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 of Military Defense Building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of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Based on CiteSpac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he Belt and Road” polic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continues to study the historical relic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military facilities along the silk road in recent years. Focusing on the military defense building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of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CiteSpace software is used to conduct statistical and visual analysis on the hot issues of relevant literature in the military buildings on the silk roa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frontier hot issues, the research trend of future topics is analyzed and predicte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frontier hot spots of military architecture in the western regions of Han and Tang Dynasties are extensive, and the research trend is steadily rising.

中原黄河漕路与秦汉隋唐帝国

中原黄河漕路是以现在郑州桃花峪以西至三门峡灵宝段的黄河河道为主干的漕粮运输通道,由灵宝至三门峡段、三门峡至孟津段、孟津至郑州桃花峪段等数段构成,敖仓、荥阳故城等地是中原黄河漕路上的关键节点。作为关中与关东之间唯一有效的运输渠道,其畅通与否和秦汉隋唐帝国的国运兴衰息息相关。在秦、汉、隋大一统的过程中,中原黄河漕路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桃花峪以西的中原黄河漕路转输军粮物资之便,帮助秦人在兼并统一战争中占得先机;而关中以东中原黄河漕路的畅通及其对敖仓之粟的控制,几乎成为刘邦战胜项羽的决定性因素。汉代时,经由中原黄河漕路转输的漕粮数额一直呈现攀升之势,最高在元封年间达六百万石,约为当今的18万吨。隋帝国借助中原黄河漕路控制了当时东亚大陆上最富庶的区域,更是以郑州桃花峪西至三门峡灵宝段黄河漕路为主轴,西引渭水,东连黄河下游与后来的隋唐大运河通济、永济两渠,构建了南至淮水、北达海河流域的水上交通运输系统。唐代关中长安对中原黄河漕路的依赖则超过了汉、隋,经由中原黄河漕路西输至关中长安的漕粮数量与规模随着唐帝国国运盛衰而不断起伏变化,可以说中原黄河漕路畅通、漕运制度不断完善,唐帝国蒸蒸日上;中原黄河漕路断绝,唐王朝政权亦随之衰亡。因此,中原黄河漕路足以称为秦汉隋唐帝国的生命线。

凹凸画与6-8世纪中国雕塑造型方式之变的关联

唐代雕塑为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一,造像尤为其中翘楚,本文分析唐代造像与凹凸画造型方式的共性,通过比较其与汉代造型方式间的区别,说明唐代雕塑造型方式中底层观念的变化,进而从造型机制角度回应唐代雕塑风格形成的原因。

汉唐赋税制度比较及其对税收现代化的启示——理想、技术与效能

阐述了汉代的“税赋役”和唐代的“租庸调”及“两税法”,并从理想、技术与效能三个方面比较分析了汉唐的赋税制度,发现汉唐赋税征管组织体系松散,税收征管成本过高,治理效能偏低,其原因主要在于税收治理幅员太大,地理阻隔导致物流成本过高,税收征管技术有限。汉代和唐代的赋税制度演化史对现代税收治理的启示在于:税收制度理想必须根植于社会现实的土壤,所有的制度均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税收制度体系必须有税收治理技术配套,变通执行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秩序失范问题;税收基础必须建立在具有弹性的标的上,税收治理应当随着社会条件而动态调整;税收治理必须考虑治理规模与治理成本,在既有约束条件下实现治理成本最小化。

论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的韩愈形象

韩愈的名儒形象在唐五代笔记小说中走向了仙道化,其仙道化塑造有三大标志:能识丹篆、死后从圣讨伐敌国和牡丹现诗预知命运。韩愈形象仙道化塑造的历史依据,是韩愈生平经历与诗文文献中流露的亲道倾向。韩愈形象向仙道转化的深层原因是中晚唐战乱与庸政的社会背景下,士人无力兴国与求仙避世的矛盾心理。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的韩愈形象是唐末士人孤独彷徨身影的投射。

