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诗话》诗歌体制论的误读与辩正

“体制”是严羽诗论的核心概念,但因习焉不察的割裂与混淆,其确切内涵与本来面目未能完整呈现,也妨碍了对严羽诗论体系及诗学思想的整体理解。藉由文本精析与逻辑归纳相结合,可知《沧浪诗话》中“体制”概念指向诗歌作品完整而具体的本体存在,这一基本内涵不因其《诗体》中辨体角度不同而互异。诗之“体制”不仅包含“词理意兴”等基本要素,且以“格力”“兴趣”“气象”“音节”等为之“用”,以更充分表现诗体的内在品质和艺术力量。其中“格力”以诗意为本,是诗中整体思想情感所表现的精神力量;“兴趣”以诗情为本,是诗体所表达的自然感发、含蓄蕴藉的情致和意趣;“气象”以诗象为本,是诗体所呈现的自然雄浑的整体艺术形象;“音节”以诗语为本,是诗体中充分韵律化、表意化的艺术语言。着眼于贯通式诗歌体制观,可对《沧浪诗话》的概念关系和整体结构获得更切近实际、更切合语境的理解。

清热利湿止血汤治疗湿热内蕴型肾小球源性血尿患者疗效及对尿隐血红细胞计数水平的影响

目的探讨清热利湿止血汤治疗湿热内蕴型肾小球源性血尿患者疗效及对尿隐血、红细胞计数水平的影响。方法选取2021年9月至2023年9月在浙江省丽水市人民医院确诊的160例肾小球源性血尿患者,按治疗方法分为治疗组(80例)和对照组(80例)。对照组采用西医常规治疗方案,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清热利湿止血汤,均治疗3个月。比较2组患者的中医证候积分、疗效、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在治疗前后比较2组患者尿隐血、红细胞、尿蛋白定量(24 h)、离心红细胞情况。结果治疗后,关于尿道灼痛、腰酸腹胀、足心灼热中医证候评分,治疗组得分分别为(0.84±0.13)分、(0.74±0.19)分、(1.05±0.26)分,对照组得分分别为(1.15±0.18)分、(1.38±0.22)分、(1.34±0.31)分,2组得分均低于治疗前,且治疗组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治疗组有效率93%高于对照组81%(P<0.05);治疗后,治疗组红细胞计数、离心红细胞数量、尿蛋白定量(24 h)分别为(195±42)个/μl、(13±3)个/HP、(0.58±0.24)g/24 h,对照组分别为(220±52)个/μl、(16±4)个/HP、(0.73±0.31)g/24 h,2组均低于治疗前,且治疗组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治疗组尿隐血(++++)、(+++)、(++)例数低于对照组,(+)、(-)例数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治疗组不良反应发生率4%,对照组11%,2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清热利湿止血汤可以改善湿热内蕴型肾小球源性血尿的血尿症状,降低尿隐血、红细胞水平,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

健脾化湿颗粒对实验性IBS-D大鼠结肠黏膜5-HT表达的影响

目的观察健脾化湿颗粒对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IBS-D)大鼠结肠黏膜5-羟色胺(5-HT)表达的影响。方法 60只清洁级Wistar大鼠,分为6组,每组10只。采用番泻叶灌胃配合束缚应激造模。造模成功后,健脾化湿颗粒低、中、高剂量组给药浓度分别为1.5、2.5、4.0g/mL(生药),得舒特组给药浓度3mg/mL灌胃给药。每日1次,连续2周,另外两组为不经任何处理的正常组和造模成功的模型组。实验结束免疫组织化学观察结肠标本5-HT水平的变化。结果 IBS-D模型大鼠结肠组织5-HT的水平显著高于正常组(P<0.01);除健脾化湿低剂量组外,各治疗组大鼠结肠组织中5-HT的水平显著低于模型组(P<0.01)。其中,健脾化湿颗粒高剂量组效果明显,与得舒特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健脾化湿颗粒可抑制IBS-D模型大鼠结肠黏膜5-HT过高表达,明显改善IBS-D模型大鼠胃肠功能。

