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经验与孙犁抗战小说的美学创造

孙犁的文学生涯始于抗日战争时期。抗战时期的生活经验既是孙犁创作的重要资源,也是其抗战小说风格形成的基本背景。孙犁的抗战小说大多关注根据地群众的生活,而较少涉及战争场景,并形成了舒缓的美学风格,这与晋察冀的敌后战斗环境,以及他在根据地的工作经历有直接关联。战争时期的记者生涯,直接催生孙犁的文学创作,其最初的创作经历了从通讯、速写到小说的演变历程,战时通讯的文体要求也限制、影响了孙犁抗战小说的文本风貌。敌后抗战带来的时空变化影响了作家的主体感知,行军迁移中的空间转换在其小说中形成了平原—山地的叙述结构。而游击战争的夜间活动,促发了孙犁笔下“星月”意象的频繁出现和战时书写。回到作家文学起步时期的原生环境,可以进一步打开孙犁抗战小说的经验脉络和历史细节,理解孙犁文学风格和文本面貌形成的历史与现实因素。

个体记忆的叙事伦理——以池莉的《你是一条河》《来来往往》为例

以池莉《烦恼人生》、刘震云《一地鸡毛》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注重对个体情感体验和日常生活的描写,试图通过个体记忆来还原客观的生活现实。池莉的小说以个体琐碎庸常的生活为主要叙述内容,在人物命名、个体情感的叙事中体现着作者对个体与时代关系的反思。同时,对生活中“不屈不挠的活”的方式的描写,推崇着底层社会的蓬勃生命力。在池莉小说中对生活经验的理解与思考源于作家的个人经验,由此呈现的个体生存状态、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能够引起当下反思。

直抵人性深处——论李佩甫小说的人物塑造

李佩甫小说中的人物塑造,总是以精妙的细节揭示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可能性,从而展现众多人物命运的变迁。他笔下的众多人物充满智性。他善于将人物的形象和命运推向极致,而且从中原文化的独特内蕴出发,探寻形成人物心灵的秘密的“土壤”。李佩甫小说的人物塑造具有群像特点、智性特点、极致特点和寻根特点。

孙犁抗战小说与中国文学的“征夫-思妇”征戍抒情传统

孙犁抗战小说的鲜明个人风格,奠基于他同时重视“现实生活”“民族性格”“民族传统”的高度理论自觉。这些作品以“战士思乡”“异地怀人”为审美主线,深度呼应了中国文学“征夫-思妇”母题的征戍抒情传统。其中“抗属家务事”叙述深刻而丰富地体现了“征夫-思妇”母题的古今意涵及其和合共生关系;“战地儿女情”叙述则以“拟亲属”伦理关系转换和“得胜回头”式跨时空怀想,表现出“拟征夫-思妇”的深层思维路向。“征夫-思妇”征戌抒情传统既有深厚的审美文化积淀,又有中国农业文明家庭结构形态和中华文明连续性特征的文明史基础,具有文明规律之“源”和文学传统之“流”有机融汇、合而为一的艺术优势,孙犁抗战小说的审美经典性就建立在这雄厚的基础之上。

解放区减租土改小说的叙事形态——以李束为作品为例

学界对解放区土改小说的考察,很大程度上忽视减租减息运动与土改运动之间的承续关系,忽视解放区由党的领导、作家创作、群众生活构成的三元结构文学形态的确立。而李束为作为晋绥五作家的重要成员,其减租土改小说既体现了减租运动与土改运动之间的联系,也为探讨上述三元结构文学形态的内在问题及其如何制约新的政治认同与乡村文化建构提供了典型案例。

西部精神、家国想象及“巴子营”世界——李学辉西部小说创作综论

李学辉是新世纪以来勤奋笔耕的西部作家,其小说创作成就斐然。李学辉小说注重对西部精神的发掘,这成为其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依据;李学辉小说虽然叙述的主要是凉州故事,但其视野却没有局限于凉州,而是有着更大的辐射空间,即力图通过讲述凉州而达到讲述“中国”的预设,我们称之为“家国想象”。无论是对于西部精神的阐发,还是对于家国想象的释放,李学辉小说都是从一个原点出发的,这个原点就是“巴子营”世界。李学辉小说所精心创构的“巴子营”世界,具有极强的西部性,这通过其所描述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的西部性,以及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的西部性,清晰地呈现出来。

