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杜交谊及其意义

李白杜甫交谊是重要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其意义绝不限于普通的人际关系,二人的友谊是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伟大的情谊,是儒家倡导的以义相交的典范。具体而言,李白对杜甫很关心,但与杜甫对李白的盛情相比,李白对杜甫的情谊不够“对等”:在李白交游圈中,杜甫只是他的普通朋友;在杜甫的交友圈中,李白是他一见倾心的人物。杜甫推崇李白的才华和气质,理解李白为诗为人,同情李白的遭遇,甚至为李白申冤,这充分证明李白飘逸人格与绝世才华的巨大魅力。杜甫对李白的推崇、关怀、同情、理解,也反映出杜甫独特的思想素质和精神需求,在杜甫成长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思想史和诗史意义。

李白和杜甫涉胡诗的精神特质及艺术特色探析

李白和杜甫的涉胡诗对胡汉关系的表现有所不同,李白、杜甫涉胡观念的形成同其家世、生平、个人性格以及接受胡文化影响的程度密切相关。李白、杜甫对安史叛军发动内乱和胡汉统治者挑起战争的黩武行为均予以批判,但二人的涉胡态度既有盛唐诗人的共性特征,也有各自鲜明的个性色彩,主要表现为:李白处处“放得开”,显得自信而松弛;杜甫则时时“放不下”,显得自省而焦虑。从艺术表现来看,李白涉胡诗善用比喻夸张,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风格;杜甫涉胡诗长于叙事用典,具有厚重的现实主义风格。

刘濬《杜诗集评》资料来源、编纂体例及评语选录特点考论

作为清代杜诗评点领域之集大成者,刘濬《杜诗集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据考索,刘濬编撰《杜诗集评》主要依据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同时还参考了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等宋本杜集。深入其中,不难发现《杜诗集评》大体采用先分体再编年的纂辑方式,使阅者开卷了然。通过精读全本,可以知道刘濬采择15家评论的工作主要从辨证异文、追溯渊源、叙述背景、归纳诗意、探讨诗法、阐发影响六个层面展开,堪称特色鲜明突出。

异域之眼看杜诗——李植《杜诗批解》评语析论

李植的《杜诗批解》是朝鲜文人批解、注释杜诗的第一部个人著述,被誉为朝鲜人研读杜诗的入门要籍。李植批解杜诗时注重考辨异文、分析诗作结构、阐明诗作句法,担负着教导后学的任务。其以异域之人研读杜诗,确与中华之人有着不同的视野与角度。

顾炎武的杜诗学

顾炎武在创作上能踵武少陵的“诗史”精神,并能在艺术风格上主动效法杜甫,风格沉郁顿挫。作为乾嘉学风的开创者,顾炎武在清初确立了一种严谨求实的学风,对整个清代杜诗学的发展亦影响深远。在《日知录》中他还辟有专章对注杜进行研讨,其杜诗学的考证体现出“引据浩繁”的特点,但其中也存在许多疏失与舛误。

安史之乱前后杜甫的交游对杜诗创作的影响

天宝后期至乾元年间,杜甫和许多思想上推崇儒学,创作上以古体诗反映现实民生疾苦的诗人交往,如和他共游慈恩寺且相互唱和的储光羲、薛据、高适、岑参,还有《箧中集》诗人张彪、孟云卿、王季友,可能还有《箧中集》的编选者元结以及苏源明、郑虔等。杜甫和他们进行过诗歌创作的讨论,杜诗中留下了学习他们的痕迹。杜甫此时一改前期的创作风格,用大量的古体诗反映时局动荡和民生疾苦,杜诗这一变化的原因之一是受到这些诗人创作风气的影响。

杜诗释词六例

本文就杜甫诗中的“数”、“破”、“休无赖”、“恰恰”、“料理”、“好在”六个词语进行考释 ,旨在说明杜诗有俗语 ,读杜诗宜参以俗语解之。

论邓肃对杜甫的接受

邓肃是宋南渡时期著名谏官和爱国诗人,诗词文兼擅。其诗歌创作师承多家,而受李白、杜甫沾溉最多。南渡前邓肃以学李白诗为主,诗歌豪纵俊爽、磊落旷放;南渡以后,则以学杜甫诗为主,诗歌沉郁顿挫,雄浑劲健。他学习杜甫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实录"的诗史精神和以史笔入诗的艺术表现手法,把个人身世之叹与抒写家国之痛密切结合,诗歌充满忧患意识与感人力量,比前期追踪李白的作品更显厚实、凝重。在杜诗接受史上,邓肃的创作值得重视。

韩愈诗文之效体现象与“杜诗韩笔”再论

文学作品中的"效体"除了效仿古人之外,还有一类效体是专门效仿同时代作家,尤其是与所写作品直接相关的友辈之文体与风格。唐代文人中,韩愈是善用"效体"的代表,他有意识地效仿孟郊、樊宗师、柳宗元、卢仝等人的文学风格,其效体不仅在诗歌中多有出现,还在散文尤其是墓志铭与赠序文中多有运用。这种因人设辞与善于虚构的手段也造成颇富戏剧化、情境化的文学效果。效体现象在唐代并不是个例,杜甫在唱和、酬赠诗中也善用效体,其效体与韩愈一样,明显具有因人设辞的特点,也均是效友辈之作。"杜诗韩笔"能够极诗文之正变,成为经典中的经典。分析杜甫诗与韩愈文中的相似现象,或可从新的角度佐证"杜诗韩笔"的特殊性。

