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诗歌梦意象研究

李商隐一生漂泊寄幕,沉沦困顿,中年又遭遇亲人离世之痛。这些悲剧性的人生经历促使他形成多情易自伤的个性特点,由此创作出一系列含有虚幻朦胧梦意象的诗歌来表达内心感受。李商隐诗歌的梦意象虚幻缥缈、内涵丰富,可大致分为三类:神女之梦,表现其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追求;理想之梦,展现其对建功立业的渴望;思归之梦,体现其对亲人和家乡的深切思念。这些含有梦意象的诗歌真切展现了李商隐幽微隐秘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同时也形成了其诗歌朦胧多义、含蓄蕴藉的独特风格,对后世婉约词的创作与发展有一定影响。

“杜公遗响”与“义山轻薄”:桐城派李商隐诗歌批评的两面性

桐城派对李商隐诗歌的评价,既有肯定的一面,也有批评的一面。桐城派诗人称李诗为杜诗“嗣响”,指其句法、章法效法杜诗,神韵亦能与之媲美。李诗诸体中,桐城派诗人最推崇其中的七律。因为李商隐在杜甫、王维之后另开一派,融合杜之阳刚与王之阴柔,达到刚柔相济的美学境界。桐城派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诗文追求朴实无华的本色之美,而李诗用藻饰之词写男女艳情,故而批评者较多,唯曾国藩追求“怡悦”之审美效果而欣赏李诗。李诗涉及男女之情,因此托旨遥深,桐城派不满其迂晦深隐、浓艳轻利、浮泛支离。桐城派对李商隐诗歌的评价,折射出挽救其时诗坛之弊的用心。

论黄子云《野鸿诗的》对李商隐的批判

李商隐诗瑰丽诡谲、朦胧窈渺,《无题》组诗更是感情深藉、凄艳浑融,允为诗史经典。但清代诗论家黄子云却对此深恶痛绝,在《野鸿诗的》中对李商隐大加斥责,称其为“三百篇之罪人”。究其缘由,除与黄子云颇具个人特色的诗学观、对传统诗学观片面的选择和继承、其自身的个性等相关之外,在时代流变下,以黄子云为代表的“卫道士”对诗歌政教功能的维护也是原因之一。

《马嵬》诗“不及卢家有莫愁”辨义

《唐诗鼓吹注解大全》对《马嵬》结句的释义成为明代晚期诗家普遍使用的话语模式。清代初期的《唐诗鼓吹笺注》改写了《唐诗鼓吹注解大全》的部分表述,引导清代诗家如姚培谦、姜炳璋等将“卢家夫妇”释为“民间夫妇”,影响至今。这种阐释缺乏历史依据。“卢家”是唐代的世家大族,唐文宗曾有“顾不及崔、卢”之语,和《马嵬》同调。义山诗中的“卢家”皆为显贵,“莫愁”亦为豪门之妾,没有例外,且唐代诗人如杜甫也认为乱世之中,“民间夫妇”的相守其实更为困难。故而《马嵬》的结句应释义为王室权力败落,无法庇佑“妇人”,可世家大族却依然显贵如旧,其义批判性强,抒情性弱。此外,《马嵬》也是检视义山人生轨迹的诗证之一。

从西方文论与中国诗学谈李商隐诗的诠释与接受

李商隐的诗是以难懂出名的,有关《锦瑟》的解说更是众说纷纭。至于解说的方法、角度,可以结合中国诗学,可以运用西方文论,可以论诠释,可以谈接受。不过,读诗最重要的是"诗可以兴",是这个诗歌的生命,给了你什么样的兴发感动,这才是最重要的。

“诗史”指向与晚近诗坛的李商隐接受

作为清代诗歌流变中"唐宋诗之争"的又一环节,李商隐接受是近代复古诗学的一大方向,也多是地域诗学的延续。晚近诗坛的三种接受模式,完成了对李商隐诗歌的全方位、多角度学习。近代社会复杂的风云变幻,诗史观念的介入,是考察李商隐接受的具有理论价值的立足点,为探讨学李诸家的异同、得失提供视角。

