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蓝色公路”:《水经注》的空间想象

考察北魏郦道元(?—527)的《水经注》,可以从两个角度出发重构《水经注》的文本生态,以求阐明此巨著之意义与价值。其一将郦道元的作品置于经注传统的语境脉络中,一方面强调注经者所面临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指出注疏相对于原始文本的创造潜力;其二,让郦道元的著作与同时代的南方山水写作进行对话,强调该著作在空间感知和空间表现方面的独特模式。由此提出,郦道元基于帝国想象,构建了一套由江河组成的基础设施体系,这套江河系统可以被视作以人工运河来佐助自然江河的中古隋唐政体的有力象征。

郦道元《水经注》生态思想管窥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表达的生态保护思想未曾为学界所关注。郦道元认为,水资源富有理性和灵性,是否造福人类取决于人类自己的选择;人类利用自然时,虽可发挥主观能动性,但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规律,不可过度开采或污染自然资源,否则会遭到自然的报复。这一生态思想,为我们今天坚持生态保护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提供了一定的观念支持和有益的参考。

郦道元《水经注》的编辑体例及特色

郦道元的《水经注》在中国编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该书的编辑体例和编辑特色也与一般的经典名著风格迥异。在编辑体例上,《水经注》采用的是编创合一的编辑体例,将编辑、著述和创作融合在一起。另外,《水经注》的文字多达 32万字,比《水经》原著多了将近 30倍,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的编辑史上,是极为罕见的。郦道元在编辑和撰写《水经注》的过程中,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实地考察,不仅搜罗了大量的古代典籍和相关的文献资料,辑录了 350多种古代金石碑刻,引用了 437种书籍,而且还对《水经》本身作了大量的考证、补充与注释工作。因此,广引博证、校考并重是郦道元编撰《水经注》的又一重要特色。

郦道元《水经注》中汉语语音现象再探讨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蕴含丰富的古汉语语音现象,前人虽已有所发掘,但还有些现象值得继续探讨。如声的演化过程中,当时的唇音合口三等字仍无[i]介音,轻唇音尚未从重唇音中分化出来,全浊声母清化,有喻四归定现象;对邪母~禅母、生母~清母、心母~澄母等舌音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当时的齿头音与照二、照三、端系关系密切。在韵的演化上,指出当时出现了鼻音韵尾由—η合为—n,入声韵尾k有脱落趋向,一、二等混读,模部字开始转入侯部等现象。

郦道元撰著《水经注》动因探析

郦道元撰著《水经注》,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述风气、北魏孝文帝改革时期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郦道元本人的学术抱负以及魏晋经济军事的需要等因素,都有着重要的关系。

郦道元《三峡》的美学解读

解读郦道元《三峡》中的审美自觉性,分析其审美的时代特征和对后世山水诗文的影响。

千年三峡 别样文章——萧乾与郦道元“三峡”散文对读

本文对当代散文家萧乾所写的《初冬过三峡》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进行了对读,两篇散文虽然时间横跨超过千年,然而皆是描写三峡的杰作,并且各有千秋。

论《水经注》对中国山水文学的独特贡献

《水经注》对中国山水文学的独特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郦道元全面清理并继承了前人有关山水审美的成果,在理论上肯定了山水审美是人类实践的产物;第二,郦道元不是孤立地描写山水,而是将其放在大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加以表现,在自然景观中往往有人文景观,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紧密结合;第三,《水经注》记山水简练传神,风格清新,深得山水之神韵,直接导启了柳宗元和徐霞客的山水游记。

《水经注》山水景物描写的特点

郦道元的《水经注》既是一部系统完整的地理学著作,也是一部生动优美的文学作品。其中的山水景物描写富有个性特征、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用简洁的语言,捕捉最富有特征性的景色,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自然山水进行个性化的刻画;开发挖掘客观景物的内在品质,使山水井物的精神特质得以深刻的表现,突出地刻画显现了各种不同的山水性格;在叙事描写之中包含着真情实感,融情入景、情与景偕。

《水经注》中的三国城市文化地理

郦道元的《水经注》弥补了《三国志》没有地理志的缺憾,大体承袭了《水经》的写作思想,全书涉及到的三国史事,详于曹魏,略于蜀吴。城市是区域的中心和地域文化发展的引擎,《水经注》为我们展示了三国时期城市文化地理发展的靓丽景观。