论李贽对苏轼文学思想的辩证接受

在阳明心学影响下,明代儒学思潮发生转向,以天理为本体的程朱理学开始退潮,而以情感为本体的苏氏蜀学受到空前关注。在此背景之下,李贽对苏轼的接受尤其值得重视。作为心学传人,李贽的“童心说”与王阳明的良知之说相去较远,而与苏轼的“情本论”比较接近。以此为基础,李贽对苏轼的文学思想进行了深入体认,并分别从本体论、目的论、风格论和发展论等角度对其进行了继承和发展。由于情理关系方面的差异,李贽在对苏轼文学思想的接受中又有所批评,形成了一种激进重情、影响深远的接受模式。

祁韵士与李銮宣生平事迹比较

清代山西名士祁韵士、李銮宣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出身于乾隆年间的书香世家,科举入仕,被流放新疆丰富了人生阅历,为创作积累了素材,讲求经世致用思想并在各自领域付诸实践,品格清介,不畏强权。同时不同之处亦较多,祁韵士仕途坎坷,好友多名儒、伟公,子孙贤孝;李銮宣政绩颇多,好友多诗人、同僚,家庭不幸,孤独终老。由于发展轨迹、喜好交往、人生态度各不相同,二人虽为师生,但没有深入接触。

“哀鸣四野痛灾黎”:1942-1943年河南旱灾述论

发生在1942年夏秋至1943年春夏的河南大旱灾,涉及国统区河南省的60余县,受灾民众数以百万计。由于河南地处中日对峙的前线,交通断绝,中央获得灾情较晚,地方官员贪污腐化与救灾不力等诸多因素,国民政府虽然采取了紧急下拨救灾款、设置粥厂、减免征实征粮等各项措施,但成效有限,河南旱灾持续扩大并形成灾荒,迫使大批灾民逃向陕西等地,灾民死亡约200余万人。既往对河南旱灾事件的研究因史料限制并不充分,关于灾荒真实状况、国民政府救灾行动、灾民死亡人数以及中外舆论界的灾情报道等,均有可以再探讨的重要价值。

韩愈阳山之贬成因考释

韩愈阳山之贬的原因向来众说纷纭。两《唐书》所载其“上疏论宫市”一事应作为韩愈此次贬谪的导因。从历史之客观记载与人物之主观态度分析,以之构罪于韩愈的并非传统所论的幸臣李实,而是在德宗朝已阴为党羽的韦执谊、王叔文等永贞党人。柳宗元与刘禹锡虽无加害韩愈的主观故意,却有泄情于韦、王的嫌疑。韩愈对于韦、王诸人卑鄙行径的怨愤与控诉,也如实反映在了其后创作的诗文中。

“意觉”通感:“自我”的隐显与唐宋词的演进

“六根互用”理论体现出通感从“五官”到“六根”的转化。“意觉”,是指人或动物受到外界刺激而在情感、心理、精神上产生的感觉,对生理、心理、文学创作意义重大。于词而言,温庭筠词中的意觉通感呈现出女性化、代言体的抒情特色,其自我意识处于隐没状态;李煜词中意觉运用得以丰富,其对自我意识的书写推动词体转型,但这种“萌发”大致属于无意识地运用与表露;苏轼词中意觉运用具有抒情自我化、书写哲理思辨等特质,其意觉运用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认知和表达欲望,同时也为词体的功能、格调、地位都带来极大的拓展和提升。温、李、苏三位词人的创作反映出唐宋词从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发展历程,而“自我”意觉的觉醒是其间重要关节点。

“志”与“情”的相互独立——以异性词人苏轼、李清照为例

“志”“情”两种文学范畴的区分在宋代呈现出更明显的文化分衍现象。诗、词的对立刺激了以往“志”“情”合一的状况。这两种文学范畴的互相独立,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以性别比喻不同文体或风格的重要根源之一。从异性词人苏轼与李清照的词论与词作切入分析,不难窥见,“志”的主体宣扬、社会意识与宏大审美都具有男性化的色彩,而“情”的客体宽慰、个体意识与优雅审美也具有女性化的色彩。“志”“情”各自展现着自己的文学特征,又归源至每一个主体的“心”处。

