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里制性质索隐

西周里之民居单位说和度制单位说各有依据,但各执一偏。从国家形态和社会结构层面考察,在西周宗族城邦时代,里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民居单位和土地管理单位的统一体;里君由贵族担任,是国家政务官,既治民亦治地,而以治民为主。随着宗族城邦向领土国家转变,国野之别消弭,原隶属统治宗族由宗主支配的农夫、土地逐步隶属国家,里在国家行政结构中的地位下沉,“书社”即这一过程的历史体现,而非史家认为的农村公社。至战国,领土国家形成,宗族血缘关系从国家行政中剥离,新型户籍制度形成,国家直接控制编户和土地,以人量地、以地治民、人地合一控制体系法典化,里成为人地并治并以治民为主以保证国家赋役最大化的基层行政单位。西汉授田制瓦解,里蜕变为基层民居组织。

英语母语者方位词“上/里”隐现使用习得研究

方位词“上/里”受参照物名词语义制约,句法上分必隐、必现、隐现两可三种情况。本文采用书面译写任务,调查英语母语者习得“上/里”隐现使用以及“在……上/里”同框使用的中介语特征。研究发现,二语环境下学习者能习得前置介词“在”的用法,但倾向于隐去后置方位词“上/里”,母语中空间标记位置对“上/里”隐现使用产生负迁移。“上/里”典型空间义的习得显著好于非典型空间义。汉语水平和频率因素影响了学习者的二语表现。

湖北仙桃话“里”类方位词“■底tou^(35).ti”及类型学考察

“■底tou^(35).ti”是湖北仙桃话中常用的“里”类方位词。双音节方位词“■底”与单音节方位词“底”相比,方所义更明显,具有单用功能以及鲜明的处所词特征。方位词“■底”来源于身体词“■”,是汉语“里”类方位词的一个重要来源。类型学考察发现:仙桃话“里”类方位词表现出处于汉语南北方言(官话与非官话)交汇地带的地域特点;身体词“■”用作方位词的现象在汉语南方方言中也普遍存在;汉藏语系语言中也存在这种现象。

联系项原则与“里”的定语标记作用

从汉语史和方言的角度来看,认为河南话中身兼定语标记、状语标记、语气词等用法的"里/哩"来自于表示方位处所的名词"里"。居中位置是促使"里"发展为定语标记的结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从句标记和语气词功能。西南官话中的定语标记很有可能与河南话中的"里"同出一源。

原型范畴理论视角下“上”“里”多义习得考察

基于原型范畴理论,本研究以语料库检索和语言测试作为研究手段,调查英语母语者习得方位词"上""里"多个义项的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学习者习得"上""里"多个义项时遵循与汉语母语者大致相同的习得顺序;二语习得过程明显受词义典型性制约,同时还受到母语语义迁移的影响。

方位词“里、内”的方位表达及其范畴化

方位词"里、内"均可以构成三维空间表达,然而在语言世界中,"内"有时还可以构成二维空间表达。正是这种三维空间二维认知的机制导致"里、内"出现了不同的虚化过程,最终分化出不同的功能类别。

汨罗湘语中的虚成分“里”“俚”“哩”

湖南汨罗湘语中的虚成分"里""俚""哩"均读[li],主要有5种功能:代词词尾、形容词重叠式词尾、副词重叠式词尾、语气助词和话题标记助词。它们极有可能是一组同源虚成分,本字都是方位处所义的"里"。

两种不同的容器隐喻——“NP_抽+里”和“NP_抽+内”的认知语义差异

"里"和"内"对抽象名词的选择表现出不平行性,这与它们的容器性质和容物性质不同有关。"NP_抽+里"是可开放容器,既可用于有界事物,也可用于无界事物;其容物在认知上通常被看做是离散性的、单个的有界个体。"NP_抽+内"是唯封闭容器,一般用于有界事物;其容物在认知上常被看做是弥散在容器内部的、分不出单个个体的容物。

岱山方言“里”“头”的异读及其来源

岱山方言中有特殊的异读现象,举最常用的"里""头"作为个案进行分析。根据"里""头"的变音规律看,有的与其词序位有关,有的与其语素义有关,且初步判定其个别变音接近闽语音。岱山方言中的这种含有闽语元素的异读现象,在舟山群岛与周围吴语中罕见。推测其来源,应与明清时期我国海禁与展复史以及岱山岛移民来源地方言有关。

近代汉语中“里”字的结构助词用法

“里”字在近代汉语中可用作结构助词 ,它是一个相当于结构助词“地” 。

“里”的语义、功能扩张历时考察

学界对“里”作为方位词用法的研究很多,对“里”的历时变化和语法功能演变的关注则相对较少。在金文时期,“里”已产生了表示居住场所的最初意义,是一般名词。由居住场所演化为表示距离的“里”,属于“里”较早的引申义,此时仍为名词。作为词缀的“里”,由早期的并列式短语“街里、邑里”等,通过词汇化形式演化而来,现在仍然具有较强的组合能力。作为方位词的“里”,则是“里”和“裏”意义的综合产物。