合肥的地理与名义

“合肥”得名问题,东汉应劭以来,论者纷纭,知名者数十家,以郦道元说“夏水暴涨,施合于肥”影响最大,但不符合地理实际。秦汉时期自沛郡城父县乘船经西肥水直达合肥而入长江是一条著名的水道,给当时人们合肥得名与西肥水、(东)肥水与南肥水相连通有关系的认识。魏晋以降这条水路因地震而阻塞不通,学者们又以后世南淝水的地理情况来说合肥的得名。讨论合肥得名,需要了解秦汉合肥的地理与当时人的地理知识,正是这些促成了合肥的命名。依据《水经》及郦道元注的记述,结合汉魏水道通行的情况,可知汉魏人认为施水自肥水别出,东南流经合肥城南,又东分为两支,一支北出入阳渊,一支东南入湖,而合肥“城居四水中”,即施水南肥河经合肥城北、西、南三面再东出,加上东面肥水枝津构成四水环城,则合肥实为肥水合围之城,合者“合口也”,“汇合之称”也,“合肥”说的正是县城为肥水干、支流围合之义。合肥县之设略可定在淮南王刘长刘安父子在位间。

论《水经注》对潧(溱)水之误注兼论《水经注》研究的几个问题

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是记述我国1252条河流之水道源流以及相关自然景物与人文史迹的重要典籍。后代学者在对其进行辑补、校释时也发现或造成了一些错误。本文通过引证前辈学者研究成果并列举新的论据,揭明郦道元将春秋战国时郑国与韩国都城(遗址在今河南省新郑市区)东之溱水误注为黄水河;并进而阐述了对《水经注》再做深入研究与严谨校释之学术意义及实践价值,提出了当前应树立新的研究理念,协调学术力量,撰写《<水经注>简校》、《<水经注>新校》、《新水经》等代表现代学术水平新成果等具体建议。

汉孝女曹娥碑考

郦道元在为《水经》作注过程中,地合南北,遍寻古迹,每至一处,有闻必录,广辑碑文,于注中就行旅所知共记载了秦汉以来至北魏各时期的碑碣、石刻、石室画像和摩崖题刻等各种石刻文献三百余处,其中载有汉末时之贞烈孝女、孝子之碑,其孝行感动世人,故多立碑以彰显其德,本文试就其中之一《汉孝女曹娥碑》,以碑主之生平、碑文之内容、碑石之传承等方面分而论之,以冀能拓展金石学研究之领域。

《水经注》徵引吴越石刻文献考论

郦道元在为《水经》作注过程中,著录汉魏时期金石碑刻众多,其中在卷四十《渐江水注》中集中收录了吴越地域汉魏时期六处石刻文献:余杭三碑、独松冢砖铭、浦阳江侧冢甓书、孙吴临平湖石函文等,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献及文化研究价值。文章试就《水经注》所著录吴越地域汉魏时期六处石刻文献予以考释,以充实吴越文化研究之内容,亦冀能拓展金石学研究之领域。

汉桐柏淮源庙碑考论

郦道元在为《水经》作注过程中,地合南北,遍寻古迹,每至一处,有闻必录,广辑碑文,于注中就著录汉魏时期各种石刻文献众多,其中卷三十《淮水注》"淮水出南阳平氏县胎簪山,东北过桐柏山"条载有"汉桐柏淮源庙三碑",为南阳地区汉碑之名品。"汉桐柏淮源庙三碑"之碑文内容、碑石之传承等,既能拓展金石学研究之领域,亦充实南阳历史文化之内容。

《水经注》记载的名胜古迹

《水经注》记载的名胜古迹有神话传说中的名胜古迹、域外名胜古迹、据南方古文献辑录的南方胜迹、当时存在而今已不存和至今仍存在且有所更新发展的胜迹。郦道元对名胜古迹的辑录生动而求实,对《水经注》所载名胜古迹的整编对于郦学研究、文献学研究和旅游业的发展都将有所增益。

《水经注》中黄帝桥山考

据文献记载,黄帝崩,葬桥山。桥山位于何处?与今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之桥山黄帝陵是何关系?这些问题一直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讨论的热点。本文用以北魏《水经注》为代表的早期文献和实物材料相结合的方法论证,推测出《水经注》中的黄帝葬地桥山泛指今陕西省榆林市南部的白于山。至于唐代南迁到今子午岭东南麓之延安市黄陵县,其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长期战乱。