“三世本为一事”--熊十力《原儒》中的“三世”新说

在《原儒》中,熊十力一改清季以来将“三世”说诠释为“三世进化论”的现代传统,另立新说,可称其为“三世一事说”。它以熊氏改塑的经典系统为文本依据——“六经”表达了一套融贯的理论主张。“三世一事说”有三个要点:第一,“三世”并非指三个连续的历史阶段,而是指三个连续的行动步骤,在这个意义上,圣人为历史立法。第二,革命原则上可以在圣人立法之后的任何时刻,通过“造时”行动来开启。第三,从革命启始到理想社会建成的时间间隔十分短暂,“大同”世界有望令革命者“及身亲见”。这一论说造成了熊氏哲学的内部紧张。“三世”说的现代诠释本就存在着历史发展理论和历史行动理论之间的张力,熊十力把诠释中心完全转移至后者,从而将儒家思想在“外王”领域的动力论潜能挖掘到了极致,这展示了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复杂面貌。

苏轼《灵壁张氏园亭记》“显涉讥讽”辩证

在北宋“乌台诗案”中,国子博士李宜之非任言官,却上疏弹劾苏轼所作《灵壁张氏园亭记》“显涉讥讽”,历来备受学者诟病。实际上,李宜之时任淮南东路提举常平官,负有监察地方官吏的职责,且《灵壁张氏园亭记》一文创作于淮南东路所辖之地宿州,李宜之弹劾苏轼有其制度依据,并非完全无端构衅。但是,李宜之认为《灵壁张氏园亭记》一文“显涉讥讽”则不足取信,是对文章主旨的误读与曲解。御史台审讯之时,苏轼也明言此文并无讥讽,且御史台认可其言。大理寺根据御史台的“供状”依法为苏轼定罪,也未将此文视作罪证。李宜之的弹劾在“乌台诗案”的具体审判过程中并未产生实质性作用。

《宋元学案》对道南学派的阐释与评价--以杨时、罗从彦、李侗为中心

在为人处世上,黄宗羲对杨时的软弱无为颇有微词。在哲学思想上,杨时致力于统合北宋五子的思想,开朱熹思想之先声,但仍不免浸染了禅学。编纂者反对后世因为尊崇朱熹之学脉而过于推崇道南学派代表杨时、罗从彦的观点,并订正了《豫章年谱》与《宋史》中罗从彦师事杨时的时间上的讹误。编纂者肯定罗从彦、李侗静中体验未发气象的本体工夫论是对程颢静坐体认天理的识仁思想的深化,是入门的工夫手段,而朱熹的批评是担心此方法之流弊,因此朱熹居敬穷理的二元工夫论已背离了师说。

用RP-HPLC法测定无花果叶中补骨脂素的含量

目的：建立无花果叶中补骨脂素的含量测定方法，以服务于今后的资源开发。方法：采用RPHPLC法，色谱柱KromacilC18柱（150mm×4．6mm，5μm），流动相甲醇：水（58：32），流速0．8mL／min，检测波长246nm，进样量80μL。结果：在1．256～125．6 μg／mL范围内，补骨脂素浓度与峰面积呈良好线性关系（r＝0．9999）。同一采集时间、同一树枝的不同叶片中补骨脂素的含量存在明显差异。结论：本文所建立的方法简便，重现性好，可用于无花果叶中补骨脂素的含量测定；无花果叶中补骨脂素含量因叶而异。

杜甫《牵牛织女》诗之理、事、情的三维观照

《牵牛织女》诗演映了杜甫诗之理、事、情的三个文化维度。于事而言,杜甫以“牵牛织女”之事既揭七夕民俗之假,又借之谲谏君主,渴求恩义之真。于情而言,七夕佳节建构了“牛女—李杨”的爱情象喻,因时因地地引发了杜甫的慕汉之思。于理而言,夫妻、君臣、公私是自孟子以来哲学探讨的三个人性维度,杜诗发扬了即理即仁的孟子哲学,成为中唐北宋以来理学思想之由蘖。