常任侠中国敦煌美术史研究论略

常任侠的中国敦煌美术史研究成果丰硕,主要体现在敦煌佛教美术研究、中印佛教美术交流及其影响研究两个方面。常任侠立足于唯物史观和美术史的宏阔视野,采用艺术考古研究方法,对汉唐石刻壁画艺术进行考察与研究,揭示其演变的重要特征和基本规律,既肯定了印度佛教文化对汉唐石刻壁画艺术的影响,又强调了汉唐时期本土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艺术的吸收、融合、改造。他的敦煌美术史研究丰富了中国古代敦煌美术史研究的资料库,为中国古代美术史研究和学科建构提供了重要参考。

黄培《含章馆唐诗选》考述

《含章馆唐诗选》是清康熙二年(1662)山东即墨诗人黄培所编的唐诗选本。康熙八年黄培因诗案被处以极刑,其生前著作多遭毁禁,存世罕见,这部存世的诗选具有相当高的文献和史料价值。《含章馆唐诗选》共选诗四百余首,以盛唐诗为主,尤其以杜甫的诗歌为多。其选诗情况反映了黄培深受明代高棅、李攀龙等人影响,继承复古思潮,坚持“诗必盛唐”的诗学主张。黄培尤其重视对安史之乱后杜甫诗歌的选录,寄托了政权变革之际知识分子的亡国之思。另外,诗选也为研究清初山左诗学发展提供了极好的研究资料。

论晋唐汉地僧传的存量及传世情况——以史志与经录对勘为中心

晋唐之际产生的汉地僧传,在文献分类上属于“此方诸德传记”,实与“西域圣贤传记”并行不悖,成为梳理中国中古佛教史与佛教文化的重要证据。历代史志与佛教经录所见晋唐汉地僧传,虽然程度不等地存在着重出、淆乱现象乃至难以考证,然而毕竟依据各自的学术渊源和学理视角,为后人具体研究提供了相对可靠的文献清单。将史志与经录所见晋唐汉地僧传清单进行对勘,以史志补撰著录和汉文大藏经、敦煌宝藏收录为相关辅证,不仅得知这批僧传文献的体制形态、总体数量以及存佚情况,而且可见同列于上述两类目录者为少数全帙,它们因唐代佛教学者的编目入藏才得以流传至今。从古典目录学视角考察晋唐汉地僧传的分布,有利于全面把握佛教文献和学术史,从而推动文史研究走向深入。

汉唐时期胡麻与宗教、养生风气的互动

汉唐时期,先民对胡麻的认识和利用涉及服食辟谷、药食两用、延年致仙等方面。服食辟谷方面,胡麻的服食风气延展至唐,使得胡麻饭成为唐人的美味珍馐;药食两用方面,汉唐时期胡麻在食用的基础上,其疗病祛疾的范围呈扩大趋势;延年致仙方面,以胡麻为仙药可能与魏晋时期服食风气益兴、道家饵食胡麻来养生修身有关。一粒亦药亦食的胡麻,因与当时的服食风气以及宗教相关联就具备了多重属性,值得藉此追本溯源,探究医药背后的文化因子,从而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中医药文化。

“唐宋八大家”与《中庸》的升格

在《中庸》由《礼记》之一“篇”升格为“四书”之一“经”的过程中,中唐与北宋是两个关键阶段。在这两个阶段,涌现了中国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宋八大家”。他们或多或少对《中庸》都给予了一定的表章。中唐的韩愈与柳宗元,人称“韩柳”,他们主要关注并讨论了《中庸》的“诚明”思想。北宋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被称为“江右三杰”,欧阳修曾就《中庸》的性论批评过当时学界的空言高论之风;曾巩在继承欧阳修文论的同时,也引用《中庸》来解释《洪范》;王安石则很早就借《中庸》来论述过自己的人性论思想。“三苏”中的苏洵对《中庸》只有零星的关注,但苏轼则专门写过《中庸论》三篇,苏辙也曾以佛解儒,用《坛经》“不思善,不思恶”来解释《中庸》首章的“中和”思想。“唐宋八大家”因其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他们对《中庸》的关注与表章,在《中庸》升格过程中起到了强劲的助推作用。