郑珍为诗取径的主次分轨

郑珍为诗,要在学韩,本于叙议,出于学问。兹论分轨所由,多自学韩而出,及其所之,则上下唐宋。以宋人学韩,故郑珍学宋,盖亦学韩一路,得于宋人句法、苏黄驰骋才学及宋诗机趣。韩从杜出,故郑诗学韩,与学杜无悖,多在即事、叙述及诗语祖述。郑诗略近孟诗者,固以遭际相似,而有情感认同,不似孟郊刻厉;似乐天、太白,则以学韩叙议,造语至于敷衍散漫;似李贺,则以郑诗奇气在焉,而用语固有取用;小诗有似王维者,悉写乡居生活、片时风景、一时感受,拟之贴切。

李杜诗风的转变与唐代文化的转型

个人诗风的差异和转变,是与诗歌思潮与文化思潮的嬗变息息相关的。李杜诗风之变,实际上是唐代诗歌主潮由盛唐的理想主义浪漫诗潮向着盛中唐之际的现实主义写实诗潮嬗变和唐代文化由盛唐的多元开放的理想主义文化思潮向着盛中唐经世务实、主尊儒学的现实主义文化思潮转型的表现。李白和杜甫正是唐代这两种诗歌主潮和文化思潮的代表人物。将李杜诗风的转变与唐代的诗歌思潮及文化思潮联系起来进行综合性探讨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他们诗歌的文化内涵,更加准确地阐述和评价李白与杜甫在文化史与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历史贡献。

跨文本阅读:《以赛亚书》2章1-4节与杜甫诗篇

通过对《以赛亚书》2:1-4和杜甫诗篇这两个不同文本的"跨越"解读,探讨了"和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问题。"和谐"不仅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止息战争"的"和平"层面,还包括了人与自然之间敌对状态的结束,个体的心灵、灵魂层面的升华。跨文本阅读《以赛亚书》和杜甫诗篇,会帮助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人类追求和平与"和谐观"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多层面性。

南京图书馆藏《方南堂先生手批杜诗》考论

南京图书馆所藏《方南堂先生手批杜诗》,保存了清初诗人方贞观对于杜诗的批点。其中评语近两万字,总体倾向是贬多于褒,可以纳入明末清初"贬杜论"谱系之中。其圈点形式也很丰富。最有特点的是诗题上所加的数量不等的朱圈,这体现出方氏对杜诗的甄选,相当于一部杜诗选本。综合其圈选、评语看,方氏的观点是对明代格调派杜诗评价的继承和发展。

论李白诗歌中的丝路文化色彩

李白是唐代诗人中身上最具有西域和丝路文化色彩的诗人之一。他的西域文化色彩不仅表现在他的诗歌中,更体现在他的家世的西域文化背景上。他的西域情结和西域文化因素不仅是体现在表面的言行风格上,而且也体现在他的骨子里,即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面。他是盛唐时代文化开放和思想开放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中亚和西域文化的熏陶使李白的诗歌具有巨大的文化魅力和丰富的艺术表现力,这也是他的诗歌成功走向世界的因素之一。

人际传播:杜诗未刊评点的传播方式

杜诗未刊评点是杜诗学史上具有独特批评形态且文学批评色彩较浓的珍稀文献。与小说、戏曲评点着意于文学传播之商业价值的多向性、大众化传播方式不同,单向性、私人化的人际传播是杜诗未刊评点传播的唯一方式。在其版本流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父子传播、友朋传播和师生传播等三种主要的传播形态。杜诗未刊评点这种单向性的人际传播具有强化杜诗经典地位、激起学界和收藏界对杜诗未刊评点不断珍视的现实功能。

李白诗文中的否定副词研究

李白诗文中的否定副词有部分在现代汉语中仍在使用。它们的基本语义大致可以分为一般否定、禁止或劝诫、对已然的否定、对判断的否定等,但不同意义类别的否定副词之间互相渗透,有统一为"不"(表一般否定)的倾向。此外,李白诗文中关于这些否定副词的固定搭配和特殊句式比较多,从中可以窥见否定副词的演变轨迹和发展趋势。

深远、高远、平远:从杜甫、李白、王维诗歌看盛唐诗歌之美的三个维度

盛唐诗歌是华夏民族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诗圣杜甫以其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情怀为盛唐诗开出了深远美之维度;诗仙李白以其古风之志和不羁气骨为盛唐诗开出了高远美之维度;诗佛王维则以其宁静平和的心境为盛唐诗开出了平远美之维度。

杜甫的婚姻及其婚姻诗

通过对杜甫婚姻诗及有关史料的综合考察,对杜甫的婚姻进行了相关考证。

豪斯翻译质量评估模式的应用——以杜甫诗《赠卫八处士》的两个英译本为例

对翻译的理解不同将会产生不同的翻译标准,同时判断译文质量的方法也不同。德国学者朱莉安.豪斯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为评估译文质量提供了方法。笔者借用这一理论,以杜甫诗《赠卫八处士》的许渊冲译文和辜鸿铭译文为例,在语场、语旨和语式上分析译文与原文在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方面的偏离程度,判断译文质量的高低。

杜诗修辞格的超常运用

作为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伟大诗人,杜甫在运用某些修辞格时,根据思想及艺术表达的需要,突破了人们对这些修辞格传统意义的理解,真正达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对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修辞格主要有求同对比、求异用典、当句对仗、错位比喻、句内顶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