译者主体性与唐诗英译——李商隐诗作英译的个案分析

唐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精品,千百年来广为传诵,经久不衰,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通过国内外诸多名家的翻译,唐诗在英语文化圈中得到了日益广泛的传播;然而,唐诗的译介仍然面临挑战,这源于诗歌翻译是选择的艺术,而选择的过程不可避免受到译者主体性的影响。形式转换、意义传递或文化移植都需要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在对译者主体性进行理论诠释的基础上,可以结合哲学阐释学的视角,从"诗歌意义中未定点的存在与阐释"和"译者主体性为唐诗多译本现象的内在理据"两个方面探究李商隐诗作英译的多元阐释现象。多义性作为李商隐诗作的内在本质,是中国古诗的主要特点之一,也是促使译者发挥主体性、对源语文本意义进行多元阐释的主要原因。

李商隐诗歌和四六文风格的多样性

李商隐的诗歌和四六文均取得很高成就 ,其重要标志之一是风格多样。诗歌方面 ,“自开生面 ,兼擅临摹” ,有《锦瑟》那样风格表现为典丽精工的 ,有《落花》那样绚中有素的 ,有学汉魏、学六朝、学杜、学韩、学李贺而能达到很高境界的 ,甚至还有些开宋派的作品。义山的四六文与诗消息相通 ,其总体特征是精丽和富有情韵 ,而围绕精丽和情韵 。

楚雨含情皆有——李商隐《夜雨寄北》暨义山诗歌之读解

李商隐诗歌在唐诗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因其特殊的背景及经历,使事用典的精切深晦、多义蕴,颇不易读解,常有桎碍难通之处。《夜雨寄北》一诗,脍炙人口,广为传诵,然不易得其深层意蕴。本文考释此诗之创作时间及创作地点,并借以展现李商隐大中二年和五年之行踪,探讨该诗之写作对象,分析此诗蕴含之美以及义山爱情诗歌的深层意蕴,并由此而论及其爱情观和读解李商隐诗歌应该持有的态度。

“四六”指骈文之形成与接受过程考述

"四六"之名指骈文是在中晚唐自然形成的,从柳宗元合成"骈四俪六"到李商隐提炼为"四六"是一个创造性的飞跃。而这种提炼的基础应该是在中晚唐"四六"指骈文逐渐成为了文坛的共识。晚唐以后,"四六"概念迅速流行,结集益多,日渐成为专指应用性骈文的专有各词。

从西方文论看李商隐的几首诗

李商隐《燕台》四首色泽凄艳、情调迷离。其诗用西方文论的术语来称,是一种客观的投影,是一种外观的形象,但又与作者的情意有相当的关联。要了解并把握其诗歌,必须先有一个与诗人接近的心灵,然后才可进入他的心灵的梦幻境界之中。李商隐的诗不可牵强比附,去做指实的说解。

论李商隐诗的象征艺术

李商隐不仅在写作中大量运用象征手段,而且在象征艺术方面有许多创造。他能娴熟自如地运用整体象征手法。个性化和朦胧化是李商隐象征喻象的重要特征。李商隐诗"深情绵渺"的独特诗风和诗歌"多义性"特征的形成,都与其有意识地创造性地运用象征手法有密切关系。此外,李商隐诗中的象征还与比兴、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等抒情手段存在密切关系。理清这些关系,有助于加深对李商隐诗象征艺术成就和特点的认识。

从《王翊元夫妇墓志铭》看李商隐的诗文与书法

以新出土的李商隐撰并书《王翊元及夫人李氏墓志铭》为依据,对李商隐的诗文、"诔奠之辞"、书法艺术以及在墓志中运用的异体字进行了研究,并对墓主唐代云麾将军、右龙武将军知军事、兼御史中丞上柱国太原县开国公王翊元的家世和生平进行了考证,可补史之所遗。