方位结构“～里”和“～内”

＂里＂和＂内＂都是相对于＂外＂来说的,但是两个＂外＂是有区别的,从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探求出＂里＂和＂内＂的基本意义。本文阐述了＂～里＂与＂～内＂的共有意义,以及在共有意义下的选择性差异,包括语体和音节的影响,并讨论了＂～里＂和＂～内＂各自的特有意义,主要有＂～里＂的强引申义、指代义、状态义、虚时空义,以及＂～内＂的同属义和紧缩搭配等。

基于小型语料库的介词in/out和里/外的对比研究

本文在认知语言学下Langacker(1987)的射体-界标理论指导下,参照Tyler(2003)等人的介词划分标准,对英文介词in/out和中文介词li(里)/wai(外)进行比较分析:一方面,比较这4个介词的原型意义的应用及范围。另一方面,借助隐喻方式的拓展,分析这4个介词的拓展范围,种类和频率,以及比较相似原型意义的中英文介词拓展的不同之处。本研究的所有语料均出于BNC语料库和PKU-CCL(北大中文)语料库,研究发现不同国家虽然存在不同文化,但确实有着相同的认知模式。另外,本文也证实了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方法,更是一种人类的认知方式,隐喻根植于我们的生活经验和日常知识。

构式“往死里X”的结构层级和形成机制

基于构式语法,在考察现代汉语中“往死里X”结构的使用情况的基础上,认为该结构为蕴含高程度量的半实体性构式,“往”“死”“里”是常项,变量“X”主要是动词和形容词。由于构件“死”的指称性较强,“往死里V”构式隐喻承继“往N里V”构式。随着变量“V”的聚合特征逐渐泛化,“A”不断涌入,常项“死”概念语义日益磨损,变量和常项双向互动下,构式“往死里X”演变为一个高程度量构式,具有一定的能产性。

北宋前期的乡村区划

开宝七年,在以相州地区为代表的一些地区“废乡令”得以落实,原来的“乡”被“管”所取代,其功能主要由户长来体现。更多的地区并没有贯彻开宝废乡令,也有个别的地区是在乡之下再设管。北宋前期的乡仍承担着一定的行政功能,里已沦为和自然村类似的地域区划单位。乡以及相州地区的管均设有耆长、壮丁来负责治安、词讼等行政管理工作。耆长所辖的区域又被称为“耆”。耆是县之下的专项行政区划单位,但一般不作为地域区划单位。县和耆直接发生关系,不以乡为中介。

河南光山方言来自“里”的多功能虚词“的”——共时描写与语义演变分析

"的"是河南光山方言中的一个附缀性的高频功能词,共时平面它负载方位后置词、方位介词、定语标记、标句词、进行义标记、持续义标记、语气词等多种功能。文章在共时描写的基础上,从跨方言比较的角度出发,认为光山方言中的"的"源于方位词"里",最后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说明"的"的共时语义模型。

隋唐长安辖县乡里考新补

隋代长安城下辖大兴、长安二县,唐代为万年、长安二县。它们的郊区,据宋敏求《长安志》记载共有104乡。但其乡名、里名及其位置多已淹没无闻。武伯纶曾据唐代墓志资料补出了近70个乡的名称,并推定了大多数乡的位置。本文在武伯纶等人论文的基础上,利用新出墓志资料补出了隋代14乡、5里,唐代16乡、33村、19里。唐代的乡名基本沿用隋代之旧。唐代的乡与里分属不同的系统,之间无统辖关系。清代董曾臣所谓“唐长安有50乡”,是因版本而致误,唐长安的乡数应以宋敏求的记载为准。

完形认知与语气词“里”的形成

语气词"里"形成于晚唐五代,源于方位词"里"。构式"NP·里"中处所词NP的显著度较高,在人们语言心理中的理想完形总是一个容器,"NP"与"NP·里"的内涵往往同一,因而"里"存在一定的语义赘余度。在语言经济律的驱动下,"里"语义逐渐虚化。"NP·里"在句法上本来就带有指明(方所)意味,随着语义虚化,其指明、强调意味逐渐凸显、增强,最后,语气词"里"就形成了。

宿松方言带“里”和带“得”的述补结构

宿松方言的补语标记有"里"和"得",二者用法有同有异。

宋代乡里组织与村落社会空间

乡里组织是传统帝制国家掌控乡村社会的基础,纵观唐宋乡里组织变迁,从制度设计层面而言,人户编组均可视实际地理空间和聚居状态调适。在时间脉络上,一直都是相似标准建制基础上的微调或“新制”;在空间纬度上,无非就是地域与编户两个维度的组合。地方志中关于各地乡里组织的记载复杂多样,除了制度实施本身因素外,更是编修者地方性知识和书写的多样叠加,但其中存在地方社会空间层面的共同相通之处。乡里组织在聚落中实施,人们对于村落社会空间的认识和表达,也远比制度和方志记载层面的“乡里”更为复杂,这些都有助于我们了解宋以降村落社会空间的日渐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