小说余馥与商籁琼音--李渔与莎士比亚喜剧语言比较研究

作为中国与西方的喜剧大师,李渔与莎士比亚都具有较高水平的喜剧语言驾驭能力。李渔善在剧中用通俗的语言平衡不同审美水平的受众以起到均衡的教化功用,而莎士比亚则喜用剧中人物幽默俏皮、滑稽诙谐的通俗化语言来展现言外之意。李渔的喜剧语言受到了其拟话本小说语言的流畅风趣、贴近生活的影响,具有“话本风格”,莎士比亚诗歌的韵律和语言表达效果则让其喜剧语言具有“诗歌韵味”,呈现出别样气质。取李渔、莎士比亚喜剧中的语言这一角度进行比较与探讨,以达彼此关照、互相阐释,是促进中西戏剧沟通与交流的迫切需求。

“篆隶融楷”与“意涉瑰奇”——从王铎小楷《韩愈答李翊书册》论其浪漫主义书风

王铎小楷《韩愈答李翊书册》,表现出与其行草书迥然不同的格调,本文首先通过图例分析,探讨其中“篆隶融楷”与“意涉瑰奇”的艺术表现。其次结合晚明好古炫博的艺术生态,对王铎小楷精研字法表现、崇古而不泥古的浪漫主义书风进行考论。王铎对文字正脉的追求,可谓在衰颓、动荡时代中的浪漫主义理想与主体价值的“呐喊”。

稗官为传奇蓝本——李渔小说改编戏曲的创作手法研究

李渔将戏曲取材于小说这一文学现象总结为“稗官为传奇蓝本”。不同于绝大多数剧作家在戏曲创作时拾取现成题材的做法,李渔创造性地将自己的四部小说改编成戏曲,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由于小说和戏曲本身存在的文体差异以及李渔创作理论的影响,改编而来的戏曲在叙述方法、人物设置和情节安排上都与原本小说有所不同。

李伯元与“谴责小说”的兴起

晚清“谴责小说”的兴起,并非如鲁迅所论兴起于庚子事变后的1901年和受庚子事变的刺激,而是兴起于1903年,原因是以李伯元为代表的报人作家对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的响应。《官场现形记》开创了晚清旨在揭露官场腐败及其原因的“写实派”社会小说的典范。

李劼人:重建女性神话——“大河小说”情爱叙事的的文本阐释

李人的情爱叙事具有理想的色彩和“神话”品格。他所重建的女性神话伸张了女性的特点和权利 ,偏离和危及了传统的性别陈述。创作主体在对女性的道德评判上始终保持着缄默 ,这实际上正是一种宽容。

论池莉小说的女性意识

池莉初登文坛就被誉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这使人们对她的小说形成了一种误读,忽略了女性意识在其作品中自然的潜性的显现。其实,女性意识一开始就蕴含于池莉的作品之中,从母性意识的展示与体现到爱情婚姻情感意识的定位,从与男性抗衡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到消解两性激烈的对立,其女性意识经历了由隐到显、由粗到细、由疏到密,逐渐成熟和完善的过程。

从曾朴到李劼人:中国长篇历史小说现代模式的形成

过去十多年的现代文学研究,确立了李人在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创作上的开拓者地位。实际上,中国历史小说现代模式的开创者是曾朴,而完成者是李人。曾朴与李人,均师承法国19世纪小说,以"风俗史"、"非英雄"的审美追求和独立的历史叙述,创作出与传统历史小说演义正史、叙写英豪、表现正统道德完全不同的现代历史小说模式。由于社会文化原因,曾朴、李人的历史小说模式,并未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主流。40年代以后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更多是茅盾式的"社会剖析"形式;而历史小说创作,则基本回复到五四前的传统历史小说套路上。