李商隐与令狐绹关系要论

李商隐一生的荣辱成败与令狐绹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对于他两人的关系,学界绝大多数论者都认为令狐绹以李商隐依附李党为背恩忘主,对其打击压制无遗力,对造成李商隐的人生悲剧起到重要作用。从他两人交往的忠实和诗文,结合晚唐的幕府文化考察可见,李商隐的人生悲剧主要是由他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行为言论造成的,而令狐绹对李商隐长期以来一直都有力所能及的帮助、照拂。设若没有令狐绹,李商隐的人生殆将更加艰危、悲惨。

李商隐悼亡诗叙议

本文在悼亡诗史的背景下,阐述李商隐悼亡诗的独特价值。李商隐的人生际遇、个人气质与其悼亡诗有密切关系,而“生为死祭”的凭吊与生言死事的语言确实是人生哲学和处世姿态的体现。本文试就李商隐际遇、气质与他悼亡诗的关系,以及诗中深沉的身世之慨展开论述。

论李商隐的道教无题诗

李商隐的道教无题诗历来为研究者所注目，然而大多从追索诗歌的本事出发，主要运用传统的“诗言志”的观念，把这些道教无题诗比附为政治遭遇诗；另外解释为诗人与女道士秘密恋爱的本事记录．这两种解诗方法都忽略了诗歌作为有机的艺术整体本身所具有的审美内蕴．联系诗人的经历及理想追求，可知这些道教无题诗抒发了诗人人生遭遇的不平心绪．

晚唐前期古文创作的思想突破与文体新变——以李商隐与刘蜕为中心

晚唐前期的古文创作以李商隐和刘蜕的小品文为代表,其中渗透的是个人独立的思想、抨击时弊的勇气和艺术开拓的创造力,这也成为唐末小品文勃兴的先导。究其成功的经验,恰好与韩门弟子形成鲜明的对照,李翱等人亦步亦趋地模拟韩愈文章,而李商隐、刘蜕等人则能从中唐以来思想和艺术演变的大线索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注目于学术思潮转型中的现实精神,发挥从元结到韩柳的小品文传统,不局限于韩文一隅,从而在文章中突出了自我的思想独见和艺术个性,开拓出古文创作的新境界,这种文体创新也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我国古典散文艺术变革的基本规律。

“文思清丽”与“獭祭鱼”——李商隐骈文与唐代骈文文风的关系

"文思清丽"与"獭祭鱼"是相互区别又有紧密内在联系的两个评价。这种特别关系的出现源于不同时代的评论者观察和把握文学的角度不同。对这种不同角度产生的原因加以分析,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李商隐骈文"獭祭"之中存"清丽"的创作特色。

论唐诗中南朝主题的演变

唐人对南朝各代历史事件与人物风流的吟咏,构成唐诗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南朝主题。初唐诗中少有对南朝的吟咏,南朝作为一个艺术表现的对象尚未完全清晰地呈现出来;盛唐对南朝主题的表现,主要体现为张九龄、李白、王维等人诗中对江左风流的想象与吟咏,是高度审美化、抒情化的;安史之乱后,诗人们多流落江南,对南朝的抒写开始趋向写实,政治情境上的某种接近也让诗人们对南朝的历史发生新的兴趣,讽谕成为突出的倾向,在李商隐咏史诗中表现得尤为显著。上述对唐诗中南朝主题在不同阶段演变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将唐诗中的南朝作为一个整体的对象加以把握,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唐诗的特质与南朝地域文化的关系。

李商隐——悲剧的人生感伤的诗

作为晚唐党争的牺牲品 ,李商隐的诗歌善于通过对自己身世的吟咏 ,深刻表现知识分子末世的苦闷与彷徨、忧愤与哀痛。充溢诗人心灵和诗歌中的是一种义无反顾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