,同时影响程度在两区制内具有非对称性;通过构建TVAR模型估计得出,当债务投资比和资本产出比增长率高于0.0113和0.0132,即杠杆有效性下降至一定程度时,整个系统将由“杠杆高效区制”转向“杠杆低效区制”,经济金融脆弱性上升,表明提升杠杆有效性对于实现杠杆率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并化解债务风险具有重要价值。

四两拨千斤:高管递延薪酬对国有企业杠杆率的治理效应

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之急需提振经济的情况下,一刀切的去杠杆政策可能对经济有所“误伤”,在实践中一直应用却被理论研究忽略的高管递延薪酬制度能否成为国企杠杆率的精准治理机制值得研究。以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发现,高管递延薪酬显著降低了国企杠杆率,有直接治理效应;同时,其能与去杠杆政策协同,对国企杠杆率产生协同治理效应。本文研究结果表明,高管递延薪酬制度是国企杠杆率的有效治理机制,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治理效果。

金融资产配置、企业经营风险与企业杠杆率

本文以2007—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动机出发探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杠杆率的关系,并考察企业经营风险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总额越大,企业杠杆率水平越低。(2)短期金融资产配置“预防性储蓄”动机显著,降低了企业杠杆率;长期金融资产配置的“逐利”动机显著,提高了企业杠杆率。(3)企业经营风险在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杠杆率的关系中起到了强化的调节作用。(4)短期金融资产对于企业杠杆率的抑制作用在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中更加显著,长期金融资产对企业杠杆率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更加显著。

货币政策、企业投融资决策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

本文将所有权异质性引入企业投融资决策模型,并借助融资成本、国有企业的挤出效应和杠杆-收益错配三组概念将货币政策、企业融资决策和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融合在一个分析框架之下,得出货币政策对企业资产负债率,进而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的基本推论。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货币政策、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非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对企业融资决策、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限效应,但无论货币政策宽松与否,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的上升始终是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持续攀升的主要推动力。由此,本文认为“去杠杆”相关政策应警惕所有权异质性带来的扭曲效应,其核心或着力点应当放在国有企业一端;而货币政策则应保持适当宽松,以“宽货币、紧信用”缓解国有企业对非国有企业的挤出效应,为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蓄能。

增值税减税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杠杆率差异的视角

我国增值税改革持续深化,增值税减税的效果成为学界和政府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产品供需存在弹性,企业无法将增值税税负完全转嫁给消费者,并且不同企业面临的借贷市场环境存在差异,因此增值税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问题显得较为复杂。本文针对企业投资决策建模,发现增值税减税会增加企业投资,但杠杆率较高企业由于借贷市场受到约束,投资水平的提高弱于杠杆率低的企业。本文基于2016Q3-2019Q1上市公司的季度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显示,2018年增值税减税政策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水平,且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但借贷市场的传导机制减弱了增值税减税政策对杠杆率较高企业投资的促进作用。

杠杆率之于企业升级:垫脚石抑或绊脚石?——兼论去杠杆压力

我国企业面临着既要降低债务以实现“去杠杆”的风险释放目的,又要合理利用杠杆以完成“企业升级”目标的两难选择。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探明杠杆率对企业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渠道,并进一步剖析“去杠杆”压力。在此基础上,选取2010—2019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杠杆率通过企业创新能力、运营效率和风险承担渠道对企业升级形成“倒U形”的影响,即存在适度则促进的“垫脚石作用”和过度则抑制的“绊脚石效应”,且这种关系并不存在明显的企业和杠杆结构异质性的差异。与此同时,“去杠杆”压力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大多数制造业上市公司还具有加杠杆空间,进而赋能企业升级。然而,也有小部分企业杠杆率高企,去杠杆压力凸显。其中,国有企业的“去杠杆”压力明显大于民营企业,企业的长期债务和商业信用借款的“去杠杆”压力明显小于短期债务和银行借贷。因此,应积极落实国家“去杠杆”政策,并根据企业特征和杠杆结构的类型实施差异化监管策略,从而更好地发挥杠杆对企业升级的驱动作用。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金融风险关系研究

山东省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已超国际认定警戒线,并且由于统计口径不完备,山东省实际杠杆率水平高于当前计算结果,已无加杠杆空间。从当前可计算的杠杆率分结构看,山东省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企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基建行业及国有企业。通过对山东省内2009年以来17地市的杠杆率与不良贷款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不良贷款率与杠杆率变动之间存在稳定的反向关系,杠杆的加速变动会加大金融风险的暴露。建议应在稳步去杠杆的基础上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使非金融企业与区域金融体系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企业金融化对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基于中介效应和门限效应分析

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的财务数据为样本,探究企业金融化对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1)企业金融化的“投机-挤出”效应大于“储蓄-维稳”效应,总体上增加了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且非国有工业企业金融化对其风险承担水平影响更大;(2)作用机理分析发现企业金融化主要通过资产渠道和收益渠道作用于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即“工业企业金融化——主营业务投资减少/金融资产收益占比增加——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上升”;(3)进一步分析后发现企业金融化对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存在基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和财务杠杆率的门限效应,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门限效应使得工业企业金融化的边际影响依门槛值减弱,且国有工业企业的门槛值要低于非国有工业企业;而财务杠杆率的门限效应使得工业企业金融化的边际影响依门槛值增强。

杠杆率、流动性风险与企业绩效——基于我国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实证研究

由于汽车购置税政策变动等的影响,我国汽车制造业近两年的发展受到较大抑制,预计短期内我国汽车消费仍将处于较低迷状态。为合理提高企业绩效并积极做好应对措施,以2013—2018年我国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相关财务数据为样本,利用Stata 15.1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并检验杠杆率、流动性风险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杠杆率提高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抑制作用,流动性风险提高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杠杆率提高对流动性风险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流动性风险在杠杆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中介效应。同时还发现,股权集中度、盈利能力、成长性和现金持有水平均与企业绩效呈现正相关关系。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合理性评价与调节路径研究

自2008年以来,为消除世界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经历了一个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快速提升的阶段,并在2017年初达到157.7%,远远超出发达经济体88.9%的平均水平。由于高杠杆与高风险并存,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过高问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去杠杆、防风险成为我国一项重要的经济工作。通过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形成与调节机制进行分析梳理,基于非金融企业的理性经营行为,构建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合理水平测算模型、评价模型和调节模型,并在相关数据采集和模型检验的基础上,对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合理性进行评价。结果显示: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长期处于不合理状态,且近年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非金融企业生产税净值率和最终产品价格、央行存款准备金率对其杠杆率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作用。因此,调节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不合理性,可以从生产税净值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两条路径来进行。

中国杠杆率水平的国际比较和走势分析

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杠杆率尤其是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处于较高水平,自2015年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达到历史新高以来,各界对国际清算银行(BIS)公布的杠杆率①数据开始格外关注。BIS从2013年3月开始按季度发布40多个国家和地区②的非金融部门杠杆率数据。4月30日,BIS公布全球43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2019年4季度总体和分部门(包括非金融企业、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数据。通过对杠杆率的国别比较分析和近十年中国杠杆率走势和结构分析,我们得出总体杠杆率位列17,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位列第8,居民杠杆率位列11(与处于相似发展阶段时国家比较),政府部门杠杆率处于中等水平,中国总杠杆率、居民杠杆率和政府杠杆率均呈现逐年攀升的走势,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呈现先升后降的走势。并从稳步推进非金融企业去杠杆、控制居民杠杆率过快上涨、政府加杠杆和防风险并重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