池莉小说中女性意识的覆盖

池莉虽然不是女权主义者,但在她的小说中有着强烈的女性意识。她试图通过对市民阶层女性的一系列反传统反道德的行为描述,来展示自己告别传统女性形象、凸现女性的破坏性以及彻底否定男权神话的创作意图。池莉作品中女性意识的覆盖,使得她的创作在中国文坛上极富个性。

池莉小说的爱情观新解

研究池莉小说爱情观的评论性文章大都将其归结为"不谈爱情",即只谈物质生活中的现实法则,而不谈精神层面的所谓爱情。但笔者以为池莉不仅谈论爱情,而且有她独特的见解。即:认为"上天好像并没有安排爱情。它只安排了两情相悦";"有一种办法可以保持男女两情相悦的永远。那就是两人永不圆满,永不相聚,永远彼此牵不着手。即使人面相对也让心在天涯,在天涯永远痛苦的呼唤与思念。""两情相悦"且"永不圆满",这就是池莉认定的在俗世中存在的所谓爱情的最佳状态。

“才学小说”《镜花缘》的小说学意义

李汝珍的《镜花缘》是清代四大"才学小说"中将"才学"在小说中的呈现进行得最为彻底的作品。其在文本的实践层面,贯穿了明晰的"才学本位"意识,而在叙事过程中亦致力于展示"才学"的道德性及寻求适宜的叙事法则,从而为"才学"作为叙事对象提供了价值前提和美学可能。考察其处理"才学"和小说文类规则关系时的实践呈现和理论意义,有助于客观评价其作为小说新类型在小说学上的贡献,并以管窥豹,探讨清代嘉道时期小说文体的新变及其对中国小说史进程的影响。

第五届全国《镜花缘》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8月17日至18日,第五届全国《镜花缘》学术研讨会在江苏灌云召开。会议围绕《镜花缘》作者生平交游、文本生成、审美创新、《镜花缘》与的中外比较,以及小说与地方文化建设、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展开。

鱼对水的绝望:论李碧华小说的两性书写

香港女作家李碧华在小说中,通过一系列美丽叛逆的女性的情感、生活和命运,对男权文化系统中的女性性别宿命做了深刻独到的描述。在关于两性关系的深度拷问中,李碧华表现出了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和反抗姿态。

性文学领域的大胆叛逆——试论台湾女作家李昂的小说创作

李昂对性文学领域的大胆叛逆,使她走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的前列。作为一个问题意识强烈的作家,李昂往往通过性题材的描写来介入社会生活,“性”在其小说中有着社会历史的脉络,并起到“以性言他”的作用。在成长议题的关注中,“性成长”是女性构建自我的一个重要过程;在女性议题的发掘中,“性反抗”成为一种社会反抗的象征,矛头直指男性沙文主义;在政治议题的观照中,性与政治的交缠,女性与权力的关系,则成为她的写作重心。

孙犁小说的革命风景及其书写机制

"真善美的极致"一直是孙犁执着坚持的文学追求。在这样的文学观念影响下,"阶级"和"革命"等意识形态话语在他的小说中被"装饰"成优美的田园风光,变成了一幅有待发现的"风景"。在孙犁笔下,风景并不是仅仅存在于审美层面,而是包含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内容,而这样的意识形态内容是作家主动渗透和主观建构的。"革命风景"在孙犁小说中真正成为了主体和客体相互建构,个人与时代相互纠缠,自然、历史、时代相互渗透的文学景观。在孙犁笔下,看似云淡风轻的田园风情、温情脉脉的人性人情,其实都包含着抗战背景下多种话语的张力书写;看似革命话语统编一切,但人性话语却在张力书写中成为风景的一极,最富艺术的生长力和时代的穿透力。这样的书写范式,主观上迎合了时代的要求,客观上开拓了革命话语的书写空间,使得孙犁小说的风景书写呈现出丰富的文化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