慕梵而尊礼:隋唐时期汉传佛教僧众的丧葬制度

隋唐时期汉传佛教僧众的葬制,梵华嫁接的色彩非常明显。僧众丧葬模式主要有水葬、土葬、火葬、露尸葬等,但每种葬式的流行程度有别。土葬是此时最主流的僧尼丧葬模式,且最符合中华礼制的基本要求,是调和华梵之间文化矛盾的比较好的手段。颇有特色的露尸葬,因其最有印度佛教特色,在此时的僧众葬制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选择水葬或火葬的僧众则相对较少。在汉传佛教历史上,只有隋唐时期才有如此多种类的僧众丧葬模式,这是隋唐这个绚烂时代赋予的特殊的文化特征。在佛教中国化的大背景下,这些僧众葬制既都无一例外地受印度佛教的影响,建构在佛教义理的基础上,又努力寻求着中华礼制的认同,佛教的信仰与儒家的五常在此时已经有了很好的融合。

胡汉食俗的交融:唐都长安的餐饮业

随着中古丝绸之路的空前畅通与中外文明交流的日益频繁,唐都长安作为一座国际性的大都会和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服务业非常发达,其中餐饮业尤其繁荣。长安的“胡店”、旗亭、酒肆、饭馆以及许多临街摆设的饮食摊点和沿街叫卖的游商小贩星罗棋布,胡汉兼容的烹饪技术和餐饮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许多具有浓郁特色的菜肴和风味小吃。长安餐饮业的繁荣主要得益于胡汉饮食文化和南北餐饮习俗的相互影响与融合;另外,以胡汉食客共同构成的城市庞大消费群体也是支撑长安餐饮业繁荣的重要原因。

汉唐之际口腔认知与疾病诊疗研究与展望

汉唐时期是中医学从奠基到成熟的重要节点,此时传统口腔医学也从初创进入重要发展阶段。通过对现有文献与研究成果的梳理、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汉唐口腔医学研究集中在汉唐口腔生理、病理和口腔疾病治疗与卫生保健等方面,对汉唐口腔医学发展史及当时医书所载口齿相关术语释义略有涉及,研究方法与思路也较为单一,古籍文献的引用、分析多为简单罗列与初步的演绎推理。从大的宏观视角出发,目前汉唐口腔医学发展的全貌并未覆盖,一系列重大问题尚未触及。同时,对汉唐口腔医学研究新方法的探讨与运用,亟需推进。从未来研究的前景看,中国口腔疾病传统治疗的研究领域广阔,大量文献尚未挖掘,假以时日必将成果丰硕。

汉唐医籍中吴茱萸类方辨治心力衰竭的学术思想探析

通过对《伤寒论》《金匮要略》《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方》等古籍中治疗脚气病、水肿病、咳嗽上气病、奔豚病的吴茱萸类方进行梳理分析、归纳、研究,发现吴茱萸类方多具有温阳下气利水,镇咳除满消胀之效,常用于脚气病、水肿病、咳嗽上气病、奔豚病中急危重症的治疗。汉唐医家在应用吴茱萸类方辨治以肿、喘、咳、唾、满、烦为主要表现的急危重症方面经验丰富,并提出关于服药后详细的将息调护方法,此或为中医药辨治心力衰竭提供新的思路方法及方剂参考。

关中汉唐帝陵区土地利用与粮食产能协调发展评价

为揭示关中汉唐帝陵区土地利用变化与粮食产能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本文从土地利用规模、土地利用强度和粮食产能等方面选取相应指标构建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2009—2018年指标值构建数据矩阵,计算土地利用与粮食产能的耦合度和协调发展度,根据计算结果对土地利用与粮食产能协调发展情况进行评价。结果显示:(1)2009—2018年整体上常用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均呈波动下降趋势;(2)2014年后土地利用水平与粮食产能发展水平基本相当,且二者均趋向于稳定发展;(3)土地利用与粮食产能之间的密切关联程度较高且多年相对稳定,尤其是2014年后耦合度均在0.99以上,持续稳定在高水平耦合阶段,二者之间具有高强度的相互依存关系;(4)2009—2018年土地利用和粮食产能的协调发展度均在0.5以下,始终处于失调衰退区间,二者之间协调发展性较低;(5)促进土地利用与粮食产能协调发展可采取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加快土地流转、加强耕地用途管制、扩大政府粮食生产投资、给予种粮农民补贴等措施。研究成果可为促进帝陵区土地合理利用、保护耕地、促进粮食生产,保障区域粮食安全提供参考依据。