论清初《李诗纬》的选评标准与风雅诗教观--以李白《古风》分类选编评点为中心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有清初应时选编、丁谷云评点的《李诗纬》四卷,以此本对李白《古风》的分类选编评点为中心进行考察,发现“体分正变”是其一以贯之的诗歌归类标准,评诗则遵循意、辞、章相结合的诗法准则,分为“上”“上次”“中”“中次”“三者一居”五等。此本选编宗旨明晰,体例归类严谨,评点与分类互相照应,体现了编选者和评点者独特的“正变诗学观”和崇尚《雅》道的“风雅诗教观”。此本诗歌选评标准明晰,体例严谨规范,是清初重要的李白诗歌选本。

重脏腑,调气机,散湿浊——李福海治湿理论

吾师李福海秉承国医大师路志正倡导的“北方多湿论”,传承易水学派思想,在临证治湿时,以六经统论,结合脏腑,重视太阴、阳明的问题,以脾胃为中心,“持中央、运四旁”,同时“怡情志、调升降”,并发挥“开鬼门、洁净府、燥中宫”的理念,祛湿之法灵活多变,其旨为调动人体自身脏腑功能,纳化正常,升降有序,气机通畅,湿散浊清。

中国的“三实”与西方的“三理”:一个总结性的回顾、反思与前瞻

中国传统和改革时期的基本思维方式可以用“三实”——实践、实用、实质来总结,与西方的“三理”——理性、理推、理想(类型)十分不同。“三实”是基于二元(或多元)互动与合一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主流二元对立、非此即彼思维十分不同。当然,两者在历史中都显示过其偏颇的一面。当代中国曾经显示趋向平衡之外的极端,譬如,脱离实际和过度管控的“大跃进”,或与其相反的过度动乱的“文化大革命”。西方现代则在自由主义的同时,长期显示帝国主义侵略、资本主义无穷逐利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偏颇。中国未来的正确发展道路在稳定、平衡地推进由上而下的领导与由下而上的民众参与,也在继续吸纳必须的“三理”思维和其连带的机械化发展,以及自由主义和西方法律的个人权利观,借此追求超越中西二元对立,迈向综合中西优点的长远道路。

明代嘉靖张氏家塾刻本《李诗选》选源考

张含选、杨慎评嘉靖刻《李诗选》十卷当为明代最早且有明确文学宗旨的李白诗歌选本,此选之选源究为何本,张含无说,而杨慎语焉未详。杨慎于《李诗选》和《升庵诗话》中撰多条校勘性批语和诗话论及李诗集版本,有“古本”“今本”“俗本”等提法。我们认为,“古本”即杨慎家藏之宋乐史编刻《李翰林集》二十卷,为《李诗选》选源之校本。乐史本后亦亡佚,幸赖杨慎之校语,略知其优于现存之宋本,如清重刻宋元丰本、宋蜀本、明重刻宋咸淳本等,亦可见《李诗选》之独特价值。“今本”指元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之元刻本或明翻刻本,系《李诗选》选源之底本。“俗本”指《李诗选》之前的明刻李诗集。考察《李诗选》之选源有助于辨明李诗集历代版本之差异和优劣。

论苏轼的茶禅与易理

苏轼对茶的理解和对禅的兴趣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虽然他没有刻意去修禅或体悟禅境,但在涉茶的诗词文赋中时时体现闲适、幽寂、清欢等空灵境界,处处盈溢东坡“吃茶去”的禅门感悟。东坡爱茶禅,也爱易理。

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所附《曾纮说》考辨

《曾纮说》作为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卷外附录的文献之一,对该本陶集的断代和陶诗的研究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曾纮说》附入陶集卷外,当始于宋孝宗乾道年间林栗江州刊本《陶渊明集》。曾纮所引宋绶之言在校勘学上是有学术价值的,但曾氏眼高手低,落实到具体的校勘实践,如其关于《读<山海经>》其十“五字皆讹”之说,又极为荒唐可笑,其擅改陶诗和《山海经》文本的做法,亦极不可取。曾氏论陶诗之言,属于对东坡诗论的公然剽窃。《曾纮说》不仅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且在陶集刊刻史和传播史以及陶诗接受史与研究史上造成了不小的混乱,其谬种流传,恶果至今未除。而试图清除这一恶果,乃是文章的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