从窣堵波到中国式佛塔——汉唐时期新疆佛塔的演变

佛教沿丝绸之路传播,其佛塔最初以印度窣堵波形制传入中亚,后进入新疆演变出各种佛塔样式,最终成为中国式佛塔的重要组成。通过对新疆佛塔样式进行对比分析,探寻影响因素,以求展现出新疆佛塔蕴含的多元文化特性,以及汉唐时期新疆佛教的大流行和中华文化共同影响下的佛塔演变关系。

汉唐天文学说的演进与辞赋书写

汉代到唐代是中国辞赋文学发展最为繁盛的一个时段,而这个时间段也是中国传统天文学说成型的时间,即由五宫体系逐渐演变成三垣二十八宿体系。辞赋文学从诞生的初期就与天文密切相关,这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既反映出古人独有的知识结构,同时也体现了古人对于天人关系的重视。然而,天文学说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天文学说的演进,辞赋中的天文书写也会出现变动。因此,辞赋的天文书写会涉及到不同的学说以及概念,文本背后的知识面貌也不尽相同。这就意味着,掌握相关的天文学说以及知识是理解辞赋的先决条件,而文本背后的纵深仍需要文学研究者不断努力探索和研究。如此,回归历史语境,才能把握和体会古人的文化、思想以及观念。

丝绸之路汉唐织物晕裥纹样来源及成因探析

晕裥纹样作为汉唐时期典型的织物纹样,不仅反映了东西方丝路贸易的繁盛,也是多元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典型例证。文章以汉唐时期织物晕裥纹样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古出土织物结合文献资料,对此时期织物晕裥纹样的来源、发展及成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汉唐时期织物晕裥纹样源于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科普特艺术,而后传播至中西亚地区受当地多种文化影响形成晕裥缂毛织物;随后沿丝绸之路传播至古代中国的新疆和中原内地。纺织工匠受晕裥纹样织造技艺和文化内涵影响将其应用于蜀锦,促进在中国内地进一步发展。

论汉唐之间宴乐舞蹈“独立”的趋势

在中国早期乐舞的发展过程中,宴乐和雅乐并存,但从汉到唐的这段时期,两者的分界有日益明晰的趋势。宴乐舞蹈朝着“独立完善的表演艺术”的方向发展,其审美价值被不断释放出来。从古代文献的记载来看,这一趋势可以从三个方面获得印证:一是宴乐舞蹈命名方式的变化及相关术语的出现;二是宴乐舞蹈机构与人员的专业化;三是舞蹈批评的不断成熟。总体而言,宴乐舞蹈发展的“独立”趋势,反映了中国古代舞蹈艺术逐渐走向“自觉”的过程,它与中国历史前半段中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的抬头是相呼应的。

汉唐碑志与《韩诗》传承史新证

碑志作为记录士人、家族、要事等内容的载体,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由汉儒韩婴开创的《韩诗》学派是汉代《诗经》学的重要参与者,但亡佚于两宋之交。清代以降,不少学人曾以史书记载为依据,对传习《韩诗》的学者谱系进行重构,收获颇丰。但由于缺乏对碑志文献的利用,前贤构建的《韩诗》学者谱系尚有遗珠。以20世纪出土的两片汉碑与故宫博物院所藏两帧唐碑拓本为据,可补充孟琼、渡君、颜钦、田琬四位前人未考出的《韩诗》学者。同时,与这些学者相关的史料,又可以有效弥补传世史书的罅漏,对《韩诗》学术史尘封已久的若干重要环节作出新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